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中国的犹太人（二） 上海犹太人

不好意思lah，不用看的lah, 以后一定只贴成品，不贴冰冻袋里的东西。:( 稍微整理了一下，把我的会议笔记和看 The Shanghai Ghetto 的感想揉在一起去了。

唯一有点意思的，是结尾附的一串著名的上海犹太人名单。好象听说过双枪柯亨。Mike Blumenthal 原来是 Secretary of Treasury. 我记得好象他还当过牛腰市市长。？

一敲上海，“伤害”总是跳出来，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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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犹太人和当地居民

几年前，我在欧洲参加过一次“前上海居民”(Shanghailanders) 的聚会。会议的主题是由幸存者回忆他们在上海期间的经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宣读论文。几天过去了，没有听到他们在自己的回忆中提起中国人。会下讨论的时候，几位来旁听的当地非犹太学生也来问我：他们老是谈他们自己的经历，那么中国人呢？难道他们到了上海住的是真空？和当地人没有任何接触？

我也觉得，眼前听到的一些故事是那么遥远：这些人或者一点都不记得上海，或者只记得上海街头的“倒卧”，他们对上海所在的中国及其文化缺乏兴趣，有些人描述的中国人显得十分卑琐，谈起中国人带着一种调侃、冷漠、无动于衷的态度，仿佛他们并不是在中国的上海，而是在宇宙中任意一个名为上海的地方，度过了他们劫后余生的几年。

会议重新开始以后，我发言了，用友好的口气询问这些幸存者对中国人的记忆。

几个犹太人带着感情回忆了他们和中国人的友好交往。 Rena Krasno 和 Ernest G.Heppner 都出版过回忆录，Rena 的父亲出身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上海避难，曾经是俄国犹太人团体的领袖。她本人生于上海，对上海和中国有深刻的感情。她精通俄、法、德、英、汉等各种语言，多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担任同声传译。

Rena 的著作《永远是陌生人》(Strangers Always) （1）记载了她和她的家庭在上海的经历，里面虽然也写了流落他乡的艰难，我阅读时却只看见一个美丽的生命，在战火和流亡中顽强地成长。我和她及她的女儿玛雅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Ernest Heppner 提起了虹口的美军轰炸。在轰炸中，三十一名犹太人丧生，他的面粉厂的十五名中国工人，也全部死于轰炸。

不少人都带着温情回忆他们的中国朋友，中国保姆，中国工人。 Marion Shubert 1946年生于上海，三岁时离开，她回忆起她的中国保姆，说她当时最亲的就是这个中国保姆，只有保姆才能在她大哭时哄好她。三岁时她依旧少不更事，但她在述说她1985年访问上海的感觉时，我能看见她脸上的深深的怀念、依恋，她说，飞抵上海的时候，从飞机上，她就能够感觉到上海的气息，味道。上海是她的童年。

在上海的犹太人说，从前他们只知道自己不幸，是失去了亲人流落异乡的流浪者，难民。现在，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原来是幸运儿，比起他们抛留在背后的亲人、朋友，他们是幸运儿；比起在上海街头饥寒交迫贫病而亡的穷人，他们是幸运儿。

纪录片 The Shanghai Ghetto （3）中的采访的几位犹太人也对中国人表示真诚的感激。他们记得，他们所到的地方并非无人地带，那里的中国人，过着比他们赤贫的逃难生活还要艰难的生活，其中一位还说，我们住进了那些房子，他们就得搬到别的地方了。

然而，犹太人在上海毕竟是难民，经历处境不同，对上海和中国人的记忆就有所不同。有人很快就适应了上海的气候、生活节奏，并且很快溶入了上海的经济社会，有人则一直仰仗于各种救济组织，挣扎在贫困线上。遭遇不同，经历不同，每个人的性情、态度不同，他们的记忆也有所不同。

在那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位女士，她在上海时已经十五岁，我问她是否想去上海看看，她说，去干吗，那么贵，上海不过是我住过一阵子的地方。

更有甚者，一位在上海时是拳击手的前难民象相声演员一样，手舞足蹈地描述着他在上海的经历。我的翻译杨小姐刚开始还给我讲一讲他说话的大意，后来干脆不翻译了，说都是废话。他一定是把上海说得十分不堪，以至于会后许多人跑来为他的愚昧和粗鲁向我们道歉。Rena 说，幸亏我和来自上海的潘光不懂德语，她为这个忘恩负义的犹太人感到羞耻。

