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08, 2005

上海犹太人聚会后我写的笔记

好奇怪啊,象做梦一样。:)今天清点东西,忽然发现了一堆自己几年前乱涂的东西,一翻啊,居然有一段是关于上海犹太人的!里面有很多我想不起来了的细节,而且居然还有Rena 的发言。记得当时我是照她给我递过来的纸条抄下来的。

还在做梦 -- 连夜把这一段笔记敲了出来。

我还有几箱从前的日记和读书笔记本-- 哪天把自己灌醉了,看一看自己从前是怎样地纯洁,看看岁月如何催老了人生,变狠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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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自己苦大仇深,情绪低落时也真地觉得末日来临,认真看起来虽然不能全算是无病呻吟,自己终究还是幸运儿。从前总是看戏文流泪,替古人担忧,痛痛快快哭一场,心中最后留下的是轻松和愉快。关于大屠杀的小说读过不少,其中的恐怖与惨痛,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总觉得那毕竟是文学创作,虽然也能赚得我许多眼泪,但同样我也会为任何无忧无虑少不更事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少男少女们洒一掬清泪,相形之下,我又知道多少真正的惨痛?

Ernest Heppner 象任何有些耳聋的美国老头子那样好玩,爱讲笑话,并且总是绷着脸,你笑得捧腹,他却依旧无动于衷,并故作惊愕,仿佛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事情。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他的故事连在一起。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欧洲局势急转直下,许多犹太人如梦方醒,纷纷设法逃离。其时去美国和西欧的可能性极小,来上海虽然不要签证,船票却比签证更难拿到,在旅行社登记的人必须等上六个月甚至一年才能轮上。每一分钟,纳粹都在进一步推行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每一分钟都散发着集中营和死亡的气息。由于有两位排在前面的人自杀,通过贿赂旅行社工作人员,他们拿到了这两张票。庆幸之余,他们又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或许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已经是生与死的选择。母亲和儿子来了上海,父亲和女儿留在后面,本以为他们可以很快设法去美国或者西欧,结果是: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肤浅和冷漠。读古诗的离愁别绪,便想到自己少年时负笈求学的艰辛,其实哪里知道,古人背井离乡时大约心里总担心此去就会是永别。

曾经试图阅读有关希特勒和二次大战的书,真想从中找出一个解释,怎么为这样的大屠杀找证据。集中营不仅毁灭人的肉体,也毁灭了人性,人的尊严,那么,有什么能够为赤裸裸的大规模灭绝作论据?读了尼采,也读了他声称自己并不反犹只是被纳粹利用了的辩护词,读了德国一战后的历史,读了德国的犹太历史,试图想理解这种反犹仇恨从何而来,却从来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可以这样杀人而毫无罪恶感。于是,我情愿抛弃所有的信念,所有的哲学,所有的理想,怕的是它们会促使我为最原始的罪恶 -- 屠杀 -- 作辩解。在生命消亡、家庭破碎的惨痛事实面前,所有的“理想”和“主义”都显得那么荒谬,苍白,乃至血腥。(哈哈,和我后来在《金色的耶路撒冷》里表达的意思一模一样,可见我的思路是一贯的和平主义。真奇怪啊,我都忘了我曾经这么想过。)

不敢再多听这样的故事,听的时候不敢正视述说者的眼睛。有多少人无法给自己的孩子讲他们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有多少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每一个来自欧洲的长辈手上都有着伤疤,有人说,我就是一个大伤疤。

埃利。维塞尔从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写他的经历得了诺贝尔奖,却不赞同许多人的轻率,用死者的苦难赚得他们自己的声名。在他的小说《夜》中,一个九岁的男孩被挂在了绞架上,集中营中的犯人被迫观看。人群中有一位发出了痛苦的质问:“上帝在哪里?”一个声音悄悄地回答:“上帝就在那里,在绞架上吊着。”

