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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去看海，本来不是要看鲸鱼的——我等温室里的花朵，听说观鲸船是超级颠簸的，想一想就花容失色，哪里敢坐了船专门去看——不过，运气来了躲都躲不过，从 Provincetown 回来的路上，船上就宣布，中午有人看见鲸鱼了，请大家注意。
本以为是玩笑，却也学着大家，抻长了脖子往外看，像鲁迅老爷笔下的鸭脖子。大海茫茫，往哪里看都不知道。正迷糊间，旁边有经验之徒说：看那些鸟儿吧，鸟儿盘旋的地方，就是鲸鱼游泳的地方。
果然，我盯着那群鸟儿看，不一会儿就看见了鲸鱼的大脊背。照片没拍成，新买的相机，手忙脚乱地不会按，也忘了转成拍录像。拍出来的照片上，只是一片汪洋大海，外加几只围着鲸鱼盘旋的海鸥。
原来这些海鸥是鲸鱼的牙科护士。鲸鱼吃肉多了，未免塞牙，自己又没有手来用牙线，于是每次上来呼气的时候，便让海鸥们进去帮他们清理；有时候来不及放海鸥们出来，海鸥们还要在鲸鱼嘴里暂住些时，等老鲸鱼下次呼吸时，才能死里逃生。
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也还是有它的奇妙之处。一大一小，一鸟一哺乳动物，居然就这样建立了一种互相依存的攻守同盟。
我所服务的公司，就是这样一只海鸥。今天，公司又找来了一位新总裁，于是又是员工大会，又是投资人来给大家打气，然后大家一同立志为本只鲸鱼恪尽职守。从我进公司以后，公司的“合作伙伴”有过微软，有过富士通，有过VMWare，有过Citrix-Xen，现在又回到微软。
然而所谓合作伙伴，也就是鲸鱼和海鸥的非平等关系，强势一方是利用，弱势一方是依赖；鲸鱼没有了海鸥，顶多是嘴巴臭一点，而海鸥没有了鲸鱼嘴里的牙慧，只怕生存都成了问题。
1941年。纳博科夫在斯坦福教书。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已经给了他一年的教授合同，但在此之前，他必须回西海岸去完成斯坦福的课程。
斯坦福不能给他付旅费，于是，他一个好心的学生，Dorothy Leuthold, 决定开着自己的新车送纳博科夫全家去西海岸。5月26日，他们从纽约出发，6月14日到达加州。
这一次驾车/住汽车旅馆的旅行，在《洛丽塔》中得到了永恒。Dorothy的名字也得到了永恒：Neonympha Dorothea. 洛丽塔的名字也是 Dorothy, 但这里没有八卦；Neonympha Dorothea 不是萝莉，而是蝶痴纳博科夫发现的一种新蝴蝶品种：纳博科夫得到了许可采集蝴蝶标本，他们途经大峡谷时，多罗斯的脚惊动了一只中型大小的蝴蝶；回到车边时，纳博科夫的妻子Vera也抓住了两只蝴蝶。1942年纳博科夫发表论文时，便将这种新品种命名为Neonympha Dorothea。
在斯坦福的时候，纳博科夫讲了两门课。一门是现代俄国文学，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九点。只有两个人选修。另一门是写作的艺术，星期二到星期四，每天十一点。总共四个人选课。
9月11日，纳博科夫坐火车回到了东部，就住在威尔斯利这所房子里。我记得很清楚，纳博科夫从俄国逃离后，一直到了瑞士以后，才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在威尔斯利这所房子是租的。
房子很朴素
这几天在读纳博科夫翻译的《奥涅金》。1941年，纳博科夫已经在翻译一些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的东西，但《奥涅金》成书还是在十年之后。那个后来把纳博科夫的《奥涅金》骂得狗血喷头的威尔逊，这时候还在说纳博科夫的好话。
19 Appleby Road, Wellesley, Massachusetts
朋友刚搬了家，离这座纳博科夫故居不远，这次就是去给他们“暖房”。一问，原来前房主是 Stanley Rosen, 波士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利奥·斯特劳斯，哲学上追随的是尼采、斯特劳斯和德里达。哈哈。他的名字听着耳熟，东西却是肯定不记得读过，不知道他是算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
老头挺有钱，卖得出百万豪宅，总算给人一点希望：就算哲学贫困，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待考证），却不一定全都要贫困饿死。
1941
(May 26) Begin of first trip to the West, by car, make Pontiac (dubbed Pon'ka, pony), owned and driven by a helpful New York Russian pupil and acquaintance, Dorothy Leuthold. First day from New York City to Gettysburg, Pennsylvania, Motor Court Lee-Mead
(May 27) To Luray, Virginia, Parkhurst Inn & Cottages
(May 28) To Bristol, Virginia, Motel General Shelby
(May 29) To the Smokie Mountains and Belva, Tennessee, Maple Sh ade Cottages
(May 30) To Crossville, Tennessee, Cumberland Motor Court
(May 31) To Jackson, Tennessee, George Anna Hotel
(June 1) To Hot Springs, Arkansas, Wonderland Motor Courts
(June 2) To Dallas, Texas, Grande Tourist Lodge
(June 3) To Lubbock, Texas, Motor Hotel
(June 4) To Santa Fé, New Mexico, El Rey Courts
(June 6) To Holbrook, Arizona, Forest Court
(June 7) To the Grand Canyon, Arizona, South Rim, Bright Angel Lodge
(June 9) To Las Vegas, Nevada
(June 10) To San Bernardino, California
(June 11) To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Mission Court?)
(June 13) To Fresno, California
(June 14) Arrival in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y at a rented home on 230 Sequoia Avenue
(first week of September) Ten days driving around Yosemite National Park
(September 11) By train back to Wellesley, Massachusetts, 19 Appleby Road
更多的纳博科夫夏日西行路线：Nabokov Travels
夏天的味道，就是各样新鲜水果的味道。
草莓，蓝莓，红莓。水蜜桃，加州的，弗罗里达的，南美洲的，大的，小的，白肉的，红肉的，还有一种丑瘪的癞皮桃，价格其实最贵。
西瓜，一二十磅的，最便宜的时候才四五美元。一只。
还有樱桃。别的水果，其实在别的季节也能吃到，不过价钱贵一些而已。只有樱桃，单单在夏天才有，甜哦，鲜嫩哦，吃上个两三磅也不撑，不腻，不醉，口不干，舌不燥，甚至连吃出的核也都干干净净精致可爱，人世间，哪里还能找到比它更好的美食。
夏天的声音么，就是冰激淋车的声音。
在英国住的第二个夏天，临来美国之前，在丽莎家借住了一个月。在屋里闲坐，听得外面有带一个旋律响起，稚嫩而单纯。一连几天都听见，忍不住问丽莎。她说，哦，那是冰激淋车。
那一刻，觉得这样的夏天，好奢侈。
上班了，公司一般有个惯例，每个夏天，一两次吧，请冰激淋车来。职工们可以敞开肚皮吃冰激凌。公司雇用的冰激淋公司，叫 Lizzie's.
话说丽姿的爸爸其实也是在公司里上班的，IT经济泡沫爆破之后，爸爸想啊想，还要想办法养活宝贝女儿啊，那些还在上班的人有钱，那我就赚他们的钱去吧；要想赚钱，就投其所好，给他们送吃的吧；他们最想吃什么呢，不是公司餐厅的饭，也不是自己从家里带的饭，而是冰激淋，紧张忙碌、健康食品之余，一小点奢侈。
利姿要来时，秘书早上就给大家发封Email, 然后这一天就充满了期待。利姿来时，往往是几个员工一起来送，其中必定有一个男员工，穿着花母牛服装；男员工还必定很胖，于是，挺起的大肚皮上，就有几只硕大丰满的牛奶头，行内大家的共识，这些牛奶头是可以摸，可以拽，却不能咬，不能嘬的。
我见过顽皮的同事上去摸和拽，那情形，大约就像乡间大嫂调戏未婚后生。
今天，冰激淋车要来了，我还没想好要挑哪一样。
上网第一天，就看过网上千篇一律的寻常故事：网恋了，网恋得活不下去了，要见光死。到约定的地方一看，哦，怎么是你。原来暗恋的妙龄女郎竟是自己的老婆/女友。
今天出门时，开的是我家某大人的车。平日里，他的电台永远是开到NPR/BBC，而且音量极大，钥匙一拧，就是惊天动地，仔细一听，就是炮火连天。我喜欢BBC的几位播音员，可惜他们播的内容永远是战争，冲突，坠机，洪水，地震，车一打着，我总是慌不迭地将电台调到古典音乐台；倒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为了安全：古典音乐的我们不懂，不懂的东西，就吓不到我们。
今天巧了，某大人的电台却开到了“魔术”台，魔术台是波士顿这里的软摇滚台，唱的都是我喜欢的歌，哥呀妹呀爱呀我怎么又突然不爱你了呀，又不像硬摇滚那样声嘶力竭，我很喜欢。前边播的几首都是老掉牙的情歌，我一边开车，一边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地跟着唱下来。心里奇怪，成天关心国家大事、世界风云的某大人，居然也听这些玩物丧志的靡靡之音。
听到一首新的，还没听清歌词，先就觉得那腔调可爱得紧，竖起耳朵一听，哈哈哈乐得我前仰后合。太阳底下无新事，原来网恋穿帮故事古已有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ohpvGeLw70
上网查了查，这是1979年啊，1979年，网络倒是已经存在了，却远远没有到恋爱的辰光，网恋的同学们，大抵还都没有出生呢。老婆出格，是在报纸的征婚栏登广告，老公出格，是居然回复了老婆的征婚广告。
唱的人叫Rupert Holmes，挺尴尬的一个故事，他却一直用顽皮调侃的口气唱，听得我一边开车，一边笑得花枝乱颤。好在我没有喝香槟，还没有把车子开到路边沟里去。
歌词找到了，先贴出来，待会儿有空再试着翻译出来。
ESCAPE (THE PINA COLADA SONG)
(Rupert Holmes)
Rupert Holmes - 1979
I was tired of my lady - we'd been together too long
Like a worn-out recording of a favorite song
So while she lay there sleeping, I read the paper in bed
And in the personal columns there was this letter I read
"If you like Pina Coladas, and getting caught in the rain
If you're not into yoga, if you have half a brain
If you'd like making love at midnight in the dunes on the Cape
Then I'm the love that you've looked for - write to me and escape"
I didn't think about my lady - I know that sounds kind of mean
But me and my old lady have fallen into the same old dull routine
So I wrote to the paper, took out a personal ad
And though I'm nobody's poet, I thought it wasn't half bad
"Yes I like Pina Coladas and getting caught in the rain
I'm not much into health food - I am into champagne
I've got to meet you by tomorrow noon and cut through all this red-tape
At a bar called O'Malley's, where we'll plan our escape"
So I waited with high hopes and she walked in the place
I knew her smile in an instant, I knew the curve of her face
It was my own lovely lady, and she said, "Oh it's you."