一位在萨尔兹堡大学任教的中国教授则站起来谴责哈同和沙松是剥削中国人民、靠鸦片买卖发财的资本家，上海犹太人的历史不过是上海历史的一个小部分，中国人并不想借这一点来讨好任何人。当时我很紧张，整个会议大厅的气氛也顿时紧张起来，我深知他说的有道理，但这种激烈方式很难让这些到上海只是避难、苟延其生的人们所接受。果然，许多人都站起来纷纷说明中国政府，而不是犹太人，应当为中国人的苦难负责。

这时候， Rena 沉着地站了起来，声称中国教授所说的全是实话，哈同本人是有争议的人物，他给犹太人捐助了一座会堂，却不出钱维修，声称如果这帮人养不起会堂，他随时可以收回去。她说，犹太人是真诚地关心中国人的命运的，他们和中国人是血肉交融的朋友，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中国。

会间休息后，Rena 回到旅馆准备了这一份发言稿：

As a person born in China with no knowledge of another fatherland, my heart always ached for the suffering of the endlessly patient, endlessly enduring Chinese people. We all have learned much from their wisdom and achievements. As Jews in particular, we owe the Chinese people an eternal debt.Starting centuries ago from the arrival of a group of Jews in ancient Kaifeng and the welcoming words of the Chinese Emperor, Jews always could find a haven in China. This conference centered on the fate of Austrian Jews in Shanghai. If we did not sufficiently underline the tolerance of the Chinese who surrounded us, the many personal friendships that ensued, we are indeed at fault. This is the time to say it. THANK YOU THE PEOPLE OF CHINA! （May 28, Rena Krasno)

（菊子译文：生于中国，从不知道另外一个祖国，我的心永远为无限耐心、无限坚韧的中国人的苦难而沉痛。我们都从他们的智慧和成就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作为犹太人，我们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许多世纪以前，始自一批犹太人到达开封、中国皇帝致以欢迎词，犹太人便总是可以在中国找到栖息之地。这次会议的中心是奥地利犹太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果我们不充分强调我们周围的中国人对我们的宽容，以及由此萌生的许多友谊，那么就是我们的过错了。此时我们应当说：谢谢你们，中国人民！）

我自己不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总觉得人们不应当过份强调了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除了各种差异之外，我们都是人。我也承认，犹太人的灾难已经不仅仅是犹太一个民族的灾难，而是全人类的灾难。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参加这样的会议，我还是深深地觉出一种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主义，似乎欧洲人的生命比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要高出许多。我并不是要这些犹太人对中国人感激涕零：他们本来就是不幸中万幸的幸存者，他们来此是回忆他们自己那段难忘的经历，没有义务一定要感激他们的中国“主人”、“邻居”。

更何况，中国人并没有“邀请”他们来中国、来上海。一些历史学家爱把这段历史浪漫化，说中国人敞开双臂欢迎犹太人。外交场合说这种话还无可厚非，历史学家这么说就有点令人尴尬。事实是，中国人没有热情欢迎犹太人，因为他们并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没有作为主人来欢迎客人的权利。犹太人得以来到上海，是因为上海、尤其是上海租界无人辖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用签证就能进入的地方。

大屠杀发生在欧洲，在美国却建立了许多纪念馆，警醒人们不要忘记世界曾经堕落。有时候不免笑话美国人的天真，自己没有苦难的历史，偏偏却把别人的苦难拿过来纪念，相形之下，中国人是另一个极端，死难的太多，干脆不去纪念。虽然许多犹太人都强调犹太人的灾难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每一次读有关大屠杀的历史、小说或看与之相关的电影，我心中便会想到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外来的侵略，内部的专制独裁，有多少数不清的遇难者，别说名字，连一个统计数字也不曾留下。

（二）口头历史的力量与“吊诡”

回忆录，尤其是口头历史，拥有一种纯文字、纯学术的历史所无法匹敌的力量。历史学家往往靠历史资料诠释历史，他们所再现的历史，必然受到史料和自身、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局限。相形之下，回忆录和口头历史是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回忆，是原汁原味的历史，故而能够保持更高程度的真实性。

关于上海犹太人，当事人写的回忆录，比历史学家写的专著更打动人心。象 The Shanghai Ghetto 这样的记录片更是利用画面和音乐，把口头历史活生生地推到了观众面前。

在欧洲那次会议上，我在会上会下听过不少人的回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人描述的一些细节。你无法想象一个正襟危坐的历史学家会把这些细节写入“正史”，然而，就是这些细节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Ernest Heppner 象任何有些耳聋的美国老头子那样好玩，爱讲笑话，并且总是绷着脸，你笑得捧腹，他却依旧无动于衷，并故作惊愕，仿佛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事情。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他的故事连在一起。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欧洲局势急转直下，许多犹太人如梦方醒，纷纷设法逃离。其时去美国和西欧的可能性极小，来上海虽然不要签证，船票却比签证更难拿到，在旅行社登记的人必须等上六个月甚至一年才能轮上。每一分钟，纳粹都在进一步推行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每一分钟都散发着集中营和死亡的气息。