至今也不理解为什么许多犹太人一定要强调他们的灾难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读有关大屠杀的小说或看与之相关的电影,我心中想到的便是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外来的侵略者,内部的独裁者,有多少数不清的遇难者,连一个统计数字也不曾留下。大屠杀发生在欧洲,在美国却建立了许多纪念馆,警醒人们不要忘记世界曾经堕落。有时候不免笑话美国人的天真,自己没有苦难的历史,偏偏却把别人的苦难拿过来纪念。而中国人又有着可怕的麻木与忍耐,为什么中国人就没有美国人这样的幸运,难道苦难就永远是中国历史的标记?

学中国近代史是那样的一种折磨,那么多真诚的热血志士,却总也不知道怎么挽救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侵略者生灵涂炭,中国自己的统治者也草菅人命,于是会有新的革命。然而血淋淋的改朝换代之后,又是一种新的专制,新的窒息。犹太人死在了纳粹及其帮凶手下,中国人却大部分死在了自己人手下,并且在中国人自己的铁蹄下颤抖,恐惧,连呻吟都不能。

在上海的犹太人说,从前他们只知道自己不幸,是失去了亲人流落异乡的流浪者,难民。现在,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原来是幸运儿,比起他们抛留在背后的亲人、朋友,他们是幸运儿;比起在上海街头饥寒交迫贫病而亡的“倒卧”,他们是幸运儿。我不愿意说他们在落难之时仍然有一种欧洲人、白人的优越感,他们是来中国避难的客人,虽然上海门户大开,中国政府并没有“邀请”他们。不少人都带着温情回忆他们的中国朋友,中国保姆,中国工人。 Marion Shubert 1946年生于上海,三岁时离开,她是那么动情地回忆起她的中国保姆,她说她当时最亲的就是这个中国保姆,只有保姆才能在她大哭时哄好她。三岁时她依旧少不更事,但她在述说她1985年访问上海的感觉时,我能看见她脸上的深深的怀念、依恋,她说,飞抵上海的时候,从飞机上,她就能够感觉到上海的气息,味道。上海是她的童年。

犹太人在上海有种种不同的经历,有人很快就适应了上海的气候、生活节奏,并且很快溶入了上海的经济社会,有人则一直仰仗于各种救济组织,挣扎在贫困线上。Ernest Heppner 在一次发言时提起了虹口的美军轰炸,提起被炸死的31名犹太人,和全部丧身的他的面粉厂的十五名中国工人。另有一位女士在上海时已经十五岁,问起是否想去上海,她说,去干吗,那么贵,上海不过是我住过一阵子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总禁不住在心里发痛,不管这些人对中国是多么友好,对上海提供的栖息之地是多么感激,总体看来,他们对中国是那么隔膜,那么缺乏兴趣,虽然他们自己苦难深重,对中国人的态度却还是那么居高临下,俯而视之。

曾经听人说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并不属实,但再天真,也知道上海租界內的外国人比中国人优越。想不到的是,几十年过去,从这些曾经在上海避难的人那里,听到的故事是那么遥远,仿佛他们并不是在中国的上海,而是在宇宙中任意一个名为上海的地方,度过了他们劫后余生的几年。

曾经询问过 Rena Krasno, 问她和她的家庭对中国的感受。她父亲出身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上海避难。她本人生于上海,对上海和中国有深刻的感情。她精通俄、法、德、英、汉等各种语言,多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同声传译。她的著作《永远是陌生人》(Strangers Always) 记载了她和她的家庭在上海的经历,里面虽然也写了流落他乡的艰难,我阅读时却只看见一个美丽的生命,在战火和流亡中顽强地成长。她谈到了自己的初恋,谈到了自己的探索,读时,我仿佛就看见了我自己。我和她及她的女儿玛雅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然而,也有别样的人。听着听着,我抑制不住地向整个会议询问:为什么这些人或者一点都不记得上海,或者只记得上海街头的“倒卧”,为什么他们对上海所在的中国及其文化那样缺乏兴趣,为什么有些人描述的中国人显得那样卑琐,而他们谈起中国人时又是那样一种调侃、冷漠、无动于衷的态度?

