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杜拉斯与张爱玲

张爱玲冰冷，疏远，是故事里的旁观者。杜拉斯热烈，投入，是故事里的主人公。

在看《战争》。The War. 和《情人》一样，杜拉斯用的是第一人称。《战争》里有三个故事，第一个就是《战争》，是她的丈夫被德国人逮捕后，她在法国等待他回来。

不管故事情节是否真实，她能让人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她屡次对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冷嘲热讽，因为他的激昂和高调，和她每日每夜所经历的迟钝的折磨毫无关系；关于战争，比如说二战，我们听说的，除了纳粹的残酷，就是盟军和抵抗组织的机智勇敢，除了日本人的残暴，就是人民抗战的艰苦卓绝。

杜拉斯写出了一个女人在面临战争、等候亲人回返时的真实感受。而且，她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她还参加了密特朗领导的地下抵抗组织，可是，在战争和屠杀面前她一样无能为力。

杜拉斯的超人之处，就在于她着眼写的虽然是个人感情，却既折射了时代，又超越了时代，触及了关系人类基本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比如战争和平，道义公正，男人女人。这么说好像又是在糟蹋她，因为她的文字流畅而平易，就是很简单平实的叙事，短句子，不断的重复，就像女子的低吟浅唱。

第一篇小说张爱玲绝对写不出来。想象不出张爱玲会让她的主人公这样剜心割肺地等候谁，因为她太骄傲，太含蓄，就算是心里那样地想念过胡兰成，她也永远不会把它形诸笔端。

第二篇是 Monsieur X, Here Called Pierre Rabier.一定要和《色·戒》对着看。《色·戒》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心，电影多少借助银幕动作和眼神传递了一些，小说基本上是一个梗概，更是无情无义。《此处称作皮埃尔·拉比尔的X先生》则不同，是从“我”的角度去写的，于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和德国警察朝夕相处的法国女郎究竟是怎么想，怎么说，更重要的是，怎么感觉。读到结尾，能够理解她的行为，也能够体谅她的复杂感受。

这篇小说如果拍成电影，肯定比《色·戒》好看。但是，李安不会拍，因为得不到中国观众。好莱坞不会拍，因为美国观众对纳粹恨之入骨，电影一定要对纳粹毫不留情、义愤填膺，不允许将他们当作人看，连一点暗示和犹疑都不行。

法国呢？不知道，看的法国电影不够多，以散文式抒情电影居多，不知道法国是不是也像美国这样，大家无形中遵循着一些“政治正确”的原则。

杜拉斯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表达了一个普通人，一个女人，在时代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所目睹的矛盾和价值观的模糊。美与丑，生与死，敌与友，正义和非正义，并不总是黑白鲜明。

这也是文学高于政论和历史教科书之处吧。

以色列又在炮轰加沙地带。我对战争恨之入骨。

歪唱圣诞歌曲

周二去小朋友学校唱圣诞歌曲，有幻灯字幕，总算搞清有些歌词是什么。原来《雪人霜霜》这首歌结尾还挺伤感，就像《铃儿响叮当》——当初听了破车，跛脚马，摔跤，还真不明白唱的人为什么真心诚意地开心。:)

歪唱圣诞歌曲

这一首错得太多，一看就是有人刻意改的，不像孩子们理直气壮地唱错了那么天真质朴：

《鲁拜集》译文

莱利给自己的堂妹送了一本鲁拜集，并在扉页上抄写了第二十九段。自己翻译，觉得有些费劲，网上一搜，居然搜出这个不错的翻译。

网上什么都有，真的不用事必躬亲了。

大雪天看莱利——头昏脑胀。:)

Into this universe, and why not knowing, 不知何日亦何由，
Nor whence, like water willy-nilly flowing, 天地玄黃水自流，
And out of it, as wind along the waste, 橐籥出風何處去，
I know no whither, willy-nilly blowing.無心蕩蕩過荒疇。

《鲁拜集》中译文

歪瓜、裂枣、丑饼干

节日期间，诸多活动，要带各色点心、饼干。我们笨手笨脚，作出来的东西，往往不大见得了人。小朋友却是高兴：we get to eat the ugly cookies. :)

好的要带出去，家里能吃的，首先是丑的。家有三件宝，歪瓜，裂枣，丑饼干。:)

（四）"他是牛虻"

（四）反苏间谍与革命英雄："他是牛虻"

Robin Bruce Lockhart: Reilly, Ace of Spies (Reserverd at the Concord Library, 12/14/08)

Andrew Cook: Ace of Spies: The True Story of Sidney Reilly, also reserved, 12/14/08

根据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西德尼·莱利1895年在伦敦与伏尼契相识。伏尼契在维克多利亚女王晚期的文学圈子中很有名，在俄国移民圈子中也很有影响。洛克哈特曾经当过英国的秘密情报官员，是莱利在苏联设计拘捕列宁、颠覆苏维埃政权时的同僚。洛克哈特宣称，莱利和伏尼契有过两性交往关系，并且一起旅行到了意大利。同行期间，莱利显然“向他的心上人敞开了心扉”，向她讲述了他在俄国度过的奇妙的青年时代。

他们的短暂恋情结束后，伏尼契于1897年发表了她的小说《牛虻》，其中的主角亚瑟·伯顿，据说就是以莱利的早年生活为原型的。

不过，著名的莱利传记作家安德鲁·库克不同意洛克哈特的说法，而且还反过来说，莱利追随伏尼契，不过是受伦敦的市府警察特署Metropolitan Police Special Branch的威廉·梅维尔(William Merville)之命，监督和报告她那些激进的、亲俄国流亡者的活动而已。

《牛虻》在中国名气很大，我却从来没有看过。革命小说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看，保尔·柯察金我就记得多一些，尤其是保尔在河边钓鱼，冬妮娅在旁边调皮捣蛋，头顶上的引用泡泡里印着她说的话：“咬钩了，咬钩了，”还有保尔对维克多说的话，也是圈在泡泡里：“你想打架么，老子不怕你。”再后来他们都长大了，在铁路边碰见她，她的手笼在暖和的手筒里，保尔不叫她冬妮娅，而叫她“女公民”。