通过贿赂旅行社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两张票。这两张票从天而降，是因为有两位排在前面的人自杀了。我一听，不寒而栗。

庆幸之余，他们又面临着痛苦的选择。选择的结果，母亲和儿子来了上海，父亲和女儿留在后面，本以为留在后面的人可以很快设法去美国或者西欧，结果却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选择象《苏菲的选择》一样，是生与死的选择。

纪录片 The Shanghai Ghetto 访问的三位历史学家中， Irene Eber 我很熟悉。她很上镜头，英国口音也很动听。影片中的另两位访谈人是许步增和David Kranzler 。1993年，许将Kranzler 的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45（4） 翻译成了中文。片中有许多这样的细节：

我和我妹妹趴在窗台上，从米里面挑虫子。影片结尾还展示了她多次说过的那个窗台。

我舅舅写来信，让我们帮他们逃出欧洲。本地的HICEM（5）组织因为忙碌，没有将文件及时寄出，等我妈妈自己把文件寄出、文件终于到达法国马赛时，正好是法国陷落的那一天。妈妈一次又一次地说，早知道我就该早些去找他们，催着他们早些把材料寄出去，这样他就会得救。

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年轻儒雅，面带微笑。

我的舅舅在华沙隔都。请帮我离开这个地方。也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也是年轻儒雅，面带微笑。

我那个小老表，人聪明，但行动笨拙。那一天，我和他打了一架。早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就不会和他打架了。

我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而这个无可奈何之后，就是生死永隔，就是下半辈子的“幸存者的罪恶感”。

我没有叔叔阿姨，没有表兄弟姐妹，没有堂兄弟姐妹。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影片的解说人是奥斯卡获得着马丁·兰道 (Martin Landau), 背景音乐是如泣如诉的二胡音乐，演奏者是给《藏龙卧虎》配乐的 Karen Han. 声音，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谈论着他们的家人和亲戚，欧洲一别后，就永远没有再见过面的家人和亲戚。故事里的人就象你我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有的富裕一些，有的穷一些，然而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于是每个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办法生存下去。

曾经试图阅读有关希特勒和二次大战的书，真想从中找出一个解释，屠杀者们怎么为这样的罪恶找证据。集中营不仅毁灭人的肉体，也毁灭了人性，人的尊严，那么，有什么能够为赤裸裸的大规模灭绝作论据？读了尼采，也读了据说是他的妹妹捉刀的声称自己并不反犹只是被纳粹利用了的辩护词，读了德国一战后的历史，读了德国的犹太历史，试图想理解这种反犹仇恨从何而来，却从来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可以这样大规模杀人而毫无罪恶感。于是，我情愿抛弃所有的信念，所有的哲学，所有的理想，怕的是它们会促使我为最原始的罪恶 -- 屠杀 -- 作辩解。在生命消亡、家庭破碎的惨痛事实面前，所有的“理想”和“主义”都显得那么荒谬，苍白，乃至血腥。

埃利·维塞尔从集中营中幸存下来，通过写他的亲身经历得了诺贝尔奖，但他却不赞同许多人轻率发言，用死者的苦难赚得他们自己的声名。在他的小说《夜》中，一个九岁的男孩被挂在了绞架上，集中营中的犯人被迫观看。人群中有一位发出了痛苦的质问：“上帝在哪里？”一个声音悄悄地回答：“上帝就在那里，在绞架上吊着。”

不敢再多听这样的故事，听的时候不敢正视述说者的眼睛。每一个来自欧洲的长辈手上和心里都有着伤疤，有人说，我就是一个大伤疤。

叙述者的叙述越平静，就越是让你觉得，这样的悲剧也许离你并不是那么遥远。相对于戏剧化的电影和小说，口头历史和纪录片用真实来打动人心，让人们想到，我们所苟且偷安的幸福生活其实有多么脆弱，我们的无病呻吟，在真实的人类苦难面前又是多么苍白无力。

然而，口头历史也有它的局限，因为人们也只能局限于他们自己的视野、经历和修养，回忆的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段，而听众往往容易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说起对中国人的记忆，这几位回忆人还是说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情节，比如那个挑着箩筐每天卖给他们东西的小贩。可是也免不了千篇一律的 sterotype: 苦力，洋车夫，乞丐，从他们手里抢面包的小孩子，街头冻死饿死的“倒卧”等等。于是你怀疑他们究竟是真地记得这些事情，还是看了别人的书或影片后形成了或加重了这些印象。

