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回忆：纪录片《上海隔都》

幸存者的回忆：纪录片《上海隔都》


（一）生命的轻重：中国人和犹太人

几年前，我在欧洲参加过一次“前上海居民”(Shanghailanders) 的聚会。会议的主题是由幸存者回忆他们在上海期间的经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宣读论文。几天过去了，没有听到他们在自己的回忆中提起中国人。会下讨论的时候，几位来旁听的当地非犹太学生也来问我：他们老是谈他们自己的经历，那么中国人呢？难道他们到了上海住的是真空？和当地人没有任何接触？

会议重新开始以后，我发言了，用友好的口气询问这些幸存者对中国人的记忆。

于是 Rena Krasno 和 Ernest G.Heppner 专门谈了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的交往。Rena 的父亲Abrahams曾经是俄国犹太人团体的领袖，而不是临时逃来难民，和中国人的交情自然要深一些。Rena 即兴写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文字，当场宣读；Ernest 则说，他当时开着一个小面粉厂，里面雇佣着几名中国工人，美国人轰炸虹口的时候，所有工人全部遇难。

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总觉得人们不应当过份强调了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除了各种差异之外，我们都是人。我也承认犹太人的灾难的特殊性，由于希特勒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犹太人的灾难已经不仅仅是犹太一个民族的灾难，而是全人类的灾难。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参加这样的会议，我还是深深地觉出一种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主义，似乎欧洲人的生命比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要高出许多。

我并不是要这些犹太人对中国人感激涕零：他们本来就是不幸中万幸的幸存者，他们来此是回忆他们自己那段难忘的经历，没有义务一定要感激他们的中国“主人”、“邻居”。

更何况，中国人并没有“邀请”他们来中国，来上海。一些历史学家爱把这段历史浪漫化，说中国人敞开双臂欢迎犹太人。外交场合说这种话还无可厚非，历史学家这么说就有点令人尴尬。事实是，中国人没有热情欢迎犹太人，因为他们并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没有作为主人来欢迎客人的权利。犹太人得以来到上海，是因为上海尤其是上海租界无人辖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用签证就能进入的地方。

The Shanghai Ghetto 中的几位犹太人对中国人表示真诚的感激。他们记得，他们所到的地方并非无人地带，那里的中国人，过着比他们赤贫的逃难生活还要艰难的生活，其中一位还说，我们住进了那些房子，他们就得搬到别的地方了。

影片的末尾，是几位犹太人参观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他们的旧居居然都在，依旧狭窄、拥挤，里面住的自然是中国人。

（二）口头历史的力量与“吊诡”

回忆录，尤其是口头历史，拥有一种纯文字、纯学术的历史所无法匹敌的力量。历史学家往往靠历史资料诠释历史，他们所再现的历史，必然受到史料和自身、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局限。相形之下，回忆录和口头历史是原汁原味的历史，是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回忆，故而能够保持更高程度的历史真实。

关于上海犹太人，读过一些历史学家写的专著，也读了一些当事人写的回忆录，相比之下，回忆录更打动人心。记录片更是让口头历史配上画面和音乐，让历史活生生地站到了更多的观众面前。

那次会议上，会上会下听过不少人的回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人描述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然而，你无法想象一个正襟危坐的历史学家会把这些细节写入“正史”。

Marion 说，我离开上海时三岁，到现在我还记得上海的味道。气味。芳香。The Shanghai Ghetto 中也有许多这样的细节：

我和我妹妹趴在窗台上，从米里面挑虫子。影片还展示了她多次说过的那个窗台。

我舅舅写来信，让我们帮他们逃出欧洲。因为本地HICEM组织因为忙碌造成的延误，文件没有及时寄出，文件到达法国马赛的那一天，法国已经陷落。妈妈说，早知道我就该早些去找他们，催着他们早些把材料寄出去，这样他就会得救。

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年轻儒雅，面带微笑。

我的舅舅在华沙隔都。请帮我离开这个地方。也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也是年轻儒雅，面带微笑。