《牛虻》却是毫无印象。这本书小时候肯定是翻过，情节却是一点也不记得，只记得里面有一幅插图，是个穿黑长袍的老头儿，现在想来，那幅插图里一定是教士、牛虻的父亲蒙泰里尼。

这回有心挖掘八卦，心血来潮、雄心勃勃地去了图书馆。图书馆里小说《牛虻》中文英文俱全，双双请了回来，却也不过是束之高阁。好不容易腾出时间来，翻开英文版，看了十来页，却发现这本书早已到了归还日期。

不过，看过十页，却已经知道，这本书还是不可能看完。革命英雄对我向来没有吸引力，教士在宗教信仰和世俗亲情之间的挣扎，离我的世界也太遥远，不太可能引起我的共鸣。

牛虻是一副病弱的贵族青年形象：“他长得又瘦又小，不像是三十年代的一位英国中产阶级青年，更像是一副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一位意大利人。从长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到小巧的小脚，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得过于精致，太弱不禁风了。要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别人会误以为他是一个身着男装的女孩，长得楚楚动人。”（《牛虻》插图本，译者：庆学先，漓江出版社，1995年9月版）。

不过，看了十来页，我却敢贸然推断，起码在外形上，伏尼契没有将莱利当作牛虻的原型。

伏尼契亲近俄国革命团体，是受了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笔名为斯吉普涅雅克）的影响。在他的鼓励下，她还前往俄国旅游了两年。1892年，她和一个受过她帮助、后来从流放地逃到伦敦的波兰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结婚，并双双积极参与俄国流亡者的活动。

最近才发现，原来伏尼契的父亲是著名数学家乔治·蒲尔（George Bool）。他在数学上有多大建树我无从判断，只是知道，计算机语言中的蒲尔变量，便是以他命名的。

《牛虻》的纯文学价值不高，其政治和历史影响却远远超出作品本身。《牛虻》在苏联被奉为革命经典，顺带着也成了中国的革命经典。而莱利后来的主要功劳，却是试图颠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权。

如果莱利果真是牛虻的原型，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就不难看出历史的绝大讽刺了。

（三）“他是邦德”

（三）国际风云中的弄潮儿：他是邦德 :)

（抱歉。怎么这么干巴乏味。0;)）

在安德鲁·里赛特的《延·弗莱明，詹姆斯·邦德背后的人物》一书中，西德尼·莱利被列为詹姆斯·邦德的原型之一。 莱利的朋友、前外交家和记者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是延·弗莱明的多年好友，他向弗莱明讲述了莱利的很多间谍冒险故事。

洛克哈特1918年曾经与莱利在俄国“并肩战斗”，他们一起策划了由英国秘密情报机关支持的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密谋。1925年莱利从苏维埃俄国突然消失，五年之内，新闻界便对莱利大加青睐，将他吹捧成间谍大师，使他名声大噪，家喻户晓。里赛特推断，弗莱明应该早就风闻过莱利的那些神秘的故事，也听过洛克哈特的追述。像弗莱明创造的邦德角色一样，莱利也懂得多国语言，对远东着迷，喜欢精致的生活，还是一个上瘾的赌徒。莱利也和邦德一样是情场老手，将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频繁的风流韵事，也足以和007那些情场历练相媲美。

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臆测。根据迈克尔·凯特尔（Michael Kettle），弗莱明否认莱利是邦德原型：“詹姆斯·邦德是我运用想象力梦想出来的人物。他不是一个西德尼·莱利。”

考证了半天，其实我对他是否邦德原型并不感兴趣。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人物”、西德尼·莱利的原型，早已经被戏剧化地加工了一回：真正的莱利是何许人，与我们所知道的莱利已经相去甚远，因为莱利本人，和我以前写过的特里比西·林肯一样，一是自大狂，相信自己是能够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二是撒谎成性：他撒谎，一方面确实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由自主。撒谎之后，他还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谎言。如果他自己不对扮演的角色信以为真，他根本就作不成秘密间谍。

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的一切有关莱利的“历史资料”，无论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都已经不完全可靠了，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实际上是塑造自己形象的最好的小说家。

有人说，莱利沉湎于幻想之中，确信自己是伟人，甚至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

不过，莱利虽然可能是幻想狂，而且是撒谎成疾，关键是，涉及他的间谍工作的时候，他总能充分利用这些狂想和谎言，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也有人认为，莱利成为间谍的原因很简单很直接：钱。他喜欢豪华生活，喜欢游山玩水，大手笔的赌博，真可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安德鲁·库克认为，他贪财好利，他投靠苏格兰场、成为威廉·梅维尔手下的一个“特别情报员”的主要动机，就是金钱。

和邦德一样，西德尼·莱利的主要侦探对象是苏联。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间谍，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当布尔什维克在东部前线不断所向无敌地发展的关头，使出了全身解数，试图帮助英国政府阻止布尔什维克的进展。

莱利和林肯一样，也是一个历史和情场的弄潮儿。1898年，他娶了个年轻寡妇玛格丽特·托马斯；有八卦说，寡妇的前夫很老了，死的症状，很像是水银中毒。这么一听，倒有些潘金莲和西门庆勾搭成奸后，毒死亲夫武大郎的情节。这个可怜的寡妇，也和林肯的妻子一样，成了他的“乡下原配”、大奶，莱利从来没有和她正式离婚，却照样又是偷情又是正式结婚，可惜英国人眼中，她恐怕完全无足轻重，还不像中国，“大奶”总算还是个“名份”。