Then we laughed for a moment, and I said, "I never knew."
That you like Pina Coladas, getting caught in the rain
And the feel of the ocean, and the taste of champagne
If you'd like making love at midnight in the dunes of the Cape
You're the lady I've looked for - come with me and escape
L是乌鸦，每次打电话，都有些刺探性地，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看看你的生活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星期六睡懒觉，铃声大作，乌鸦又在头上盘旋了。也可以理解，地球人都知道美国经济不好，软件公司关门大吉的多得是。知道我们还在苟延残喘，乌鸦似乎有些意犹未尽，说了好几次，那你们公司还不错啊，还能撑着。多少有些遗憾的意思。
同学的坏消息，往往从她那里听来。我辈平庸，人到中年，爆炸性的新闻是没有的，偶尔还是有人离婚的，也有人丢工作失业的，也有人求子多年还不得的，这些不幸的消息，往往都是从乌鸦嘴里传过来。
和她打完电话，就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失败，不能满足她的要求。
Z是喜鹊，每次打电话，都有很多幸福的小消息来通知大家，比如丈夫换了一间更大的办公室，比如孩子又长了一颗新牙，比如工作又公司内调换到了一个更好的部门，总之，人生就像一条鲜花铺成的金光大道，每走一步，都有一朵意外的花骨朵杵到她眼前来。电子邮件里常常发来一些劝人珍惜生活之类的名人警句。以前是一条简短的消息外加几十条名人警句，现在也随着科技发展与时俱进了，都带上图片、音乐、视频了，在办公室打开她的邮件要小心，搞不好吓自己一跳。
和她打完电话，就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成功，无法和她的幸福生活相比。
某人批评是我的心态问题，是在潜意识中是在和人较劲吧。我说也不一定，是不喜欢别人拿着尺子丈量我。也或者是不愿意自己拿着尺子丈量自己……但凡电话一响，那一头，无论是乌鸦，还是喜鹊，这尺子就自动丈量过来了？
大毛的好朋友走了，大毛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知道他嗜水如命，便带他去湖边游泳，他说，我不想游泳。在沙滩上闷着头挖沙子。我也不敢多打扰他，兀自找了条长凳坐下，为他人生的第一次失望，暗自垂泪。
好朋友的妈妈公司关门，允许她转到外地的公司总部。于是便要搬迁，夫妻要分居，要租房，要买房，要卖房。天天忙碌。孩子是不用管的，孩子没有选择，跟着妈妈走就是。
大毛是上幼儿园头一天认识这个好朋友的。十几个小孩子，大家都怯生生地，偶尔有一两个原先就认识的，就有一种优越的安全感，在人群里显得轻松而活跃。大毛和他都是谁也不认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群人里，两个小孩子互相羞涩地看了一眼，然后就犹犹豫豫地蹭到了一起，用不了几分钟，就玩到一起去了，从此以后，几年下来，生活就充满了阳光，两个人张口闭口，都可以自豪地 name drop: my best friend.
丈量一个幼小的小孩子的生活的标尺，就是一个 best friend.
最好的朋友走了，大人却无能为力。为人父母，总是有手足无措、无能为力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上帝。于是我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个孩子躺在新生儿特护房的暖箱里，看着他百无聊赖地在岸边挖着沙子，想念着他那个随着母亲远去的好朋友。无声地 suffer.
中文里，还真是找不到和 suffer 对应的内涵丰富的词汇。
本某大概是离家太早，乡愁的一点冇得，当初看见余光中的个《乡愁》，就只想偷笑。好了，如今大陆台湾都通话了，看你还愁个什么愁。没得诗写了吧。
今天PDPD上班来，聪明的人物越来越少，MIT来的大卫也要走了。大卫其实一点都不大，一米六都不够的样子，佝偻着窄窄的肩窄窄的背，瘦得像只干炸虾。桌子上放着一个七八岁娃的照片，纯亚裔的，自然肯定不是他生的。也没敢多问。自曝是极右派愤青。还自曝有个兄弟，是极左派愤青。
看见他，我就老想起 Unibomber Ted Kaczynski. 可他总还算是个聪明人。一聪明遮百丑。他一走，公司里的平均智商又要下降一格。
明天又要和投资人开会。开什么会，就是哄他们继续出钱，和小时候跟叔叔们要压岁钱一样。不同的是，小时候的压岁钱是不用要的，只要装装乖，叔叔们就都是要给钱的，而且还都是专门从银行里兑出来的新钞票。
他盖茨大叔的。仲尼厄而写春秋，今天我也诗性大发一回。:)
赏钱
小时候
赏钱是一摞新新的压岁钱
我在这头
叔叔在那头
长大后
赏钱是一份薄薄的奖学金
我在这头
学校在那头
后来啊
赏钱是一份慷慨的研究资金
我在这头
基金会在那头
而现在
赏钱是一笔脏脏的投资
我们在这头
VC在那头
我有个东欧同学，也算是个书香门第出身吧，却下里巴人得很，不爱洗澡，连牙都不好好刷。民粹派的好处，是精通民间智慧。从他那里学到了，汽车里前排右手那个座位，叫“丈母娘座”（Mother-in-law's Seat）。
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座位最不安全。你最恨谁，最想喀嚓谁，你就让谁坐那座儿。
嘿嘿，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丈母娘还是爱女婿的，婆婆才是敌人，这个 Mother-in-law 应当不是丈母娘，而是婆婆，这个座位也该叫婆婆座吧。
你晕车么？晕车的同学都知道，开车不晕坐车晕。聪明的晕车族就知道，随时抢着开车，就可以避免晕车之苦。我却是晕车族里的懒骨头，开车都是万不得已，在离家半径十公里以内的小圈圈里转；出门时，但凡有人代劳，我就不开车。
今天在 Lowell 市有民俗节，Folk Festival, 某大人要加班，送个顺水人情，要带我们去看民俗节。理所当然地，我就坐在了婆婆座上。初时还是兴致勃勃，婆婆座上一晃悠，没几分钟就悠悠升天了，看什么都是天旋地转，听什么都是惊天动地。平日强势饶舌之徒，如今也没力气胡说八道、指东话西了，蔫蔫地趴着，作小鸟依人科。某大人得意非凡，称这个座位为驯悍椅。
Lowell 是波士顿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其实，我上个星期六刚来过 Lowell, 访问了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出生地和墓地。凯鲁亚克只活了四十七岁。从生到死，是四十七年，从出生地到墓地，是两个半英里。
今天再访Lowell, 迷迷糊糊地望过去，街头有很多艺人，花花绿绿的杂耍，震耳欲聋的音乐，卖的食品，也无非 Hamburger, Hot Dog, Shishi Ke Bob，看看就没了胃口。
其实，Jack Kerouac 的时代，Lowell 也和今天一样，是一个“蓝领”城市，只不过当时是传统的纺织工业，如今还有著名的纺织品博物馆，经常接待学生来访。而且居然还有个被子博物馆，不知在美国算不算独家。凯鲁亚克的父母都是法裔加拿大人，他父亲曾经办过小印刷厂，倒闭以后，他母亲就成了车衣女工。
《在路上》的时候，凯鲁亚克也曾经和一个墨西哥女子同居，和她一起住帐篷，摘葡萄。然而那不过是客串。到末了，凯鲁亚克还是离她而去，回到白人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氛围中。凯鲁亚克毕竟还是没有突破社会阶层的和种族的藩篱，他再反叛，也毕竟只是在白人知识分子内部的反叛。
今天的Lowell，也在试图赶上新工业的步伐。我来美国之前就听说过王安电脑公司，等我来以后，王安疲累而死，儿子是阿斗，王安公司已经倒闭，唯一令人回想起它的标志，就是波士顿有个表演中心叫“王中心”(The Wang Center).