（三）幸存者矫枉过正的自强；犹太人的文化修养与追求

我向来有些犬儒主义，相信人性的善良，认为民族国家的区分多多少少都有些人为的因素 -- 很多军人政客都靠夸大这种区别而图谋名利，建功立业。然而，历史总是证明那些悲观主义者是对的。人们不再信任任何人。受过凌辱的人，也可能变得最强悍，最勇敢，最富有侵略性，就象 The Shanghai Ghetto 中那位屡次遭人毒打的男孩，日本战败以后，如果不是有人拦住，他差一点儿把侮辱他的那个男孩打死。

基于相同的逻辑，二战结束以后，新建的以色列国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军事化的国家。在一本书中看到，有人说被二战改变得最厉害的两个民族是犹太人和日本人：犹太人从最温和的民族变成了最好战的民族，日本人从最好战的民族变成了和平的民族。关于日本，我觉得即便日本真地变得“和平”了也是因为迫不得已，十万自卫队都是由至少有本科学位的优秀青年组成；至于犹太人，以色列最优秀的年轻人一定是在军队或安全部门，或者曾经在军队是最优秀的成员，这一点总是让我觉得悲哀，总觉得这是一种心智、创造性和人才的浪费。

但是，经历过大屠杀的犹太人不觉得这是浪费，他们会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保护生存的权利、民族存亡是高于一切的，比文学创作、谱写音乐、绘画、拍电影要重要得多。他们也可以说，我们让我们住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们干这些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即便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下，犹太人依旧表现出他们固有的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如 The Shanghai Ghetto 中的历史学家Irene Eber 所说，对文化的追求不仅仅是小意大利或小维也纳，也不仅仅是咖啡馆等等，那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一种不死的 human spirit. 犹太人在上海那些年，他们发行了各种语言的报纸、杂志，即便是在赤贫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这些音乐、艺术、文学这些“奢侈”的精神追求。

犹太人在上海的经历，是二战期间犹太人历史中比较有亮色的一个篇章。就象 电影 Shindler's List 在描写惨烈的历史时展现了辛德勒的人格力量，使人们对人性的最终善良产生一种希望，上海犹太人的历史也给人一种希望：冥冥之中，你必须相信，人类总会有美好的未来，在苦难中人们也会找到一条活路，人性的善良总会战胜邪恶。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阅读历史的义务；我只是一个懦弱的犬儒主义者。如果从历史中读不出这一点希望，那么我情愿不去阅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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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Rena Krasno： Strangers Always：A Jewish Family in Wartime Shanghai Berkeley,California: Pacific View Press, 1992.

2. Rena Krasno, edited by Tess Johnston: The Last Glorious Summer 1939: Shanghai-Japan，Hong-Kong: Old China Hand Press, 2001.

3. The Shanghai Ghetto，Dana Janklowicz-Mann and Amire Mann。Narrated by Academy Award winner Martin Landau (Ed Wood, The Majestic)，an orignal score by Sujin Nam and Chinese Erhu performer Karen Han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4. David Kranzler：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45
New York, New York: Yeshiva U. Press, 1976

5. HICEM：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in 1927 whose goal was to help European Jews emigrate. HICEM was formed with the merger of three Jewish migration associations: HIAS (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 which was based in New York; ICA (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 which was based in Paris but registered as a British charitiable society; and Emigdirect, a migration organization based in Berlin. The name HICEM is an acronym of HIAS, ICA, and Emigdirect.

6. Ron Gluckman: The Ghosts of Shanghai: "An estimated 20,000 poured into Shanghai from 1937 to 1939. ... Exactly how many is not known, but some historians say Shanghai saved more Jews from the Nazi Holocaust than all Commonwealth countries combined. Among them were hundreds of religious scholars. A wartime chaplain in Shanghai wrote that 500 scholars in Shanghai maintained the nearly 6,000-year tradition of Jewish teaching, making it at that time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Jewish cities."

7. 著名的上海犹太人：
The Kadoories - This family made its fortune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real estate and utilities; their Hong Kong and Shanghai Hotel chain (including the Peninsula) is among the finest in the world.

The Sassoons - One-time opium traders who went big-time into trading and property.

Morris Cohen - Known by his nickname Two-Gun Cohen （双枪柯亨）, he served as bodyguard and aide-de-camp to Sun Yat-sen, eventually becoming a Chinese general.

Dr. Jakob Rosenfeld - An Austrian who spent nine years overseeing health care for the Communist army.

Michael Medavoy - Lived in Shanghai until age 7, he went onto a career as Hollywood mogul at Columbia, Orion and TriStar Pictures.
Peter Max - Influential American pop artist was born in Germany, but spent 10 years in Shanghai.

Mike Blumenthal - Became U.S. Treasury Secretary.

Eric Halpern - With other Shanghai Jews, he founded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nd was its first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