娶了老婆，用了老丈人的名字“莱利”，再用了老婆前夫留下来的小笔财产，莱利前往旅顺口(Port Arthur)定居。他的使命，是刺探俄国在远东究竟有什么企图，到底有多少实力。莱利时空上都处在历史的一个重要关头：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旅顺口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日本和俄国都在拼命争取对这个港口的控制。

莱利一生中最大的壮举，就是试图绑架列宁和托洛茨基。

一战期间，莱利住在圣彼得堡，并且很快进入了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他和英国驻莫斯科使团的团长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一起，精心设计了一个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阴谋计划。他们的计划通常被称为“洛克哈特阴谋”，主要目标是在1918年9月6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劫持列宁和他的战争委员托洛茨基。

冰树

昨天晚上降雨成冰，树枝不堪重负，纷纷折断。院子里一棵松树脱尽了枝桠。学校关门了。睡完懒觉，还认真去上班，路上如跑跨栏般，穿越无数树栏。到了办公楼一看，停车场上空空如也，有往外走的同仁说，停电了。:)

Hugh is delicious! :)

昨天累得慌，看了一部伍迪·艾伦Woody Allen电影Scoop。哈哈。乐。伍迪也老了，所以电影不再是围绕着他了，以前他总是在漂亮女人面前又眼馋心痒又自卑胆怯，然后又总是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自卑胆怯说出来，而漂亮女人居然还总是对自卑胆小的他产生恻隐之心，明明不般配——那些女星往往比他高出一个头，妖艳迷人，也还是让人觉得心服口服。

如今他太老了，让人连恻隐之心都产生不了，于是他知趣地屈居老爹，将情场让给休·杰克曼。

哇，休·杰克曼Hugh Jackman是帅，英国、澳大利亚确实有几个漂亮男星，不过他们都矮了些，只有休·杰克曼有那么漂亮修长的长腿。看他时，脑子里蹦出的字眼尽是：delicious, yummy. :)

电影还不错，伍迪·艾伦老了，也平和多了，不再那么 cynical 了，整个故事都显得轻松快活，爱情，刺探，冒险，谋杀，死神，奈何桥，血淋淋的情节，叫老伍迪一处理，都像鹅卵石一样圆润可爱。

配乐是《四个小天鹅》，傻天真傻活泼，也挺般配。

喜欢斯佳丽·乔汉森Scarlett Johansson，正好最近添了几磅，再看看人家，就自欺欺人地想，人好看不好看，确实不在斤两。:)她在电影里演一个粗俗的却又附庸风雅的美国女孩，字里行间要强调自己的家庭是在棕榈滩 Palm Beach 度假，还认识英国上流社会的人物，跟人打招呼时行屈膝礼，说：Charmed, I'm sure. :) 粗俗，附庸风雅，却也可爱。

休·杰克曼演一个勋爵的儿子，不像。勋爵的儿子少有这么英俊漂亮的。而且，他们好多都没钱了，连家里祖传的老古堡都供不起。另外，他口口声声说自己生长条件优越啊，父亲的产业啊，自己的公司啊，真正具备这些的人是不会将它作为话题说起来的，就像我们，介绍自己时，很少提起：我是黑头发，我是黑眼珠啊。It's a given.

不过，看电影的时候一直想提醒斯佳丽·乔汉森：get the man, forget about the rest. 当个好记者、写个好故事难道那么重要吗，碰上这样的大帅哥，我这样没出息的，早丧失革命立场了。:)

两句好玩的伍迪·艾伦台词：

I don't need to work out. My anxiety acts as aerobics.

I was born into the Hebrew persuasion, but when I got older I converted to narcissism。

丧家之犬

这一期的《纽约客》上，有阿莫斯·奥兹一个短篇《等待》(Waiting)。和他的许多其它翻译过来的作品一样，他自己用希伯来文写，然后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合作翻译成英文。

Benny Avni 是以色列一个农庄的“干部”。说话和气，彬彬有礼，有威严却不让人觉得他是行使了威严。周五下午，安息日来临之前，一个瘦骨嶙峋的学生怯生生地走进来，怯生生地说，他刚才在外面公园的长凳上碰见了他的太太：“你太太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太太是一个小学老师，业余总是在泥塑小人儿。他们已经结婚近二十年了，双胞胎女儿已经十几岁。每个星期五下午，他总是要在办公室流连一会儿，回复“群众来信”；她会早些回家，准备些吃的，然后睡个午觉，晚上参加安息日的活动。（Shabbat)

太太给他留了个没头没尾的条子：“不必为我担心。”Don't worry about me.

然后他就知道，她是离开他了。不能说他们是情感笃深的恩爱夫妻；他的回忆中，夫妻间有许多冷漠，苦涩，鄙视甚至仇视的时刻。然而，妻子走了，他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四处晃荡，一边回忆他们生活中那些并不是总是甜蜜的那些点滴，一边还是暗暗希望她是在什么地方等候着他。

他的感觉，让我想起：惶惶如丧家之犬。

果然，不同语言也是有相通之处的，阿莫斯·奥兹就在小说里安置了一条狗，这条狗，从小说开头到结尾，都在冷冷地看着他，不走开，却也永远保持着一些距离，不让他接近，不让他爱抚。

打开小说，第一页就是这头丧家之犬。

小说不煽情，却令人觉得无限的悲哀。因为我知道，阿莫斯·奥兹的母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自杀了。她的名字是凡尼亚。后来，阿莫斯·奥兹有了女儿，他把她命名为凡尼亚。凡尼亚就是我的希伯来语老师。

女子自杀，或者女子出走，男人的伤心是双重的：一是害怕孤独和孤单，因为她再也不会出现，二是，也是更根本的，这样的行为也是对他的存在价值的全盘否定。反过来也是一样。

阿莫斯·奥兹的《阅知女人》(To Know a Woman)也是类似的故事。妻子死了，不过是和邻居的一个居家男人一起触电死的，于是男人就反诘自己：让他的妻子绝望的，恰恰正是他多少年为之“献身”的事业，恰恰是他本人。