一位在上海时是拳击手的前难民象相声演员一样描述他在上海的经历。我的翻译杨小姐刚开始还给我讲一讲他说话的大意,后来干脆不翻译了,说都是废话。会后许多人跑来为他的愚昧和粗鲁向我们道歉。Rena 说,幸亏我和来自上海的潘光不懂德语,她为这个忘恩负义的犹太人感到羞耻。

在我向会议提出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对上海及中国人缺乏兴趣后,一位在萨尔兹堡大学任教的中国教授把我的问题推到了极端,谴责哈同是剥削中国人民、靠鸦片买卖发财的资本家,上海犹太人的历史不过是上海历史的一个小部分,中国人并不想借这一点来讨好任何人。当时我很紧张,整个会议大厅的气氛也顿时紧张起来,我深知他说的有道理,但这种激烈方式很难让这些只是在上海避难、苟延其生的前难民所接受。果然,许多人都站起来纷纷证明中国政府,而不是犹太人,应当为中国人的苦难负责。

这时候, Rena 沉着地站了起来,声称中国教授所说的全是实话,哈同本人是有争议的人物,他给犹太人捐助了一座会堂,却不出钱维修,声称如果这帮人养不起会堂,他随时可以收回去。她说,犹太人是真诚地关心中国人的命运的,他们和中国人是血肉交融的朋友,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中国。

会间休息后,Rena 回到旅馆准备了这一份发言稿:

As a person born in China with no knowledge of another fatherland, my heart always ached for the suffering of the endlessly patient, endlessly enduring Chinese people. We all have learned much from their wisdom and achievements. As Jews in particular, we owe the Chinese people an eternal debt.Starting centuries ago from the arrival of a group of Jews in ancient Kaifeng and the welcoming words of the Chinese Emperor, Jews always could find a haven in China. This conference centered on the fate of Austrian Jews in Shanghai. If we did not sufficiently underline the tolerance of the Chinese who surrounded us, the many personal friendships that ensued, we are indeed at fault. This is the time to say it. THANK YOU THE PEOPLE OF CHINA! (May 28, Rena Krasno)

生于中国,从不知道另外一个祖国,我的心永远为无限耐心、无限坚韧的中国人的苦难而沉痛。我们都从他们的智慧和成就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作为犹太人,我们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许多世纪以前,始自一批犹太人到达开封、中国皇帝致以欢迎词,犹太人便总是可以在中国找到栖息之地。这次会议的中心是奥地利犹太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果我们不充分强调我们周围的中国人对我们的宽容,以及由此萌生的许多友谊,那么就是我们的过错了。此时我们应当说:谢谢你们,中国人民!

5 comments:

菊子 said...

别乱叫好,都是信笔涂下的东东。看一看自己从前写的东西很有意思。我那时还很“愤青”啊,现在好象更民族虚无主义了一些;但珍惜生命还是一样的,并且因此有些信仰虚无主义。若为生命顾,信仰皆可抛,典型的懦妇哲学。:)

你到哪儿都忘不了给城隍庙作广告。:)

Anonymous said...

信笔涂下的东东给自己看看是不错,给乱较好的看结果就难说。

那是城隍庙吗?乱糟糟的。

Anonymous said...

菊子姐姐写得很好啊!继续努力,不要在乎现在没人回你。回的人多了,怕你招架不住,没时间思考了呢!

没新货,把以前的文章也都贴一帖好了。

星探

菊子 said...

星探:

吼吼,这个星探我不印识。你系哪锅?你多回吧,我有时间也不思考地。:)

Anonymous said...

呜呜,不认识俺!俺藏在你的后面,小心!

俺追你追到北美女人那里,可你好像又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