王安公司从前的总部就在 Lowell. 如今，那个大楼是摩托罗拉在用。最近摩托罗拉大肆裁人，周围的几家分部都在关门，幸存的人员，慢慢都挤到这个大楼里来。
街头行走的人群，却很少看到像凯鲁亚克那样的“白”人。今日的Lowell, 西班牙/墨西哥裔，亚裔（越南，柬埔寨）占了多数。一看街头的人群便知。偶尔看到金发碧眼，有的是属于墨西哥人里的淡色皮肤，有的大约是盎格鲁-萨克森人吧，臂弯里却挎着一个非盎-萨，手里再推着一个卷卷头发的小毛头。父亲大约是非裔。就是黑人啦。
这才是真正的，生动的，活着的美国。可是，我却觉得，眼前的这个活着的，生动的Lowell, 是这样陌生而遥远，而那个死去的，书上的，过去的Lowell, 反而更加亲切。
我们住的是所谓“雅皮”小镇，挤入这样的雅皮镇的有色人种，多是中国人、印度人，就职于周围的大学、研究所、公司（生化与IT两大类为主）。这种雅皮镇的生活，和城市生活相去甚远，与真正的美国社会，其实也隔膜得很。
街头的音乐，蓝调，摇滚，民间，令我头疼欲裂，躲过街头已经开始扭着屁股跳舞的人群，钻入车子，听到熟悉的，纤细的，安抚人心的肖邦，竟觉得像落水儿童得救一般。回家后，一盘素淡的西红柿炒鸡蛋，吃得大快朵颐。
唉。早知道我是叶公好龙。
晴过两天，今天又大雨滂沱。迈克尔·杰克逊今天下葬。新疆实行宵禁。
追悼会上，迈克尔的朋友说，我们纪念他，因为我们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和自己的联系：他是一个人。
迈克尔确实超越了一个时代。超越了黑白，超越了东西，超越了冷战。他的追随者就是一些流行音乐发烧友，他们之间的共同纽带就是迈克尔。不管他本人多么复杂，多么迷失，这个世界总会简化这些复杂和这些迷乱，人们找到了互相之间共同的东西。
然而黑人还是要强调他是黑人。他是黑人成功的典范。令人难过的是，这些成功的黑人们，结局却很悲惨。OJ辛普森，还有上个星期刚刚被枪杀的田纳西四分卫Steve McNair. 他们成功了，然而成功以后又是那么艰难，混乱。迈克尔虽然享尽死后哀荣，贵若王者，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的伙伴，却是孤独和丑闻。毒品，白女人，豪华的生活，和家庭和社区的隔膜，最终令他们手足无措。
看得不多，后来断电。请的电工来了。丹尼斯和他的儿子。他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像个研究生。儿子说，现在经济不好，大家都在收紧裤带，他们的活路也不多，不过，为了给孩子们吃饱饭，他就是扛起铁锹挖土，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也会去做。
诚实的，勤奋的劳动者。法国裔的。白人。
我们这个社区，最早的几家，德国后裔，爱尔兰后裔，意大利后裔，几家还在去教堂的，都是天主教徒。最早的地主，住的房子挂着1735年的招牌。我们这一片房子，最初都是他们家的果园。现在他们家的儿子成了工薪阶层，而且是在普通制造业的，工资和我们不可同日而语；媳妇刚把孩子养到上学，去参加培训，成了一个医生办公室秘书助手，工资也只能是我们的零头。
后来搬来的几家，有我们，还有一家印度人，另外一家，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台湾人。工作有律师，法官，软件公司前CEO后咨询人员的，还有一个是舞蹈教师。
还有一家是两个母亲。两个母亲里，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犹太人。他们新装了游泳池，夏天总要请邻居们来一个 Pool Party。复活节的时候，街坊里组织 egg hunt，所有的孩子，基督徒的，非基督徒的，都会来兴致勃勃地找鸡蛋。
孩子们中间只有一样界限：男女界限。男孩女孩，毕竟兴趣不同，玩的游戏便不同。
并不是觉得这里是桃花源。虽然是鸡犬之声相闻，我们其实还是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见面，都知道不说政治，不说宗教，不说种族，不说男女。偶尔，我也会纳闷，不知道老地主一家，如何看待这些新邻居们。他们渐渐丧失土地，收入水平相对下降，孩子们也被迫放弃悠闲的童年，被这些外来移民的孩子们逼得多花时间作功课；我们这些陌生的外来户，从语言到生活习俗到成长经历，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我知道，就算他们腹诽，他们至少不会当面指责我们掠夺了本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孩子，哪怕心中充满偏见，起码在公共场合，他们知道，不能因为某个人的宗教或种族背景而对他另眼相看。学校里教给孩子们各个国家、民族和宗教的习俗，让他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我向来悲观，对一切伟大而神圣的东西，都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因为这些伟大而神圣的东西，上帝，祖国，民族，国家，甚至荒诞不经的“稳定”“和谐”“反恐”，都会成为人们冷酷的屠杀的借口。而暴力，只会制造更多的暴力，隔阂，战争和仇恨。
当今世界，不论人们如何信奉世界主义，号称世界公民，现实依旧是，每个人身上都贴满了标签。
我以前的印度老板，喜欢夸耀印度的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的多样化和和平共处。有一天，一个巴基斯坦同事进来。印度老板热情洋溢地拍他的肩膀，大夸他的工作能力和效率。然后他还加了一句：你看你多善良，他们老说MSLM多么恐怖吓人。
我不寒而栗。他对穆斯林的偏见根深蒂固，所有的溢美之词，不过是在说，这个巴基斯坦人不是普通的MSLM，而是一个例外。
突然觉得绝望。妇人之仁，向来令人不屑，然而似乎也是我仅存的一点信念。
我的妇人之仁，不是要制定什么新的宪章、和约，那么多的宪章、和约，并没有带来和平；也不是要人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世界上这么多伟大而神圣的东西，总是有人不甘平庸，要为之赴汤蹈火，杀身成仁。我只是祈望，如果你是一个平民，就在你挥起拳头的一刹那，就在你操起石头的一刹那，如果你是一个士兵，就在你扣动扳机的一刹那，或许你是一位领袖，就在你签署宣战命令的一刹那，哪怕有一瞬间的犹豫，容你自己想一想，这样的行动，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别无他途；这样的行动，无论多么伟大辉煌，最终的结果，是悲伤的母亲，悲伤的妻子，悲伤的儿童，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宗教，这样那样的肤色，这样那样的怪癖，可是，生命丧失的悲伤，却是同样的惨烈。
娜奥米·希哈波·奈 （美国诗人。父亲来自巴勒斯坦。）
我父亲对别的水果都无动于衷。
指着樱桃树，他说：
“樱桃树……为何它们不是无花果。”
向晚时分，父亲坐在我们床前
像编织生动的小围巾，编织着民间故事。
故事里永远有一棵无花果树。
毫不相干，却总是穿插着无花果。
有一天约哈行走在大路上
看见了一株无花果。
把骆驼系在无花果树上，他酣然入梦。
后来他们抓住了他，逮捕了他，
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无花果。
六岁时我吃了一只无花果，平淡无奇。
“这不是我说的那种无花果！”父亲说，
“那些无花果啊，径直从地上长出来--
真主的礼物! 沉甸甸地悬在枝头
沉到触摸着大地。
我要采摘世上最大，最肥硕，
最甜的无花果
然后把它放进我的嘴里。”
（此时他突然缄默，闭上他的眼睛）
年复一年，我们住过很多房子，
所有的房子，都不曾种着无花果。
我们种过利马豆，西葫芦，芹菜，甜菜。
“种一株无花果吧！”妈妈说，
爸爸却从来不曾种上。
漫不经心地，他侍弄着花园，忘记浇水，
黄秋葵不停疯长。
“这个梦想家。开始了多少工程
却从来不曾完成。”
他最后一次搬家，我接到他的电话，
我的父亲，用阿拉伯语，吟诵着一首歌谣
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歌。“那是什么歌？”
他领我走进新的院落。
花园里，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
一株树上，挂着世界上
最大，最肥硕，最甜的无花果。
他说，“那是无花果的歌！”
他采摘着他的果实，
从那个永远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像是采摘着象征，徽记和承诺
For other fruits my father was indifferent.
He’d point at the cherry trees and say,
“See those? I wish they were figs.”
In the evenings he sat by our beds
weaving folktales like vivid little scarves.
They always involved a figtree.
Even when it didn’t fit, he’d stick it in.
Once Joha was walking down the road
and he saw a figtree.
Or, he tied his camel to a figtree and went to sleep.
Or, later when they caught and arrested him,
his pockets were full of figs.
At age six I ate a dried fig and shrugged.
“That’s not what I’m talking about!” he said,
“I’m talking about a fig straight from the earth-
gift of Allah!-on a branch so heavy
it touches the ground.
I’m talking about picking the largest, fattest,
sweetest fig
in the world and putting it in my mouth.”
(Here he’d stop and close his eyes.)
Years passed, we lived in many houses,
none had figtrees.
We had lima beans, zucchini, parsley, beets.
“Plant one!” my mother said,
but my father never did.
He tended garden half-heartedly, forgot to water,
let the okra get too big.
“What a dreamer he is. Look how many
things he starts and doesn’t finish.”
The last time he moved, I had a phone call,
my father, in Arabic, chanting a song
I’d never heard. “What’s that?”
He took me out to the new yard.
There, in the middle of Dallas, Texas,
a tree with the largest, fattest,
sweetest figs in the world.
“It’s a figtree song!” he said,
plucking his fruits like ripe tokens,
emblems, assurance
of a world that was always his own.
我有个好朋友塔纳兹，伊朗人，极聪明，尖锐，急智，witty, 妙语连珠，最喜欢和她一起发牢骚骂人，尤其是冷嘲热讽波士顿郊区小镇中产阶层家庭主妇的庸俗、琐碎和日渐愚蠢，痛快！每次我们俩胡说八道，都能毫无风度地笑个前仰后合，唾沫四溅。
周末和她联系，假惺惺地表示关切，希望局势尽快稳定下来。结果她说，她还希望局势更乱一点儿呢，当初就怪她和朋友们游行，结果让 Shah 给下了台，让霍梅尼给上了台，现在她要积极活动，帮助反对派把内贾德给拉下来。一下子让我觉得自己忒犬儒，东郭，妇人之仁。原以为她也是和我一样自甘庸俗、琐碎和日渐愚蠢的。
她先生是 Derek Lowe, 嗯，不是那个 Derek Lowe 啊，不是波士顿棒球队那个人人皆知个个羡慕的投球手，而是一个制药厂的生化研究员。我虽然在软件公司混饭，却是技术虚无主义者，偶尔自嘲软件其实都是骗人骗钱劫财劫色的勾当，他便附和：其实生化也很扯淡，他研制了几十年，到现在为止，他参与研制的药，还没有一样上市的。
当时正好有一家制药公司在全面回收什么问题药。我说，没上市更好，起码你知道你没坑过人。
不过，他们是美食家，每次她给餐馆打电话订餐的时候，就说：This is Derek Lowe's wife. 大名如雷贯耳，店家莫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奉为上宾，令她得意万分。
我问起伊朗局势，塔纳兹说，我们出名了。哦，不对，是我丈夫出名了。然后她就给了我一篇文章，是《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可不，说的就是他们：
http://www.boston.com/business/technology/articles/2009/06/19/activists_utilizing_twitter_web_proxies_to_sidestep_iranian_censorship/?page=1
这个德瑞克也是一个神人。他是在阿肯色长大的，就是比尔·克林顿那个南方土州，不知道是城市还是小镇，我怀疑是小镇。少年时代，中国还是毛泽东时代呢，他闲着没事，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宣传（中国国际广播台），跟我吹牛，说会用中文宣布“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我一听，原来是粤语。
他说，国际广播点台还欢迎听众来信，可以给听众寄毛主席像。他好事，还真按他们给的地址写了信，电台还真给他寄来一张毛主席画像，他还拿到公司给中国同事显摆过。
德瑞克和塔纳兹都很世界公民。朴素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民族，国界，宗教，种种将人类放在不同中药铺格子里的东西，踮起脚尖来看，确实都有些荒唐。
这对夫妇能够和睦相处，自然是因为他们是跳出了中药铺格子了。我们很少直接谈论宗教。但我知道塔纳兹不奉行伊斯兰教义和仪式。他们的孩子是否去基督教教堂，我不得而知，凭我的直觉，够呛。德瑞克生长在南方红脖子州，离所谓的“圣经带”(The Bible Belt)不远，不过他更像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 如果不是公开的无神论者(Atheist)的话。塔纳兹有些懒，自己也知道自己懒，然后自嘲说，什么时候她想偷懒的时候，比如说不想送孩子学钢琴、踢球、参加生日派对——郊区老妈的铁饭碗，她都要玩笑着牢骚一句：It's against my religion.