一个人有意地让自己的肉体死亡，或者消失，意味着另一个人灵魂的死亡，或者是完全的自我否定。

火鸡同学玉照

火鸡冰激淋蛋糕



有点傻大黑粗，估计是北方火鸡。涂了很多蜂蜜，后来忙别的忘记看炉子，让我们火鸡同学多tan了一会儿。



火鸡肚皮里塞的是红枣糯米饭。本来想做八宝饭，结果有个小客人有食物过敏，豆豆果果的不敢放了，只放了红枣。

（二）英雄本是多情郎 :)

Michael Kettle: The True Story of the World's Greatest Spy: Sidney Reilly

007电影的一大亮点，就是邦德女郎。邦德敌我通吃，潇洒自如，纵横情场，所向无敌。众多明星美女，都盼着自己能够成为邦德女郎，可以和这个超级间谍投怀送抱，出生入死。

如果一定要将西德尼·莱利认成邦德原型，这一点，倒不完全离谱，就情场斩获而论，莱利倒是有些资格的。:)

所有认识西德尼·莱利的人都说他的个性像磁铁一般吸引人，特别有办法哄得旁人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劳卖命。

一方面，他喜欢上流社会生活，善于与女性周旋，在女人堆里如鱼得水。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职业间谍。在他的间谍生涯中，哪怕是执行危机四伏的冒险行动，他使唤起女人来，也和使唤起男人一样得心应手。他的记录，值得他自己洋洋得意一番，也值得所有男人衷心羡慕一回：在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背叛他：即便是1918年那个多事之秋，很多女人，宁愿自己慷慨赴死，也不愿意出卖他。

根据迈克尔·凯特尔(Michael Kettle)，西德尼·莱利一生的真爱是他的堂妹。他一辈子只对她一个人忠心耿耿。

西德尼·莱利原名西格蒙德·乔治耶维奇·罗森布鲁姆，1874年生于一个富有的波兰犹太地主家庭。波兰分治以后，他的家庭成为俄国属民，不过，在沙俄统治下，犹太人的权利和居住地都受到极大限制。

1890年的一张照片上，十六岁的西格蒙德看起来犹太特征很明显，梳着中分发式，头发略带波浪，表情很严峻果决。

拍了这张照片后不久，西格蒙德就离开了家乡。他离家的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整个犹太民族在俄国的艰难处境，不过，直接诱因却是因为他爱上了嫡亲的堂妹/表妹。两家人惊恐万状，坚决禁止他们往来。西格蒙德愤而离家出走。

【谎言】离家出走后，西德尼·莱利后来号称他上了海德堡大学，并在那里拿了博士学位。不过，海德堡大学的记录上没有他这么个人。



实际情况是，西格蒙德到了英国伦敦东区。1898年，他娶了玛格丽特·托马斯，一个小有资产的寡妇。不久以后，他就加入了英国秘密警察(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随后又改名为莱利（他老丈人的名字），并且移居俄国远东。他的主要任务，是侦查俄国的石油和武器工业，以及俄国的印度政策。

与此同时，他所心爱的表妹已经是一个年轻寡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华沙。莱利每次前往伦敦，都要中途在华沙停留，去看望表妹。在整个大家族中，只有她知道莱利实际上是在干什么。

1913年3月，他从圣彼得堡寄给她一本德文版的《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书用美丽的绿色皮革包装，书面上有一面金色的扇子。书内，莱利手抄了第二十九首诗歌的德语译文：

"Into this universe, and why not knowing,
Nor whence, like water willy-nilly flowing,
And out of it, as wind along the waste,
I know no whither, willy-nilly blowing."

一战爆发时，莱利已经成了有钱人，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也有了稳固的一席之地。他还娶了一个漂亮的俄国女人纳丁为妻。纳丁的丈夫本来是俄国海运部的官员，爱上莱利以后，为了他和丈夫离了婚。莱利的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不能融入莱利目前的新生活了，莱利就让她卷铺盖卷回了伦敦。

【有待旁证】美男计：Wiki: He seduced the wife of a Russian minister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German weapons shipments to Russia.

http://www.trutv.com/library/crime/terrorists_spies/spies/sydney_reilly/5.html: Things seemed to be going extremely well for Reilly, especially in his love life. In February 1915, Reilly married long-time lover Nadine (Nadezhda) Zalessky, 29, a Jewish Ukrainian national of Swiss ancestry who was considered to be a great intellect and beauty. Reilly was charmed not only by her physique and intellect but also by her close ties with prominent Russian officials, which would prove beneficial in his line of work.

实际上，莱利这时是重婚。让我想起特里比西·林肯。林肯那个糟糠，生了一大堆孩子，一辈子没有得到丈夫任何关爱，直到临死，却依旧对他忠心耿耿，无怨无艾。唉。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

莱利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是 Pepita Bobadilla Chambers Reilly (Nelly Louise Burton)，就是前面写回忆录那个。她说，她和莱利是一见钟情：她正在喝咖啡，抬起头时，却发现房间对面有一双棕色的眼睛在看着她；两双眼睛对视的那一瞬间，她感觉到一股“美妙的快感”(delicious thrill)穿透全身。

他的眼睛，她说，很果断，善良，还有些忧郁。他脸上的表情带着点嘲讽的意味：那是一张多次笑对死亡的脸。

情场老手西德尼·莱利捕捉到了她的眼神，马上心领神会，找到他们共同的相识给他们作了正式介绍。他再次看着她，她再次感受到那股“美妙的快感”。用完眼睛的武器之后，他又用起另一把武器——三寸不烂之舌，跟她讲欧洲局势，讲俄国局势，讲苏联情报机构契卡，讲战争……她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你就是那个头号间谍”。