我那个小老表，人聪明，但行动笨拙。那一天，我和他打了一架。早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就不会和他打架了。

我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而这个无可奈何之后，就是生死永隔，就是下半辈子的“幸存者的罪恶感”。

我没有叔叔阿姨，没有表兄弟姐妹，没有堂兄弟姐妹。

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谈论他们的家人和亲戚，欧洲一别后，就永远没有再见过面的家人和亲戚。故事里的人就象你我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有的富裕一些，有的穷一些，然而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于是每个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办法生存下去。

叙述者的叙述越平静，就越是让你觉得，这样的悲剧也许离你并不是那么遥远。那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相对于戏剧化的电影和小说，这些纪录片用真实来打动人心，让人们想到，我们所苟且偷安的幸福生活其实有多么脆弱，我们的无病呻吟，在真实的人类苦难面前又是多么苍白无力。

然而，口头历史也有它的局限，因为人们也只能局限于他们自己的视野、经历和修养，回忆的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段，而听众往往容易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说起对中国人的记忆，这几位回忆人还是说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情节，比如那个挑着箩筐每天卖给他们东西的小贩。可是也免不了千篇一律的 sterotype: 苦力，洋车夫，乞丐，从他们手里抢面包的小孩子，街头冻死饿死的“倒卧”等等。于是你怀疑他们究竟是真地记得这些事情，还是看了别人的书或影片后形成了或加重了这些印象。

（三）幸存者的自强；犹太人的文化修养与追求

我向来有些犬儒主义，相信人性的善良，认为民族国家的区分多多少少都有些人为的因素 - 很多人都靠夸大这种区别而图谋名利。然而，历史总是证明那些悲观主义者是对的。于是人们不再信任任何人。他们也变得最强悍，最勇敢，最富有侵略性，就象本片中那位屡次遭人毒打的男孩，日本战败以后，他差一点儿把侮辱他的那个男孩打死。

基于相同的逻辑，二战结束以后，新建的以色列国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军事化的国家。在一本书中看到，有人说被二战改变得最厉害的两个民族是犹太人和日本人：犹太人从最温和的民族变成了最好战的民族，日本人从最好战的民族变成了和平的民族。关于日本，我觉得即便日本真地变得“和平”了也是因为迫不得已，十万自卫队都是由至少有本科学位的优秀青年组成；至于犹太人，以色列最优秀的年轻人一定是在军队或安全部门，或者曾经在军队是最优秀的成员，这一点总是让我觉得悲哀，总觉得这是一种心智、创造性和人才的浪费。

但是，经历过大屠杀的犹太人不觉得这是浪费，他们会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生存的权利是高于一切的，比文学创作、谱写音乐、绘画、拍电影要重要得多。他们也可以说，我们让我们住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们干这些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即便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下，犹太人依旧表现出他们固有的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如片中的历史学家Irene Eber 所说，对文化的追求不仅仅是小意大利或小维也纳，也不仅仅是咖啡馆等等，那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一种不死的 human spirit. 各种语言的报纸、杂志，种类繁多；音乐、体育，即便是在赤贫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这些精神的或者是“奢侈”的追求。

犹太人在上海的经历，是二战期间犹太人历史中比较有亮色的一章。就象 Shindler's List 在描写惨烈的历史时展现了辛德勒的人格力量，使人们对人性的最终善良产生一种希望，上海犹太人的历史也给人一种希望：冥冥之中，你必须相信，人类总会有美好的未来，在苦难中上帝也会给人留下一条活路，人性的善良总会战胜邪恶。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阅读历史的义务；我只是一个懦弱的犬儒主义者。如果从历史中读不出这一点希望，那么我情愿不去阅读历史。

访问的三位历史学家中， Irene Eber 我很熟悉，在耶路撒冷和波士顿都见过。她很上镜头，英国口音也很动听。影片中的另两位访谈人是许步增（上海社科院？）和David Kranzler 。1993年，许将Kranzler 的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45 (Yeshiva U. Press, 1976)翻译成了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