塔纳兹曾经也是一个生化专家，和德瑞克是平起平坐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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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这篇报道的几段快而脏的摘译：
继伊朗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发生的暴力事件，和伊朗政府企图封锁有关暴乱的新闻，令德瑞克•洛威和他出生于伊朗的妻子感到到震惊。因此，他们加入了抗议活动。他们决定加入互联网活跃人士的行列，抵制伊朗政府在选举之后进行的严密的新闻检查。凭着自己的电脑和互联网联接，这些互联网人士正在帮助伊朗示威者们将自己的言论和图像发出伊朗，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
洛威是位于（波士顿）剑桥的Vertex制药公司的研究员。他将自己家里的电脑变成了一个“代理服务器”——一个虚拟的主机，供伊朗用户们连接使用，使他们能够越过伊朗政府新闻检察官们设置的过滤器。“我琢磨着，我能做的多少有点具体效果的事情，也就是这个了。”洛威说。“也就是算得上个‘聊胜于无’吧。”
伊朗危机，以及世界上网络用户们的反应，正在重新界定互联网帮助人们互相交流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彰显了社会网络服务Twitter的价值——正当人们质疑Twitter是否有价值的当口，伊朗的社会活动人士们，却在用它来和全世界分享自己的愤懑。
……
Vertex 研究员洛威访问了一个代理服务器招聘网站。星期三，他安装了所需的软件和指令，并将他的新代理服务器的地址交给了招聘人员。直到昨天（星期四），他还没有看到有人从伊朗使用这个服务器，不过，要将代理服务器的地址告知伊朗国内的人，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些代理服务器的地址没有在Twitter或公共网站上公开发表；伊朗的电讯工作人员有可能看见这些地址，然后设置好他们的路由器来封锁这些地址。因此，搞代理服务器的人必须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者传真，直接将这些地址交给伊朗国内可靠的人。
洛威说，这次选举之争，倒是让他认识到了，就这么在自己的电脑上运行一个软件，他就可以帮着反对全世界任何政府进行新闻审查。等伊朗的危机结束了，“我当然还会密切注意，看看下次还有什么别的机会用得上这玩艺儿。”洛威说。
（三）嫌疑犯：哲学家，儒商，情圣
四年前，贝拉穿着西装，等着上电视，电视节目是《新贵》(Young Money), 采访一些在波兰“改革开放”中发财致富的先进青年。
不过，贝拉更像是个传统的哲学家诗人。黑色明亮的眼睛，浓浓的棕色卷发，消瘦，敏感。因为他英俊非凡，朋友们都戏称他为 Amour. 情圣？爱神？爱哥哥？ :)
作者确实啰嗦，不过我看到这一段描述，却是乐得开心，我就不信，你周围没有这样的同学朋友。:)
先说哲学这个学科的背景吧。贝拉出道时，波兰的哲学界还是马克思主义盛行，其实，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其根源都是启蒙时代的理性和对“放之四海为皆准”的终极真理的追求。贝拉却喜欢维特根斯坦和尼采。维特根斯坦宣称，语言跟下棋一样，其实是一种社会活动。
嘿嘿，我那个哥儿们，和贝拉一模一样，言必称维特根斯坦，写必引尼采，我笑话过他，和着老维名字长，称一次，就是五个字的稿费。:)
贝拉喜欢的还有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 Jacques Derrida 雅克·德里达 and Michell Foucault 米歇尔·福柯。哈哈。贝拉也和他的中国同行们一样，东抄抄，西拼拼，拼成了自己的激进哲学。
头脑清醒的人觉得他这个哲学是逻辑混乱的垃圾，女人们却不这么看。:) 英俊的外表，敏感的气质，狂热的哲学，贝拉同学在情场上所向无敌。说说吧，你什么时候充当过这样的角色，或者是崇拜过这样的角色。:)
不过，云中的哲学家却还是个俗人，娶了中学甜心，马上有了孩子。读博士。读到一半，辞职开公司。公司倒闭，老婆因为他的风流韵事带着孩子走了。
我还是能找到人对号入座。:)
下面好几页是讲他的书 Amok. 确实比较乏味。简而言之，小说是用来诠释他的哲学的，小说主人公用的是他的名字的英文版 Chris, 经历也和他极为类似。他向朋友宣称：他要在小说里突破所有的禁区。
1. 发现尸体：
地点，波兰西南部小城。2000年12月。死者：几乎赤裸，被反绑，脚和脖子用的是同一条线，任何轻微的挣扎都会是脖子上的绳子勒得更紧。死者胃里没有任何食物。死之前，已经被饿了很多天。肯定是谋杀，而且凶手极端残忍。
死者高个，黑色长发，蓝眼睛。后来发现，他的特征和一个不久前消失的人吻合：Dariusz Janiszewski雅尼谢夫斯基, 住在六十英里以外的Wroclaw, 开一家广告公司，妻子在四个月前已经向警察报告他消失了。他们结婚八年，婚姻中曾经有过冲突，不过两个人早已和解，不久前刚刚一起决定去领养一个孩子。
雅尼的妻子不敢来辨认尸体，最后还是他母亲来辨认。她马上就认出了他儿子漂散的头发，还有他胸前的胎记。
雅尼不欠债，没有什么明显的仇人，也没有犯罪记录。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业余吉他手，没事就给他自己的乐队写曲子。他太太说：“他不是那种找人打架的人。他也不会伤害任何人。”
六个月后，案子却毫无进展，警察决定结案。雅尼的家人在他被发现的橡树上挂了一个十字，算是这个“完美的犯罪”还留下了一点痕迹。
2.奇怪的卷宗
三年后。临下班了，一个警官却不忙着回家，而是开始翻阅警察卷宗，发现了雅尼的卷宗。
警官叫 Jacek Wroblewski, Jacek 是英语的 Jack, wrobel 的意思是Sparrow (“麻雀”)，所以同事们都叫他 Jack Sparrow, Johnny Depp 在"Pirates of the Caribbeans"里的角色。
Emerson: Concord Walks
The place where a thoughtful man in the country feels the joy of eminent domain is in his wood-lot. If he suffer from accident or low spirits, his spirits rise when he enters it. He can spend the entire day therein, with hatchet or pruning-shears, making paths, without remorse of wasting time. He can fancy that the birds know him and trust him, and even the trees make little speeches or hint them. Then be remembers that Allah in his allotment of life "does not count the time which the Arab spends in the chase."
I admire in trees the creation of property so clean of tears, or mute, or even care. No lesson of chemistry is more impressive to me than this chemical fact that "Nineteen twentieths of the timber are drawn from the atmosphere." We knew the root was sucking juices from the ground. But the top of the tree is also a taproot thrust into the public pocket of the atmosphere. This is a highwayman, to be sure. And I am always glad to remember that in proportion to the foliation is the addition of wood. Then they grow, when you wake and when you sleep, at nobody's cost, and for everybody's comfort. Lord Abercorn, when some one praised the rapid growth of his trees, replied, "Sir, they have nothing else to do."