“露馅了，”西德尼·莱利潇洒地笑着承认。

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订婚了。

然后他们就结婚，两年以后，他秘密失踪，然后她就寻找，怀念……这两年，虽然短暂，颠沛流离，而且还是悲剧结局，却也成了她生命的最亮点。唉。

不过，挖了半天，还是想找出他和伏尼契的恋情。:)找了一阵子，只找到维基上的一小条，按我的八卦卦规，一条资料来源只能存疑，更何况，维基的资料来源，只能算半条：

（更有趣的一条事实：伏尼契婚前名Ethel Lilian Boole，她老爹是著名数学家George Boole. 不知道 George Boole, 不过，却知道 Boolean, Boolean么，就是从他而来。:)）

中国人知道伏尼契，却基本上全都是因为革命经典《牛虻》。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Gadfly

agent employed by the 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 met Ethel Voynich in London in 1895. Ethel Voynich was a significant figure not only on the late Victorian literary scene but also in Russian émigré circles. Lockhart claims that Reilly and Voynich had a sexual liaison and voyaged to Italy together. During this scenic tarriance, Reilly apparently "bared his soul to his mistress," and revealed to her the story of his strange youth in Russia. After their brief affair had concluded, Voynich published in 1897 her critically acclaimed novel, The Gadfly, the central character of which, Arthur Burton, was allegedly based on Sidney Reilly's own early life.[1] However, Andrew Cook, a noted biographer of Reilly, disputes Lockhart's romanticized version of such events to be doubtful and counters instead that Reilly was perhaps informing on Voynich's radical, pro-émigré activities to William Melville of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Special Branch.[2]

（一）西德尼·莱利

这阵子忒忙，断断续续地在翻这部书：

Britain's Master Spy: The Adventures of Sidney Reilly: An Autobiography

前面一百来页是他自己的叙述，后面一百五十多页是他太太的叙述。唉，怎么说呢，既不像革命文学那样惊心动魄，又不像间谍小说那样扑朔迷离，读起来一点都不引人入胜。

应当是我的问题吧，是我的革命荷尔蒙和间谍荷尔蒙不够浓厚。:) 读书是要荷尔蒙的，必须有足够的兴趣，才能读出书中的奥妙。

西德尼·莱利生于俄国，后来变成英国间谍，这本书描述的就是他1918年企图在俄国/苏联策动反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经过。喜欢读这本书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相信，颠覆红色苏维埃政府，是有益于人类的伟大事业。

理论上，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我们有事后诸葛亮的特权，知道苏联共产党几十年统治的危害；不过，从莱利的叙述中，我看不到多高尚的动机，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大胆、ego很膨胀的人物，他那么出生入死，与其说是为了拯救俄罗斯人民，莫如说是实现那个伟大的自我。

他的主要活动，是会见一些对新政权不满的人物，收买苏联军队中的非俄罗斯将士（哪个民族的我忘了），伺机准备暴动，因为他手头操纵着大笔大笔的款项，有的是英国政府提供的，有的是流亡白俄提供的，还有欧洲其他国家政府的拨款。

不过，他的行动失败了，起事前暴露行踪，于是他辗转逃出。那是1918年。他的计划，似乎和卡普兰刺杀列宁正好同时，卡普兰得手了，他们却还没来得及行动。逃出俄国后，他在美国、法国周游过一圈，后来又于1925年经芬兰潜回俄国，从此失踪。

看来小时候学的历史还多少有些真实成分，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纠集一切仇视红色政权的反动势力，向新生的红色政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倒是莱利夫人的叙述更有些人情味。丈夫突然失踪，于是本来不过问政治的小资女子也开始卷入“间谍”活动。她参与这些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丈夫，或者是如果丈夫死了，起码找到有关丈夫去世的来龙去脉，这样她的灵魂才能安宁。

某同学向我推荐莱利，觉得我应该八卦一下他，一定是因为看了我的特里比西·林肯八卦。莱利和他当然有相似之处：都是出生于犹太人家庭，都很有政治野心——或者说都是自大狂，有一点弥赛亚的使命感，觉得自己到这个世上走一程，一定不能雁过无痕，而是要改天换地。

于是他们行走于各国政府之间，坚定地相信自己是在改变历史的进程。

他们撒谎成性。稍加考据，就知道他们说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一切，很多都是不实之词。辩护的人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和家庭，实际上大约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他们的很多幻觉，不知不觉在他们脑子里转换成了事实，二是他们有意编造，编来编去，无非是为了塑造自己的伟大雕像。

还有，他们都很有女人缘。不光是他们太狡猾，还是女人太天真。宗教领袖最狂热的追随者往往是女人，什么邪教领袖，都能够娶一大堆女人，而且她们一个一个都对这个领袖顶礼膜拜，绝对服从。

我们不搞侦探小说创作，不会故意卖关子，干脆先把谜底掀开吧，然后再去考证历史。:) 谣言说：1. 西德尼·莱利是伏尼契的情人，也是她小说中的牛虻的原型；2.西德尼·莱利是007的原型。呵呵。唉。

我们也不是没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也还算是根红苗正的好孩子，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小人书，怎么对《牛虻》就是没印象，只记得里面的木刻插图，蒙特里尼的教士黑袍。图书馆里中文英文的《牛虻》都有，硬着头皮翻了翻，实在看不进去。

手头还有一本 Michael Kettle 的 The True Story of the World's Greatest Spy: Sidney Reilly, 希望故事更有趣些。不过，到目前为止，在西德尼·莱利的自传里，既没有看到牛虻，也没有看到007 - Bond, James Bond. :)

还是这个有意思：007电影里，最酷的邦德座驾：Top 10 James Bond Cars

BBC 还编过关于他的电视系列《头号间谍》。

http://www.sidneyreilly.com/
这本书明白讲 Ian Flemming 是以他为原型写邦德的：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and remarkable characters i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y of espionage and the creator of a personal myth which still exerts a powerful grip on the imagination of today.

Sidney Reilly is credited with providing Ian Fleming with the inspiration for his character James Bond.

