DVD: The Shanghai Ghetto

总算看了纪录片 The Shanghai Ghetto. 厂家的标语很有意思： Everything else is fiction.

（一）中国人呢？ How about them Chinese?

几年前，我在欧洲参加过一次 Shanghailanders 的聚会。参加会议的有几个中国人，一个是上海社科院的潘光，一个是在德国一所大学里教科学的Frank，一个是在奥地利一所大学里读德国文学的杨小姐。会议的主题是由幸存者回忆他们的经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宣读论文。




当时潘光的名气已经不小，凡是我接触到的学者，大都向我提起他；我的导师1990年左右去上海，在街头照相，没想到照相的目标是一座监狱，于是警察来干预。潘光说，你别找他的麻烦，他是有钱的美国犹太人，要来上海投资的，你要是把他气走了，责任可大啦。警察居然也就不了了之。

会下讨论的时候，几位来旁听的当地学生问我：他们老是谈他们自己的经历，那么中国人呢？难道他们到了上海住的是真空？和当地人没有任何接触？

我当时只是一个学生，而且我的专题并不是上海犹太人，所以很希望潘光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意见。可他就是不吭声，除了念自己的论文就一概一言不发。其实他的英文也还不错，会下和人交流也不成问题，还有新闻媒体采访呢，可是在会议上他就是不吭声。后来我厚着脸皮发言了，用友好的口气询问这些人对中国人的记忆。

我提问一是确实是好奇，另外也有些不服气：你们总觉得你们的苦难最深重，你们不知道，其实你们去的那个地方，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二）中国人“欢迎”犹太人？

于是 Rena Krasno 和 Ernest Heppber 专门谈了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的交往。Rena 的父亲Abrahams是俄国犹太人团体的领袖，不是难民，和中国人的交情自然要深一些；Rena 即兴写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文字，当场宣读；Ernest 说，他当时开着一个小面粉厂，里面雇佣着几名中国工人，美国人轰炸虹口的时候，所有工人全部遇难。当时不觉得，现在想来，我的提问很“煽情”。

Frank 英语德语都不错，不是搞社会科学的，观点很激进。当一位英国学者津津有味地描写沙松、克杜威和哈同为上海带来的繁荣时，他蹦出来说，你们得意什么，他们是靠鸦片买卖发家的。历史学家无言以对，只是说，鸦片贸易在当时是合法的。但是在这种怀旧、温情的会议上，她的论文马上失去了道德上的根基。

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总觉得人们过于强调了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我也承认犹太人的灾难不仅仅是犹太民族的灾难，而是全人类的灾难，然而，参加这样的会议，我还是深深地觉出一种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主义，似乎每一个欧洲人的生命都那么宝贵，比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要高出许多。说也不太说得清楚，说出来似乎也是一种耻辱；再说我们面对的本来就是不幸中万幸的幸存者，他们没有义务一定要感激他们的中国“主人”、“邻居”。

可是，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爱把这段历史浪漫化，说中国人敞开双臂欢迎犹太人。外交场合说这种话还无可厚非，历史学家这么说就有点尴尬。中国人没有这么做，上海人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并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没有做主人欢迎客人的权利。犹太人得以来到上海，是因为上海无人辖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用签证就能进入的地方。

（三）口头历史的力量与“吊诡”

读过一些上海犹太人写的回忆录，也读过一些历史学家写的专著，然而，真正打动我的，却是一些普通人的回忆。口头历史，配上画面和音乐，拥有一种纯文字、纯学术的历史所无法匹敌的力量。Marion 说，我离开上海时三岁，到现在我还记得上海的味道。另外，再看这部片子里的一些细节：

我和我妹妹趴在窗台上，从米里面挑虫子。

我舅舅写来信，让我们帮他们逃出欧洲。因为HICEM的延误，文件没有及时寄出，等文件到达法国马赛的那一天，法国已经陷落。妈妈说，早知道我就该早些去找他们，催着他们早些把材料寄出去，这样他就会得救。

我的舅舅在华沙隔都。请帮我出来。我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而这个无可奈何之后，就是生死永隔，就是下半辈子的“幸存者的罪恶感”。我那个小老表，早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就不会和他打架了。