（一） 猪
昨天星期一。早上上班，什么都没干，就觉得精疲力竭。
老板神神秘秘地将瑞领走。知道没有好事。瑞是个大胖子，有糖尿病，坐在计算机前，话说了半句，都可能迷迷登登地睡过去。老板说过，如果工程部门裁人，他肯定是第一个。
然后老板又来领我。有些意外，却也没有上断头台那样的悲壮，只能木呆呆地跟他走。还好，我倒不用抱着纸箱子回家。所有的福利一概保留，但要减少工时。我太贵。
小小的破公司，一片愁云惨雾。本想去人事找人谈谈，老板说，人事的正忙着处理遣散人员的后事呢，明天再说吧。
回家后，手机响起。学校里的护士。二毛病了，接回家吧。
这是猪。猪流感。
今天又把大毛接回了家。整个小学，有三分之一的小孩子生病。问是不是猪流感，护士说，医院现在已经不查是不是猪流感了，卫生部门有令，凡是有流感征兆的，一律在家呆一个星期，连药都不用吃。
我也感染上了。正好，大家不上班，不上学，在家吃，睡，当猪。:)
（二） 狼
今天星期二。十点钟有全公司大会。一般裁人以后，都有这么一个会议，就像是葬礼后的聚餐。
昨天早早离开公司，并不知道谁走谁留。今天大会上，总裁菲利普斯发表讲话，才知道，他才是狼的主餐。
公司宣布第十一章破产以后，乔治当过一段时间的代理总裁，无非是带着财务总监，灰头土脸地上法庭，证明这家公司还有生存和赚钱能力，不应当完全关门大吉。投资人和法官都相信这一点，于是公司苟活下来，后来就找来了年轻有为、生机勃勃的菲利普斯。
几年过去，投资人盼望的奇迹没有出现，市场和工程精心设计的Power Point 没有兑现，董事会终于决定，菲利普斯必须走人。
我痛恨这样的场合。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菲利普斯，这样残酷地剥夺人起码的尊严和骄傲。当然，这样的场合，菲利普斯不一定必须出场，他选择出场，也证明他有担当。
菲利普斯告别以后，然后有财务总监，投资人代表，市场，工程，和销售代表发言。财务总监被任命为临时总裁，一副新当家的人的得意和张狂，就像一头呲着带血的牙狞笑的狼。
投资人油头粉面，深凹的眼睛，很符合他的身份。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碰上不能盈利的公司，他们的投资就是泥牛入海。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公司，像一只永远能够吸水的海绵，又像一只永远填不平的无底洞，鸡肋一般，更是令人恼火。
他们认得的只是钱。你又怎么能说这是他们的错。
（三） 犬
犬么，犬就是我自己。二十年前的今天，我年少气盛，在北京的校园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青春怦然爆裂成颗颗碎片；二十年后的我，成了一个犬而不儒的犬儒主义者，蜷缩在遥远的世界角落，被飞转的资本过山车甩得晕头转向，却依旧是无能为力。
旧社会人落后，说女孩子是赔钱货。新社会了，妇女解放，女权运动，我们家的男孩子倒成了赔钱货。
好长时间了，每次去图书馆，我都灰头土脸地，讪讪地，悻悻地，不敢和图书管理员对眼神。欠了人家债，于是便抬不起头来。
是镇里的公立图书馆。除了少量私人捐款和特殊档案，是人民自己的图书馆，每年交的那些财产税，大部分去养了学校，小部分也养着这个图书馆。有募捐时，我们都是慷慨捐钱捐力的。我一边尴尬，一边安慰自己。
图书管理员是一贯的微笑，耐心：你有几块钱的罚款，你想现在就付吗？如果没带现金，下次也可以的。
她总是笑眯眯的，语气很温和，倒好像我们欠钱是她的过错。
老太太其实是志愿者，光干活不拿钱的；她从前是康科德博物馆的解说员，保尔·纽曼刚去世的时候，她还跟我吹牛八卦，说她有一天正上班呢，一个人进来了，眼睛那么蓝啊那么蓝。
老太太越和善，我就越尴尬，于是又重复一遍：嗯，这次罚款是因为我们有一本书找不到了，苏告诉我们先别交钱，接着找，找不到，就交书的成本费，找到了，就不用交了。苏是好心，不想让我们交双倍的罚款。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像林冲。不是英雄气概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也不是卫护妻子的热血男儿。就是脑门儿上那个刺字。想一想，还真不知道林冲脸上到底刺的是什么字呢。
其实，这钱并不是“罚款”，也就是个“陪款”。书丢了，实在找不到了，就陪个书的原价，并没有 punitive damage；书忘了续了，或者是被别人预订了自己却没有按时归还，就会有小笔的罚款，譬如说，DVD一天一块钱，大人书一天四毛钱，小朋友书一天一毛钱。每次交这类“赔款”，我都自我安慰：孔老先生窃书不算偷，我们借书被罚款，也不能算犯罪。交的钱给图书馆增加收入，还算是造福镇上人民呢，应当减税才对。
问题是，我们也太 deadbeat, 拖欠、丢失是基本常态，平日里忙得昏头转向，几天没有查自己的借阅记录，等想起来，Doh, 赫然几道红红的条目：过期了，忘了续了，已经续过两次不能再续了，被别人预订了。
钱并不多，只是帐上一差钱，我们一下子就被划入了另册：别人家活得从容，这家人活得邋遢。大家都排着队借书呢，人家都是叮叮叮三下两下借完走人，轮到我们，总是拖拖拉拉一大堆，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交罚款，颜面扫地，无地自容。
小朋友们脏乱差的本事，真是登峰造极。叶公好龙，到处雕龙写龙，他的龙有多少藏身之处，我们家的书，就可以有多少丢失之处。
书架上自不必说，每次找书，自然从书架上开始，要么是老牛耕地--来来回回，密密地篦过，要么是鬼子进村--挖地三尺，不见不散，每次都懊恼，为什么不把图书馆的书和自己的书分开，为什么不把大人的书和小朋友的书分开。
情急之时，便悬赏捉拿。一出赏金，小财迷们便撅着屁股到处搜寻，床底下，书桌上，沙发背后，垃圾桶里，厨房，厕所，地下室，无孔不入。他们是行家，什么破书，都能够形容出是什么样的封皮，作者是谁，甚至还记得里面那些无聊笑话，一色的低级趣味。
说是出赏金，其实他们也很少挣到。小财迷们先还是兴致勃勃地帮着找，大约还是赏金不足，也或者是他们高风亮节，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会儿就忘了，偶尔发现另一本趣书，又兴致勃勃地趴在地上看起来，一边还笑得格格地。
只有我的无名火在继续焚烧。几排书架都翻完了，早已是大汗淋漓，却还是一无所获。
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图书馆里允许从网上付款。多少个夜晚，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我登陆了账户，看看左右没人，便悄没声地，麻利地把罚款付清。还真灵，一按“上交”，那些红条警告和惊叹号们都旋即消失，令人如释重负，心生快意。下次再去图书馆，想想自己账上干净，没来由地就昂首挺胸、扬眉吐气着，觉得自己像个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问题是，罚款一付，书却又自己冒出来了。图书馆规定，交付罚款九十天内，还可以把书还回去。书们总是约好了，要再冒头就在第九十一天冒，再去还时，图书馆也不要了，于是我们书架上便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记录着我们割地赔款、丢书罚款的不光荣历史。
想一想也是命中注定。小偷的儿子出生，顺手勒下了护士的戒指；大毛出生，就带着一笔图书馆的罚款。
我当时正在忙论文，从图书馆里借出一百多本书。小朋友提前到达，白天黑夜的界限从此模糊，也彻底打乱了借书、续书、还书的自然次序。昏头转向一阵子，具体多少天早已分不清了，看看一地狼藉的书，打电话去图书馆。接电话的是个学生。我说，对不起，书还晚了，原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她却没有说：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你免了吧。
我知道，如果我让她去叫来一个图书管理员，解释一下情况，我应当是不必交这笔罚款的。我早已给信用卡公司打过电话，他们掩盖着金钱至上的本来面目，跟我着实人道主义了一回，罚款和月息都免掉了。对图书馆，我却没有说什么，老老实实给他们寄了一张支票。按当时的穷学生标准，那可是一笔巨款。
然后，然后，我就毕业了。那是大毛生平第一张罚款单，也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张罚款单。
本来对这些新闻都是充耳不闻，加州有地震，新英格兰有暴风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新闻里要播吓唬人的东西。
不过，十多天前，小朋友书包里背回来一封学区总监的《告村民书》，说村里的高中有个学生查出H1N1阳性。该同学刚刚从墨西哥回来。好在他感冒已好，从发病到我们接到通知时已经过了七天。
也就是说，他发病的时候，至少有两天传染期的，周围的同学和家人也都没有传染上。
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
结果，小朋友书包里又来了一封信，说是村里另外一家小学，有个小同学也查出阳性。不过小同学也恢复了，从得病到我们收到信时，也过了六天。
又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
星期四下午，却收到学区打来的电话，说村里五家小学里，有两家要关门一天：又有几个小朋友出现流感症状。加上周一是国殇日，希望这四天分隔，能够减少传染的机会。
眼下正是棒球和足球忙碌季节，也收到通知了，家长们自己斟酌是否让孩子参加比赛，如果有感冒迹象，不要让孩子到公共场合去。
左右为难。左面的我认为校方是害怕责任小题大作，媒体是每逢灾害就兴奋莫名大肆炒作；右面的我又忧心忡忡，万一轮到自己怎么办，还是小心为妙吧。
小朋友不管那么多，还在那里跌足惋惜：要是我也上那家小学该有多好啊，明天我们就可以不上学了，我们能不能转学过去啊，就这一天？:)
May 11, 2009, New Yorker，刚读到，乐。:)
Hackers Can Sidejack Cookies
by Heather McHugh
A collage-homage to Guy L. Steele and Eric S. Raymond.
A beige toaster is a maggotbox.
A bit bucket is a data sink.
Farkled is a synonym for hosed.
Flamage is a weenie problem.
A berserker wizard gets no score for treasure.
In MUDs one acknowledges
a bonk with an oif.
(There’s a cosmic bonk/oif balance.)
Ooblick is play sludge.
A buttonhook is a hunchback.
Logic bombs can get inside
back doors. There were published bang paths
ten hops long. Designs succumbing
to creeping featuritis
are banana problems.
(“I know how to spell banana,
but I don’t know when to stop.”)
Before you reconfigure,
mount a scratch monkey.
A dogcow makes
a moof. An aliasing bug
can smash the stack.
Who wrote these tunes,
these runes you need
black art to parse?
Don’t think it’s only
genius (flaming), humor (dry),
a briefcase of cerebral dust.
A hat’s a shark fin, and the tilde’s dash
is swung: the daughter of the programmer
has got her period. It’s all about wetware at last,
and wetware lives in meatspace.