Spanish Mozart

Juan Crisóstomo Jacobo Antonio de Arriaga y Balzola (January 27, 1806 – January 17, 1826) was a Spanish Basque composer. He was nicknamed the "Spanish Mozart" after he died, because, like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he was also a child prodigy and an exceptionally gifted composer who died at a young age.

不过，上面这段Wiki却没有提到，他的生日和莫扎特一样，莫扎特那一天应当是五十岁。

可惜，他们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也才五十多一点。 他的生命比莫扎特还要短，离二十岁还要差十天。

是早上上班路上听 Keith Lockhart 听到的。Keith Lockhart 每天早上八点半办他的 Keith's Classical Corner, 最近介绍的是“那是哪个音乐家”，介绍一些不太见经传的作曲家。今天正好是这个西班牙莫扎特。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an_Cris%C3%B3stomo_Arriaga

每天早上都是匆匆忙忙，送小朋友上学，然后上班。总共十多分钟的车程，今年一般都是在Keith节目前后。Keith是ＢＰＯ有史以来第三位指挥，不过人比较不拘小节，不歧视乐盲，还给我们搞点乐普。

读马慧元同学的《管风琴手记》，就是这篇《车里的声音》，我最想说，嗯，读起来，真像我自己写的呢。大约因为这篇文章里的体会比较大众化一些。

网上搜这篇文，居然是在刀客论坛里找到的。有一阵子尽在那里混时间，如今那里早已门口罗雀了。

琼瑶：最后一段了:)

（四） 爱情•童话

莉君，是我认识的最天真的琼瑶迷。小女孩曾经双眼直勾勾地看着虚空，喃喃地说：唉，现实生活里没有的，只好到琼瑶小说里去找。

莉君这句话，让我和另外一个死党不知偷偷笑话了多少回。我们年少无知，自命不凡，清高自许，从小就以糟蹋神圣为荣，以相信童话为耻，简直难以相信，这世道上，居然还真有人将琼瑶信以为真。背着莉君，我们把手拢在胸前，眯缝着双眼，用最肉麻的声音，反反复复地模仿着她：“唉，现实生活里没有的，只好到琼瑶小说里去找。”然后就是爆笑。

一个男孩子喜欢丽君，却不敢说出来，总是趁班里照集体相时，偷偷站到她后面去。后来他们恋爱了，恋爱的时候红袖添香翻照片，果然，班里所有的集体相片，郊游的，运动会的，知识竞赛的，他都忠心耿耿地站在她的后面。

过了些年，他们还像琼瑶小说结尾写的那样，成了眷属。可是，琼瑶的小说总是有大团圆的结尾，生活却总是在大团圆之后还要不断地继续，继续着继续着，他们就劳燕分飞了。

《窗外》，是琼瑶的小说处女作，也是林青霞的银幕处女作。林青霞大专联考压力在身，在家中又得不到父母关爱，豆蔻年华，却爱上了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教师。少女终究是没有考上大学，遂父母之愿，嫁给了门当户对、年龄也相仿的秦汉。 然而她对初恋终究是不能忘怀，于是背着丈夫，辗转来到了南部他教书的地方。

前后也就不过一两年，他却已经苍老，颓唐，风华不再。她躲在树后，看他从走廊里远远走来；他手里胡乱挽着一堆书，那一堆书忽然就那么哗啦啦地撒了一地。树后的女子，早已经泣不成声：她就在那一瞬间突然长大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告别了青春、爱情、童话和幻想。

《窗外》是轻剂量的张爱玲。张爱玲的小说中，无论出现多么动人的亮色，即便是《半生缘》中曼桢和世均初恋时那般精致，灿烂，扣人心弦，你都知道，故事的结局，终归还会是无奈和悲哀；《倾城之恋》，城既是倾了，情也不过是勉强曲就，你知道，这情，这恋，终归也会是如城市一般，无可挽回地坍塌；《色•戒》么，左看看，右看看，色既不够浓艳，戒也便不够深邃，真个是情也窝囊，爱也憋屈，像一笼半鼓半瘪、没有发开、也没有蒸透的包子，或者是一个打了一半、又不知道怎么给憋了回去、没有打痛快的喷嚏。

琼瑶的小说，是写给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的童话。读多了，看多了，读者们都知道该期盼着什么样的结局。靠着个平鑫涛平先生，写完《窗外》后，琼瑶就“改邪归正”了，从此不再像张爱玲那样残酷地解构生活，而是专门闭门造车，雇了一批助手，批量生产关于青春和爱情的童话和幻想，并且一一将它们搬上银幕银屏，迷倒千万观众。

生活却不管我们是不是相信童话。陶醉的，清醒的，柔情似水的，铜头铁脑的，命运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命运却不如琼瑶那样好心眼，故事结尾、曲终人散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其所哉。

大约正因为命运残酷，琼瑶偏偏要轻描淡写、举重若轻，她的故事，无论情节多么曲折，无论多么惊心动魄，也无论主人公们多么痛不欲生、愁肠百转，你都可以耐心地笑着去看，因为你知道，她编来编去，胡编乱造，哪怕是生拉硬拽、张冠李戴、拉郎配，她总会想出办法，让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就像金庸的武侠童话，无论江湖上如何帮派林立，恶人当道，情哥哥俏妹妹没完没了地互相误会猜忌，两三百页纸读过去，正义就会战胜邪恶，阿哥阿妹也心心相印，尽释前嫌了。

剧中人·明星·我们

秦汉的眉眼其实很英俊，但不知为什么，他天生就有一点大叔气，年少肤浅时看他，就觉得他太中规中矩了些，今天再看，哪怕他演的角色只有二三十岁，也还是觉得他像是上一辈的人物。秦祥林的角色比他都年轻，冲动，青春有活力，很重要的是，秦祥林的长相有异国风味，个子又比秦汉要高挑，于是我们就帮林青霞挑好了：跟秦祥林吧。