我没有叔叔阿姨，没有表兄弟姐妹，没有堂兄弟姐妹。

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谈论他们的家人和亲戚，欧洲一别，就永远没有再见面的家人和亲戚。故事里的人就象你我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有的富裕一些，有的穷一些，然而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于是每个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办法生存下去。平静的叙述，让你觉得，这样的悲剧离你并不远。那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看多了戏剧化的电影和小说，发现这些纪录片有它独特的打动人心的力量：真实。

说起对中国人的记忆，这几位回忆人还是说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情节，比如那个挑着箩筐每天卖给他们东西的小贩。可是也免不了千篇一律的 sterotype: 苦力，洋车夫，乞丐，从他们手里抢面包的小孩子，街头冻死饿死的“倒卧”等等。于是你怀疑他们究竟是真地记得这些事情，还是看了别人的书或影片后加重了或形成了这些印象。

（四）苦难之后的强悍；犹太人的文化修养与追求

我向来有些犬儒主义，相信人性的善良，认为民族国家的区分多多少少都有些人为的因素 - 很多人都靠夸大这种区别而图谋名利。然而，历史总是证明那些悲观主义者是对的。于是人们不再信任任何人。他们也变得最强悍，最勇敢，最富有侵略性，就象那位屡次遭人毒打的男孩，日本战败以后，他差一点儿把侮辱他的那个男孩打死。

于是，二战结束以后，新建的以色列国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军事化的国家。记不清是在哪里看到的了，有人说被二战改变得最厉害的两个民族是犹太人和日本人：犹太人从最温和的民族变成了最好战的民族，日本人从最好战的民族变成了和平的民族。关于日本，我觉得即便日本真地变得“和平”了也是因为迫不得已，十万自卫队都是由至少有本科学位的优秀青年组成；至于犹太人，以色列最优秀的年轻人一定是在军队或安全部门，或者曾经在军队是最优秀的成员，这一点总是让我觉得悲哀。

但他们不觉得这是心智、创造性和人才的浪费，他们会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生存的权利是高于一切的，比文学创作、谱写音乐、绘画、拍电影要重要得多。他们也可以说，我们让我们住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们干这些就足够了。

我不得不惊异于这些犹太人对于文化生活的执着追求。如Irene 所说，对文化的追求不仅仅是小意大利或小维也纳，也不仅仅是咖啡馆等等，那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不死的 human spirit. 各种语言的报纸、杂志，种类繁多；音乐、体育，即便是在赤贫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这些精神的或者是“奢侈”的追求。

（五）我的RA生涯

访问的三位历史学家中， Irene Eber 很熟悉，在耶路撒冷和波士顿都见过。她很上镜头，英国口音也很动听。影片中的另两位访谈人是许步增（上海社科院？）和David Kranzler 。1993年，许将Kranzler 的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45 (Yeshiva U. Press, 1976)翻译成了中文。

想起了从前给 Bernard 当 RA的日子。他从国会图书馆借来当年美国军队从日本占领军手里缴获的日本外交部的文件的缩微胶卷，然后让我一点一点地从中寻找有关上海租界、特别是关于犹太人的资料。每个星期，我们在图书馆里看一个小时的缩微胶卷，然后我们一同决定影印哪一页，影印完毕后我就想办法去翻译。

吼吼，我的日语很勉强，只学了一年，而且那一年正好是我迷跳舞的时候，经常逃了课去跳舞，所以我的水平真地很烂。但他不在乎，说只需要知道个大概。我很认真地去查字典、查资料，力求翻出个样子来。刚上研究生院时就认识了一个日本女孩 Maki，很乖很文静的，后来她就帮我翻译。有趣的是，日本在战后有过一次文字改革，所以二战期间的日语她读起来也很困难。于是我就把我猜出的大概的汉字的意思告诉她，她再把这些汉字放进日语的句子结构里，大家一起猜整个句子的意思。她作这个纯粹是帮我的忙，可是每次她都不停地为自己不懂整个句子的意思而道歉。

Maki 是生化学家，比我晚两三年才毕业，但没有改行；从网上看她很有成就，羡慕ing.

1。俄国犹太人
2。巴格达犹太人：沙松；克杜威；哈同
3。希特勒上台，入侵欧洲
4。日本占领上海
5。日本与美国交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资源被切断
6。战后移民：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