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福祸我且不去说它，只觉得我要是忙，肯定是几样事情一起忙。好在还没有老，越是忙，脑子就还是转得越灵。
这个周末，产品总算完工了，明天能够如期发布。唉，再怎么技术把关或者是降低要求，总还是有last-minute crisis最后一刻的危机。阿伦那一块还是摇摇晃晃，不过也没有办法了，咬咬牙扔出去，下面有更有意思的平面和版本来作。
书稿也总算校对完毕，封面设计出了一点小小问题，只好请设计师再改（对不起对不起，要是我当初更仔细些，就可以避免这个“最后一刻的危机”了。）:)
又累，又幸福，生一对双胞胎，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莫妮克来信，说，五年了，她的孩子，和父亲不在一起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了。她说，你们都给我写信吧，告诉我，你们记得他什么，写写我们的生活，包括有他的时候，和没有他的时候。
我却不敢告诉她，我已经写过她。和她说话，无论怎样小心翼翼，都是一种伤害。我记得她自称 Widow, 还记得她那个不懂事的儿子，拿起玩具电话，说是要给爸爸打电话。
Sylvia Plath 在 The Bell Jar 里，写到男朋友 Buddy Willard, 四处留情，最后两个女朋友都发疯自杀。
后来，普拉斯自己自杀，她丈夫特德·休斯的新欢 Assia Wevill 也是自杀，而且还是有意模仿普拉斯的死法，甚至还更变本加厉。
看到这样的故事，就觉得普拉斯写下了谶语。
原来，小时候喜欢过的电影《爱情的故事》，也是一个谶语。
老说要把电影找来看看，记得里边有个图书馆，不知道是 Weidner 还是别的馆。她在那里打工，两个人打情骂俏：你又富又蠢。不，我又聪明又穷。:)
两个相亲相爱的年轻人，健康活泼、智力显然在男生之上的女孩子，却突然得了绝症。
男生叫 Ryan O'Neal. 他的女朋友叫Farrah Fawcett，她得了癌症，已经快要死了。
《爱情的故事》不过是一个赚人眼泪的简单故事，生活却远比它残酷。Ryan O'Neal 和 Farrah Fawcett有一个儿子，目前正在监狱里服刑，大概是吸毒喝酒之类，母亲要走了，他袖筒里藏着镣铐，来向她告别。
乔姆斯基的口才很好。是教授的口才，而不是政治家的口才。徐徐道来，娓娓道去，无形中让你认同他，却又不让你觉得是在受他的牵引和说服。
Thomas Friedman的口才也好，但是他的口才好得过分，是新闻记者那样的好口才，听的时候觉得过瘾，听完了就觉得受骗。听克林顿也是一样。克林顿的口才是政治家口才。哪怕他滔滔不绝地讲两个小时，你也能听得津津有味，听完了才知道，其实他什么也没说。
乔姆斯基讲的内容我都很熟悉-除了他提到的最近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John Kerry的一个文件，其它的历史事件和文件，我都很熟悉。
不同的是，他有鲜明的立场：批评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
乔姆斯基说，解决巴以冲突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总统接受一个国际上普遍能够同意的政治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其实，这样的international consensus早已达成：像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这样的“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接受了（他说“温和”的时候带着讽刺意味，尤其是沙特，引起听众会心的笑），甚至连Hitzbullah, 哈马斯和伊朗这样的“极端”派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唯一反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
包括奥巴马。乔姆斯基对奥巴马也不满意——奥巴马刚上台之前，以色列进攻加沙，德肖维茨嫌奥巴马不够积极支持以色列，乔姆斯基嫌奥巴马不够积极批评以色列。他觉得奥巴马任命George Mitchell为巴以特使是个很好的选择，他有处理英国和北爱尔兰关系的经验，但是，奥巴马又没有给ＧＭ以足够的权限，因为ＧＭ的主要任务是倾听，而不是决策。
他提及了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 John Kerry的书（或文件）。应当找来看看。凯瑞认为，首先应当承认美国的巴以政策是失败的，当前的关键是重新理解巴以问题的实质(reconceptualize the problem),然后团结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哈哈，沙特阿拉伯。看来，称沙特阿拉伯是“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是一个永恒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笑话的源泉。）
历史回顾：1977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的时候，埃及的目的是拿回西奈半岛，根本没有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利益。
1976年，亨利•基辛格当差的时候，他的原则是 Stalemate.
还有一个笑话，就是炸鸡。好像是西蒙•佩雷兹说的。他说：恩，巴勒斯坦人要一个巴勒斯坦，那就给他们一个巴勒斯坦吧。或者是炸鸡。:)要查一查，还要查查希伯来语“炸鸡”怎么说。:)
他也注意到了，其实，巴以冲突中，主要的进步都是在鹰派利库德集团之下取得的。这个我早知道，而且也不奇怪，它并不说明利库德集团比工党要更善良，更宽容，更爱和平。工党总是主张用更和平温和的手段来解决的，但他们说了不算数，一定要等到利库德也觉得和平和妥协是好事的时候，才能有和平和妥协。
我是坐火车去的。坐在火车上，读了一段乔姆斯基和美国黑人教授霍华德•真教授的访谈。
这里有一点学术界的八卦：好玩好玩，有空还要多看。:) 阿伦•德肖维茨写了本《胡刺霸》，不光是我气得冒烟，美国很多人也气得冒烟，气得冒烟的美国人里面，就有个研究大屠杀历史和政治学的Norman Finkelstein。看出来了吧，他也是犹太人，然后他就气鼓鼓地写了一本书：《比胡刺霸还胡刺霸：关于反犹主义的滥用和历史的滥用》（Beyond Chutzpah: On the Misuse of Anti-Semitism and the Abuse of History )，简直就是跟德肖维茨针锋相对唱对台戏嘛。德肖维茨不干了，先是给加州肌肉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打电话，让他告诉加州大学出版社不要出这本书（2005年），然后还找了一帮子律师打官司，不许DePaul大学给芬克尔斯坦终身教职。
DePaul大学的系里已经批准了芬克尔斯坦的终身教职评定。学院也批准了。但是，dea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反对。最后决定应当在2007年5月作出。我在火车上读的访谈是2007年4月17日的。芬克尔斯坦指责德肖维茨在从中作梗，不让学院给他终身教职。
网上查了查，芬克尔斯坦终于还是没有拿到tenure, 他接受了一个没有公开的庭外settlement,从DePaul辞职了。个中猫腻，令人叹息。
我读的访谈主持人叫 Amy Goodman. 所有的好人都是犹太人。All Goodmans are Jewish. :)她在谈霍华德•真的书的时候，提起了梭罗。梭罗的政治原则，就是公民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
乔姆斯基没有直接提梭罗，但他的原则是一样的。今天晚上的演讲中，他好几次提及“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resistence). 他说，只有非暴力抵抗，才能使占领方手足无措，所以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抵抗。
我乘坐的火车，正好从梭罗的瓦尔登湖畔驶过。梭罗当年的一大贡献，就是非暴力抵抗，既抗税，又抵抗当时美国在墨西哥的战争。在他的笔下，人就是人，墨西哥人是人，印第安人是人，黑人也是人。民族，政体，这些现代人的抽象概念，没有将他的人分成等级。
这一点，乔姆斯基和他是一致的。乔姆斯基谈到的巴勒斯坦人，就是人。和以色列人一样的人，和美国人一样的人。恐怖主义的标签，并不能把巴勒斯坦人变成非人。他在别的著作里批判过恐怖主义；他关于911的评论据说也令人恨之入骨，我可以想象在911之后美国全民的同仇敌忾中，对阿拉伯人aka恐怖分子们表示同情，该会招致多大的压力。
一提到巴勒斯坦，其实乔姆斯基的看法很悲观：以色列进攻加沙以后，美国以色列弹冠相庆，因为约旦河西岸的法特赫组织很听话，居然没有组织任何抗议活动。他认为，其实法塔赫组织已经演变成了伍德罗•威尔逊手下成立的National Guards性质的组织。2006年在占领区的选举，是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选举结果出乎美国以色列意外(went the wrong way),于是美国以色列就翻脸不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加沙组织过军事政变，失败了，让中央情报局去搞破坏，也失败了，于是转而气急败坏。
他说，巴勒斯坦人有两个选择：一是美国加入国际consensus,不再反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二是美国和以色列继续为所欲为，用国家卫队那样的军事组织来统治被占领土。
嗨，这叫什么选择。：）不管哪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没有发言权，口头发言权（舆论）没有，手头发言权（武器）更没有。
轮到我们提问了。意大利人问，欧洲联盟是否能起到作用。他觉得有限。俄国没有了。从前，美国人还叨叨：The Russians are coming. They were coming, but they were not coming after 1989. :) 英国成了美国的副官Leutenant，我们American Politicians会说话，不管他们叫副官，叫伙伴Partner。:)
我问，俄国人不来了，中国人会不会来。中国人一直说自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好朋友，你认为中国是否能在这个冲突中起更大的作用。（嘿嘿，中国人不是爱用这个给自己打气么，连美国人都怕我们来，可见我们是强大了，站起来了。）乔老爷说，嘿，中国人很小心的，他们才不想得罪美国呢，他们还想要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而且他们有很多劳工在以色列，以色列人不爱用巴勒斯坦人做苦活脏活累活了，他们用中国人，中国人投鼠忌器，也不会得罪以色列人，给自己的老百姓断了生路的。
总之，国际上没有任何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力量。
美国公众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很小。美国民主其实还是部分人的民主，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每四年按一次按钮，然后就回家。
然而，他还是说他很乐观。没有听出有什么理由。不过，我还是喜欢他的乐观态度。犹太人有理由感到乐观。过去的一百年，几十年，虽然有大屠杀那样的人间惨剧，然而，犹太人的社会地位确实是提高了。乔姆斯基和艾萨亚•伯林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还是充满信心。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在这些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公共政治问题上，他们早就闭嘴了。
有人提了一个很 polemical的问题。很蠢，典型的巴勒斯坦宣传口吻。在PBS上看过一回巴勒斯坦人的节目，制作实在太差，就连我这个对他们有同情心的人，都觉得他们不能说服我。这个同学英语很差，问题问得也很没有水平：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今天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和犹太人当年在华沙隔都的uprising有可比之处。
连乔姆斯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乔姆斯基以前说过，在大屠杀问题上，他是不可知论者。Agnostic. 我读过的资料说，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几次举达扬作例子，具体的我忘了，他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无论怎么残酷，毕竟和纳粹对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的整体灭绝不同。连以色列将军达扬都说，让他们活着吧，哪怕是像狗那样活着。
这是一个底线。跨出了这个底线，乔老爷就不是人道主义者了。
还有，中国人喜欢乔姆斯基，因为他骂美国政府。然而，乔姆斯基的骂，是“自己人”的骂，是希望美国政府少干坏事；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对他来讲，骂美国政府是天经地义。美国现在经济危机，内外交困，骂美国已经不那么时髦了，然而老乔已经骂了几十年了，只要他还有力气，他还会继续骂下去。
For Humanity.