轮到自己也谈恋爱的时候，也还是喜欢秦祥林超过喜欢秦汉。今天再看时，感觉又有些变了，觉得秦祥林适合打打闹闹谈恋爱，秦汉适合郑重其事论婚嫁。

林青霞却比我们实惠，演了几十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清纯女孩，最后不嫁秦祥林，也不嫁秦汉，偏偏嫁了一个又丑又老、连名字都无法拼写的大富翁。好在我们也在长大变老，如果我们还是当年那些不喑世事的呆傻少女，看到林青霞就这么把自己嫁掉，恐怕比那些将林青霞当梦中情人的小男生们还要心碎。

于是我不去看关于秦汉秦祥林的八卦，实在不愿意看到他们的风流韵事，飞短流长，既不想看见他们青春消逝，穷愁潦倒，也不愿意看到他们儿女成群，生活美满。--看起来还是我偶像崇拜的后遗症了，不喜欢尘埃落定之时，发现偶像们原来也是肉身凡胎。还是让偶像们保留他们年轻的形象吧，因为崇拜年轻时的他们的那个我，是一个年少无知的我，崇拜他们，珍惜他们的银幕形象，说到底，是留恋自己的青春岁月。

在 Jay Leno 上看到周润发的访谈，用不太利落的英文推销他的《国王和我》，酷派全失，老态尽现，而且我还突然发现他真实的笑声又尖又软，很有些女气，彼时的我就像如梦方醒，失恋般难受了好多天。

喜欢钟镇涛，是在看过《烟锁重楼》之后。钟镇涛在电影里扮演刘雪华的大伯子，表演得又激情又克制，柔情万丈却又男人味儿十足。他的模样很周正，在《烟锁重楼》中的形象，比他年轻些时在《梦的衣裳》中扮演的流浪歌手，竟然更加英俊耐看。更重要的是，钟镇涛是歌星，那里的插曲《一个错误》是他自己唱的。

一个错误

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奈何我已经深深陷入
你眼底流转的轻愁 正我心中最痛的痛楚

你唇边盘旋的无奈 正我心底激荡的悲苦
你偶然绽放的微笑 却永远闪耀在我心深处

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却我最美丽的错误
你是我唯一的选择 尽管烟锁重楼有情难诉

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却是我永不后悔的错误
即使我能重活一遍 我仍然选择这个错误

钟镇涛的歌，将人陷入复杂恋情的无奈和决绝，一丝一缕、如泣如诉地唱出来。看《烟锁重楼》时，自己也在理清一段感情的乱麻。乱麻终究也还是难得理清，钟镇涛的歌声，却总是伴随着我，挥之不去。以后再看到他和章小蕙的八卦，心里总是希望上天能够看顾他，令他峰回路转。以后又看到他渐渐振作，寻到一个平凡女人过上了平凡生活，也不再有发现仙人下凡的失望，竟是莫名其妙地为他高兴。

时光·彩虹·桥梁

从前读琼瑶的时候，其实是抱着过家家的心情。琼瑶笔下的儿女情长，固然令人柔肠百转，即便是世道人生，柴米油盐，在未涉世事的人眼里，也是充满了浪漫，并不带丝毫人间烟火气。

翻过一些日历，走过一段人生，回头再看，想一想当年的自己，总难免要宽容地一笑。当初远远张望过的彩虹，不知不觉地走近了，当初远远张望过的桥梁，如今，也不知不觉地走在桥面了，原来，从前以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不过是真实琐碎的人生。

琼瑶的世界，似乎没有时代的风云际会，也没有国家社稷，里边的男男女女，心里面愁肠百结的，似乎也总是些家长里短，男男女女。你可以说他们鼠目寸光，坐井观天，也可以说，他们的烦恼和忧伤，是人类永恒的烦恼和忧伤，即便是战事终于结束，即便是政治变得清明，即便是世间不再有天人永隔、颠沛流离，好人们，也不一定会一生平安。

我从小就很悲观：共产主义实现了也没有用的。

琼瑶的男主人公们，完全是女性心目中的男人，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即便他们热爱事业，也是为了“成功”本身，为了家庭，而不是为了“党和人民”；他们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心爱的女子，郑重其事、情真意切地说，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好爱你好爱你，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幸福和快乐。

这样的男性角色，真是令人大开眼界。从小就等着长大了当革命接班人，小说影视里流行的角色，全都是叱咤风云的大英雄，战斗英雄，民族豪杰，改革先锋；在他们那里，爱情是软弱，家庭是负担，大义灭亲才是高尚的革命情操。

然而，琼瑶虽然让男人们在女性面前搜索枯肠地甜言蜜语，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好爱你好爱你，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幸福和快乐”，她却不是女性主义者。她的女主人公们，也是为了迎合男人们的喜好而塑造的，她们温柔，隐忍，低眉顺眼，委屈就全。哪怕自己聪明有天份，她们的使命，却是佐助男人的事业，为男人生儿育女，洗濯烹饪。幸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以后，她们会放弃自我，小心不让自己“威胁”男人的至尊地位，甚至会忍受男人的外遇，容纳和宽待男人的“真爱情”，否则，她们在琼瑶笔下就成了反派人物，狭隘，自私，不顾全大局，不维护丈夫的自尊。

看起来，我表面上羡慕台湾同学的温柔贤惠，夸台湾女子们传承了中国传统，天地良心，我夸的时候也绝对是真诚的，骨子里，我却早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反传统。

又看琼瑶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诗经，一番通俗化以后，从邓丽君柔软甜糯的声音里传出来，成了我们少年的记忆。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碰见一位台湾来的女孩子，我们两个互相激烈仰慕，差一点打起来。

我说，我喜欢林青霞。她说，她喜欢刘晓庆。林青霞根本就不会演戏吗，刘晓庆才是个好演员。我说，刘晓庆疯疯癫癫，林青霞多温柔清纯啊。刚看过刘晓庆演的慈禧，慈禧当时才十四五岁，天真烂漫地在回廊里唱着《艳阳天，艳阳天》，引诱皇上。刘晓庆这么一折腾，让我把早先她在《小花》、《芙蓉镇》尤其是《原野》里的出色表演都忘了。