乔姆斯基以前说过，骨子里，他并不喜欢政治活动，语言学领域，他早早成名，如鱼得水，他知道，关于语言学，他随便说点什么都算数，但是，几十年来，他却一直“战斗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他还是欲罢不能。
像今天晚上这样。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处于绝对的被动和弱势地位。乔姆斯基的讲演，无论口吻多么温和，都是对弱者的强大支持。
他大致讲了一点点民主理论，也是需要继续阅读的：
Qualitative majority
Quantitative majority
那怎么办呢？会后我问过他：2001年那么好的机会，差不多真达成彻底协议了，却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那么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这样的机遇？奥巴马政府目前内外交困，对付经济危机和伊拉克已经焦头烂额，哪里会有精力来对付巴以冲突？他的回答是，哦，他们会的，他们会的。
其实他怎么回答的我都忘了，主要是挤到他跟前去，让那谁拍照。:)
惭愧惭愧，追星，却又不够虔诚。讲座之前，在ＭＩＴ COOP里逛了一会儿，其实我有Harvard Coop的会员证，在ＭＩＴ COOP也可以通用减价的，可是我抠门，看看他的书，政治论著和讲演集不值得买，唯一的语言学那一本，薄薄的，也要三十刀，想一想 www.abebooks.com上只要两三刀就能买到，再想一想，这么大的讲座，让他签字的机会恐怕也没有，犹豫了一下，两下，三下，就没有买，结果挤到他跟前让他签字时又没了书，汗，结果让人家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了一个名 ～～ 再汗 ～～
最后汗一回，今天还故意作女学生打扮，披肩发，带帽儿小夹克，牛仔裤，探脚趾头的高跟麂皮鞋，还问那谁：你说，人家会把我当 college girl么？
刚到美国时，在哈佛广场的电线杆上看到一些左派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招贴，先是惊奇美国竟然也有这样狂热“正统”的东西（其实在美国这里是异端），然后就是发自内心的反感，每每掩着鼻子匆匆走开。偶尔还暗自纳闷，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去这样无聊的讨论会里浪费时间。
在美国当“左派”是一种奢侈。从共产主义国家来的人，体味过集权高压之下的真实感觉，享受不了这样的奢侈。
一直是把乔姆斯基当作左派代表人物来看的，听到有人号称崇拜他，还曾经冷嘲热讽过。他的语言学造诣自然是无可非议，起码，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独一无二的地位，然而，他的声名，更多的是因为政治，因为他对美国政治的尖锐的，五十年如一日的批评。
中国人喜欢乔姆斯基。中国政府喜欢乔姆斯基。我却总觉得，他也不过是一个怒气冲冲的犹太左派老头儿，享受着稳固的学术地位和言论自由，坐在书斋里，骂骂美国政府过过嘴瘾，正好还帮了中国左派的大忙。
为此，我一直躲他躲得远远的。
公司项目正好进入收尾阶段，照样是所有的问题都在最后一刻出来，整个周末都在VPN上挂着。朋友一发来乔姆斯基有讲座的消息，却立马决定，再忙，也要去听。
前不久看阿伦•德肖维茨看得怒火中烧，而在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和外交方面，乔姆斯基和德肖维茨却是死对头，两个人在媒体和公共讲堂多次公开对阵。按着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原则，乔姆斯基一定是我这一拨的，于是决定抛弃自己对他的成见，追星去了。
其实，在网上早就看过乔姆斯基的照片和视频，但是，因为读他的政论文和访谈太多，觉得他比较极端，就把他想成了一个怒气冲冲的老愤青：要么是疯狂的毛发直竖、血脉贲张的激进派，要么是头发蓬乱、孤僻乖张的老学究。到了MIT的讲堂，乔姆斯基进来了，却一点也不是我想象的样子：他穿着宽大的粗针毛衣，提着一个大大的皮包，眉目清癯，反应机敏，竟然是一个儒雅斯文的帅老头。
内容先不说，这次讲座本身就不同凡响。组织者一看就是巴勒斯坦学生。原来这个星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了解巴勒斯坦周”，乔姆斯基的讲座是开场戏。美国校园里，犹太学生团体自然是占上风的，亲阿拉伯、亲巴勒斯坦的，本来就占弱势，九一一以后，他们的地位就更加敏感。
然而，他们的地位虽然敏感，毕竟还是有他们说话的权利。而一个教授，尤其是像乔姆斯基这样知名的教授，能够参与他们的活动，不管他说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为。
乔姆斯基当然知道这样的活动的政治意义。他也不怕。乔姆斯基1928年出生于费城一个犹太家庭。他坦承，他成长的时代，很多犹太人都是当地的第一家犹太人，孩子们上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找到僻静一点的一条路，走这条道才能少挨打。
然而，几十年来，他却成为学术界反对美国的中东和以色列政策的领先人物。对此，许多犹太人，犹太组织Anti-defamation League, 个人如著名的哈佛法学教授阿伦•德肖维茨，都对他恨之入骨，当初Unibomber特德•卡赞斯基到处寄炸弹的时候，乔姆斯基也是他的目标之一。卡赞斯基的炸弹，当年我的导师也收到过一个，警察来“拆包”的时候，整个办公楼都不许人靠近。
一个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
今天晚上，组织者给他的讲题是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乔姆斯基一上来，却开宗明义地指出，他将论题稍微改了一下，由巴以双方改成了美巴以三方。
讲座听完才明白，其实他的目标不是三方，而是一方。美国。
乔姆斯基说，巴以的问题，其实是美国政府的内部问题。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以色列绝对不会这么极端，嚣张。
希腊王子
乔治是希腊后裔。说是希腊人，鼻梁却不太挺拔，一点儿也不像雕塑里那些希腊人。个子也不高，还胖；有一阵子认真减肥，减去了四十磅，利索多了，不过仍旧还是属于矮胖墩类型。
饶是这样，他却是我认识的最大的体育爱好者，而且玩的居然是篮球，中学大学时都是篮球校队成员。美国中学大学校队的竞争相当激烈，以他这样的身高，就算以前不胖，能够参加校队，也足见他的技术素质非同一般。
不过，和麻省大部分体育迷们一样，他最舍生忘死、剜心挖肺地投入的，还是棒球和橄榄球。波士顿球迷这几年命好，篮球凯尔特人和冰球Bruins我不太看，好像战绩都不错，最大的喜事，还是足球和棒球：2002年爱国者足球队第一次得美式足球冠军，后来又得过两回；2004年红袜子棒球队，继八十六年干旱之后，第一次得了美国的棒球冠军，终于打破了曾经令波士顿人谈虎色变的“班比诺之咒”(Curse of the Bambino)。想起爱国者和红袜子队的喜事，我心里就难免舒畅痛快，舒畅痛快的时候，往往就能想起乔治开心的笑脸。
乔治有红袜子队的季票，座位还特别好，每次有了精彩的比赛，大伙儿在家看完了电视，第二天还要找乔治打听现场战况。棒球赛赛事频繁，偶尔乔治有事了，就会给公司发邮件，转让球票。也就是因为他，我们很多人才多得了很多机会，到芬威棒球场看棒球赛。
不过，如果红袜子队进入季后赛，乔治的球票就不再转让了；季后赛一开始，他就拿了全套季后赛赛票，在餐厅桌子上一张一张地一字排开，如数家珍地在那里炫耀，脸上光彩四射，是孩童般纯粹的喜悦。
2002年爱国者队第一次赢了超级碗，公司里一派喜气。走在楼道里，未见人，却听见环珮叮当。果然是乔治。他刚从超级碗比赛所在地新奥尔良回来，脖子上挂了几串那里的狂欢节项链：长的，短的，粗的，细的，圆的，方的，一概是红白蓝三色，爱国者队的颜色。
要说爱好体育，我不过是后来人赶上了好时候搭顺风车凑热闹，乔治却是自幼跟着这些球队痛苦地长大的：希望，绝望，再希望，再绝望，直至彻底绝望，如此循环往复，已成生活定数；后来的柳暗花明，只不过是意外之喜罢了。他的喜怒哀乐都是刻骨铭心的，我们这些朝三暮四、无可无不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好天气球迷”(Fair Weather Fans)，和他的痴迷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乔治的太太是爱尔兰后裔，很漂亮，穿着十分得体，身材略胖，显得雍容华贵。她在航空公司当高级主管，收入优厚，有一阵子还给台湾华航做事，学得一点简单的中文。两个人是青梅竹马，上大学时却各自东西了，等再续旧情时，已经过了生儿育女的最佳年龄。我们这个公司里丁克家庭多，也都司空见惯了，没有觉得他们的生活有所欠缺。
从我刚进公司、鲍勃还是总裁的时候，公司每年的圣诞节聚会，就都在乔治所在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开。每年聚会，都能看见乔治太太又穿了一件漂亮的新晚装。她喜欢喝酒，喝多少却都不醉，还自嘲说，爱尔兰人都贪杯。
乔治太太说，乔治的母亲是典型的希腊母亲，觉得自己的儿子是王子，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漂亮的儿子。其实，岂止希腊母亲，世界上所有最典型的母亲，都是这样的。
除了玩体育，乔治还玩车。他有一辆保时捷（Porche），一辆克尔维特（Corvett），后来又一直叨叨着要买一辆悍马（Hummer）。他虽玩车，却没有让人觉得他是个玩物丧志的老小开；公司里另有一位普通工程师，一个人倒养了三辆车，自己租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然后再另给三辆宝贝汽车租车库。这个工程师和乔治一样，也没有孩子，别人养娃，他们养车。
这一回，乔治的悍马恐怕是买不成了。
乔治的母亲去世了。人事经理给全公司发了封邮件，通知大伙儿访问和葬礼的时间。
乔治是公司的总裁。临时总裁。以前的临时总裁。
去年圣诞节前夕，公司来了一次小规模的裁员。人数不多，且大都是行政和销售那边的。怕大家惊慌，等最后一个被裁人员也抱着纸箱子走了以后，CEO召集全公司大会，安抚民心，告诉大家，公司情况稳定，这次裁员不过是 preemptive strike，节省开支，预防荒年。
乔治就是这次裁员的主要牺牲品。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别的被裁人员都是当天就走，他的最后一天，却是在两个星期之后。
那两个星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的。反正每次见到他，我都觉得尴尬无比，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怎么说才好。他笑着说，没什么的。我太贵了。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
软件公司总裁，说起来，总还是多少有点牛气哄哄、事业成功人士的味道。可是，许是我时运不济，工作还不到十年，认识的“总裁”里，倒有好几个倒霉的“总栽”：公司被吞并、申请破产保护，董事会嘁哩喀嚓就换人马，先前的总裁，就被免职了，还有一个，因为涉及财务操作违反联邦法律的问题，还带着手铐锒铛入狱了。
话说回来，这些总裁们虽然结局惨淡，毕竟总还是有过神气活现、飞黄腾达的时候。IT红火的时候，普通员工出差都是住高级饭店、坐商务舱、领大额奖金，CEO们但凡有机会，总还是会往自己腰包里搂一把的。
只有乔治，连这样短暂的辉煌都不曾有过。乔治成为临时总裁，完全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平日里公司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说来说去，都是季度销售额、产品发布日，我总是坐在后排，看着前面的脑袋们发呆。这一回却不同，一开始气氛就十分严肃，到了后来，简直就是剑拔弩张了。
公司的总裁是鲍勃。鲍勃本来是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IT红火起来的时候坐不住了，拉了几个朋友出来开公司。起先，公司没有办公室，听老员工们说，他们的办公室是在鲍勃家的车库里。我总疑心他们不过是开玩笑，只是说公司惨淡经营，并没有真地每天到鲍勃家的车库里上班。
公司草创时确实艰苦。老员工说，他上班头一年是没有工资的；不光是他，所有的员工，都没有固定工资；所有人，领取的工资，只有自己每个月必须缴纳的房屋按揭的数目；家里有上学的小朋友的，到九月份开学时，另发一千美元，给孩子们买新衣服、买新文具。
这可以算是破釜沉舟、卧薪尝胆了。
公司成立的时代，还是IT泡沫的极盛时期。所有的人，都幻想着哪一天公司被收买或者成功上市，然后大家一夜之间名利双收。鲍勃的公司却没有这么幸运，周围人纷纷暴富了，他却一直没有起色，十来年过去了，公司还是靠投资养着，最后还走了麦城：他被自己的左右臂膀当众出卖了。
原来是公司的财务总监临阵倒戈。CFO违反了大腕们事先的君子协定，破釜沉舟，在这次公司大会上，公开地告诉公司全部员工：公司经营不善，资金不足，财务困难，目前已经濒临破产。
CFO的发言，像一枚炸弹扔进了会场。财务人员大概事先已经知道一些，倒还平静，技术这边的一下子炸了窝。我到今天还记得总裁鲍勃的脸。恼怒，痛苦，愤慨，失败，恼羞成怒，我能想起来的词都太轻飘，不足以写出他当时的表情。
鲍勃低声咆哮着吼出了一句话。他的话，我当时并没有听明白，还是后来问了同事，才知道他说的是：
TAKE THAT KNIFE OUT OF MY BACK!!
他心里很清楚，公司恐怕来日无多了，就算能出现奇迹，公司死里逃生，他的总裁生涯，就在那个瞬间结束了。
公司的董事会正式决定将鲍勃免职，公司将另行寻找一位正式的总裁；在此之前，委托乔治担任公司的临时总裁。
鲍勃就这样灰溜溜地被赶走了。乔治就这样上任了。
三月十六号一期的《纽约客》上，登了John Hoyer Updike (March 18, 1932 – January 27, 2009) 几首诗。最后一首是12月22日，离他去世只有一个月多一点时间。
他得的是肺癌，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这几首诗放在一起，题目就叫Endpoint. 终结之点。还不能说是终点。终点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比赛，到达终点之后，还可以重新来过。而 Endpoint就是终结了，结束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诗人好像都死得匆忙，以前还没有太读到像这样，从容地，无奈地，耐心地等待着死亡的诗。就像诗人自己看着自己生命的烛火慢慢地转弱，熄灭，摸着自己的身体，感觉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变凉，生命一丝一丝的抽出去，然后手里还拿着一只笔，慢慢地将这缓慢的死亡写出诗意。
网上的还不能公开读到，正好今天上完班、料理完家务还有一丁点儿精力，那一丁点儿精力却又不够认真读书写字，就顺便敲出他的两首诗吧。都是波士顿的景色，原来从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眼里看去，深秋的，冬天的波士顿，竟是这样的荒凉。他自己也说了：
I had to move
to beautiful New England--its triple
deckers, whited churches, unplowed streets--
to learn how drear and deadly life can be.
有人说他的风格是 playful seriousness, 我看，说 serious playfulness好像也可以。
Hospital
Mass. General, Boston, November 23-27, 2008
Begign big blond machine beyond all price,
it swallows us up and slowly spits us out
half-deafened and our blood still dyed: all this
to mask the simple dismal fact that we
decay and find our term of life is fixed.
This giant governance, a mammoth toy,
distracts us for the daytime, but the night
brings back the quiet, and the solemn dark.
God save us from ever ending, though billions have.
The world is blanketed by foregone deaths,
small beads of ego, bright with appetite,
whose pin-sized prick of light winked out,
bequeathing Earth a jagged coral shelf
unsee beneath the black unheeding waves.
-------------
My visitors, my kin. I fall into
the conversational mode, matching it
to each old child, as if we share a joke
(of course we do, the dizzy depths of years),
and each grandchild, politely quizzing them
on their events and prospects, all the while
suppressing, like an acid reflux, the lack
of prospect black and bilious for me.
Must I do this, uphold the social lie
that binds us all together in blind faith
that nothing ends, not youth nor age nor strength,
as in a motion picture which, once seen,
can be rebought on DVD? My tongue
says yes; within, I lamely drown.
--------------
I think of those I loved and saw to die;
my grampop in his nightshirt on the floor;
my first wife's mother, unable to take a bite
of Easter dinner, smiling with regret;
my mother in her blue knit cap, alone
on eighty acres, stuck with forty cats,
too weak to walk out to collect the mail,
waving brave goodbye from her wind-chimed porch.
And friends, both male and female, on the phone,
their voices dry and firm, their ends in sight.
My old piano teacher joking, of her latest
diagonosis, "Curtains." I brushed them off,
these valorous, in my unseemly haste
of greedy living, and now must learn from them.
-------------
Endpoint, I thought, would end a chapter in
a book beyond imagining, that got reset
in crisp exotic type a future I
--a miracle!--could read. My hope was vague
but kept me going, amiable and swift.
A clergyman--those comic purveyors
of waht makes sense to just the terrified--
has phoned me, and I loved him, bless his hide.
My wife of thirty years is on the phone.
I get a busy signal, and I know
she's in her grief and needs to organize
consulting friends. But me, I need her voice;
her body is the only locus where
my desolation bumps against its end.
The City Outside
December 11, 2008
Stirs early: ambulances pull in far
below, unloading steadily their own
emergencies, and stray pedestrians
cross nameless streets. Traffic picks up at dawn,
and lights in teh skyscrapers dim.
The map of Beacon Hill becomes 3-D,
a crust of brick and granite, the State House dome
a golden bubble single as the sun.
I lived in Boston once, a year or two,
in furtive semin-bachelorhood. I parked
a Karmann Ghia in Back Bay's shady spots
but I was lighter then, and lived as if
within forever. Now I've turned so heavy
I sink through twenty floors to hit the street.
----------
I had a fear of falling: airplanes
spilling their spinning contents like black beans;
the parapets at Rockefeller Center or
the Guggenheim proving too low and sucking
me down with impalpable winds of dread;
engorging atria in swank hotels,
the piano player miles below his music,
his intrument no bigger than a footprint.
I'm safe! Away with travel and abrupt
perspectives! Terra firma is my ground,
my refuge, and my certain destination.
My terrors--the flight through dazzling air, with
the blinding smash, the final black--will be
achieved from thirty inches, on a bed.
------
Strontium 90--is that a so-called
heavy element? I've been injected,
and yet the same light imbecilic stuff--
the babble on TV, newspaper fluff,
the drone of magazines, banality's kind banter--plows ahead,admixed
with world collapse, atrocities, default,
and fraud. Get off, get off the rotten world!
The sky is turning that pellucid blue
seen in enamel behind a girlish Virgin--
the doeskin lids downcast, the smile demure.
Indigo cloud-shreds dot a band of tan;
the Hancock Tower bares a slice of light.
So where the world's beauty? Was I deceived?
伯尼·梅多夫确实可恨。他的骗局，骗的多是身边的人，其中大多是富有的犹太人。像汤姆·索亚一样，他玩弄了人们的猎奇+从众心理：他把自己的“产品”打扮成稀罕物，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得到的稀罕物。就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得到，每个人反而千方百计要想办法得到。
梅多夫说，我这里不再收投资人了，你的钱还是另找他处吧。于是，投资人反而更加坚定地等着去梅多夫那里投资。
结果他们就失去了一切。母校寄来一封信，读来令人唏嘘心碎。校长说，我们学校没有直接在梅多夫那里投资，但是我们的赞助人都在他那里投资了，而且都输得精光。明年的财政预算，前景不妙。因为经费问题，已经关闭了一个遐迩闻名的艺术馆。
诺贝尔获奖人、大屠杀幸存者艾利·维舍尔有个基金会。基金会的目的，是不要忘记犹太人的苦难。这个基金会全部财产，都投在梅多夫那里。目前基金会濒临破产。这真是历史的绝大讽刺。
Woody Allen: Tails of Manhattan
伍迪·艾伦还是不错。这一篇幽默，但并不轻松，幽默后面，是深刻的失望和鞭笞。
拍得不好。京戏没京戏，八卦没八卦，故事没故事。或者说故事太单一，不够感人。
占了大量戏份的“蓄须明志”，赶不上张国荣一句：“青木要是还在，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
究其实，是黎明的过错。他的眉眼太粗大，不是梅兰芳式的“桃花眼柳叶眉”，而且他在电影里多是西装革履的男装，根本就没有演出梅兰芳的艺术形象。还不如那个年轻时代的梅兰芳。CQ说过，梅兰芳即使卸了装，言谈举止也还是很有些女气的，喝茶等都不由自主地翘起兰花指。
另外，黎明也让三哥六哥们抢了戏。明明是梅兰芳的戏，倒让英达（银行家）孙红雷（捧戏子的前官家子弟）们抢了戏。知道梅兰芳的生活中少不了这些人，但是电影里我们不想看这些。还是没办法，谁让这些人是大腕，他们负责筹钱、导演，斯文的梅兰芳/黎明只好听他们的。;)
女主角也不好看，梅兰芳的老婆情人都是纸片一样的人物，不真实，没血肉。没办法，“老婆”也不是梅兰芳的老婆，是导演的老婆——陈红是陈凯歌的老婆。:)章子怡也总是千人一面，笑嘻嘻 looking pretty 而已。:)
回头去看黎明，其实他的电影也就看过一部，他和小眯眯眼吴倩莲一起演的《半生缘》，他活脱脱就是沈世钧，斯文，儒雅，憨厚，真情。那时候张爱玲的东西读得并不多，可是这部电影，回头一看，还真是张爱玲的味道，每一个镜头，演员的每一个动作，举手投足，都是宿命和伤感，临睡前看了几节，竟是令人伤感莫名，泪眼婆娑。
也有些幸灾乐祸：黎明也老了，尤其是把他和梅兰芳的眉眼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嘿嘿，腮帮子都松了。:)
突然发现自己也在变老。从前，崇拜的都是上一辈的明星，仰视，崇拜。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欣赏同一辈了，因为比较共鸣。再往后，就该老牛吃嫩草了。:)
辛迪的队伍又在游行了。说实话，还是她们这个队服装最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