她又说，你多好，个子高高，潇洒大方。我说，你多好，小巧玲珑，活泼可爱。台湾来的女孩子，就是比我们更女性。

她说，你多好，说的普通话那么标准，口齿清楚。我说，嗨，就别提了，我们生来就是要顶半边天的，说话都是这么干巴利落脆，斩钉截铁地不温柔，哪像你们，轻声慢气，温和婉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女性的优点，在我们身上都荡然无存了，多亏还有你们在保持。

说到文学，我说，我喜欢白先勇，陈映真，亦舒，施家三姐妹，三毛。我说，我小的时候，就一直盼着，哪一天，能够“拖”着他的手，在台北的街头逛啊逛，饿了时，就吃路边小摊。别的无所谓，一定要喝到甘蔗汁。

甘蔗汁。甘蔗是吃过的，也没有觉得特别好吃，唯独那个甘蔗汁，令我馋涎欲滴，无限向往。

想来想去，那是从琼瑶里读来的。她笔下的主人公们，怦然心动了，情意朦胧了，赌气了，误会了，然后又和解了，就会“拖”着手去逛夜市，然后就要喝到甘蔗汁。

在台湾同学面前，我却没好意思提琼瑶。武侠言情，金庸琼瑶，登不得大雅之堂，只有群众才有权喜闻乐见，好孩子们偷偷看就是了，却不该让别人知道。我怕她看我出没深度。琼瑶那里叫没水准。:)

忆苦思甜话选举

八年前的今天，正在哈佛的Science Center阶梯大教室里上大课。老师的名字忘了，反正是犹太人，死硬民主党。两个小时的课，他把手机开着，一会儿接个电话，一会儿查个text message,后来他试图开始讲课，同学们根本无心听讲，不断地问他，戈尔赢了宾州没有，戈尔赢了新罕布什尔没有。都领先着呢，他眉飞色舞地宣布。

戈尔也赢了弗罗里达，他还说。

结果戈尔还是输了。:) 等我们放学回家，等着看结果，都傻了。四年后，约翰·凯里也输了。这几年，我都懒得看电视，原因之一，就是实在不愿意在电视上撞见布什那张脸。他的最大长处，是因为他笨，美国老百姓觉得他亲切，自己不受智力威胁，跟个老邻居一样。唉，我的好邻居多的是，难不成都要把他们选成总统。

最早接触美国政治是1992年，人还没到美国，周围的美国小朋友们都在兴致勃勃地投比尔·克林顿，就像今天的小朋友们都在兴致勃勃地投巴拉克·奥巴马。美国总统权倾一时，是三权之一权，在具体政策倾向上，其实质作用自然不小，不过，像从前的帝国一样，美国总统更是一种象征。巴拉克·奥巴马像当年的肯尼迪、克林顿一样，代表的是活力和希望。

托民主的福，:)早上睡了个懒觉，然后去投票。投票站里人不多，居然还有停车位。:)找戴夫讨论昨天发现的Quorum Server虫子，结果他没来上班，说是去新罕布什尔当志愿者，开着车接老头老太去投票。桑迪的老公也是志愿者，在家里打了大约六百个电话催人去投票，其中有个老太太一百多岁，桑迪的老公陪她聊了很久，五十岁的年轻小伙一番鼓吹煽动，说不定也能搅动百岁老太的如止水之心。:)

今天的天气真暖和，六十几度，差不多七十度的样子。虽然依旧是忙碌，401和投资帐目也还是低迷，不过，不过，还是觉得来美国是对的，“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和和。

不过，心里还是有些嘀咕——当初喜大姐和奥巴马一同出马的时候，我是更倾向喜大姐的，而且心里有些信心不足，觉得美国还没到能够跨过种族和性别两大栏杆的时候。现在看来，种族的栏杆是跨过去了，性别的却还没有……以肯尼迪为首的民主党大佬们从克林顿转而支持奥巴马，大概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选举一个女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

心里还是为女性们叫屈。不光是喜大姐，也包括佩林。女性从政，公众和媒体便戴着有色眼镜看她们。喜大姐败在身为女流而太像男人，佩林败在身为女流又太像女流。

喜大姐就不去说她。佩林我只正经看过一回，就是她和拜登的辩论。也还算是中等以上水平吧。结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媒体和娱乐界硬是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女小丑，诺大的选举，一提及她，偏偏都要纠缠在她的衣柜上。

看来，女性们在2008的美国政界还是有些流年不顺。喜大姐不讨民主党大佬们喜欢，佩林又太狭隘太偏激，而且又偏偏受命于共和党的危难之际，搭档又是一个颤颤巍巍垂垂老矣的鹤发鸡皮。不过，有奥巴马当选在先，美国已经不再是WASP的一统天下了，还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呢。:)

幸福蒙太奇 :) Authur Rubinstein

琼瑶回顾展暂告一段落。:)抽空还看了她的处女作《窗外》，倒确实是清新可喜，比她后来成名后坐在山顶带着秘书们批量生产出来的长篇、电视剧的含金量都要高一些。

星期天赶在图书馆关门之前去还书，居然赶上了书市的尾巴，最令我得意的是，我进去以后，门就关了，不许人进来了。淘了十几二十来本书，后来想想书架上实在没有地方放书，只好咬牙闭眼忍痛走出来。

书们像是舞场上的女孩子，害怕成了“壁花”，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先生我来提携。:)

Arthur Rubenstein 成了我的娜塔莎。:) 我拥有的CD不多，其中一张，就是他弹的肖邦。于是，听着肖邦，读着Arthur Rubinstein: My Young Years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73)，“儿子上床以后，老公上床之前”的那一个多小时，我成了真正的神仙。:)

没想到鲁宾斯坦不光是钢琴弹得好，文笔也这么好，看得我津津有味。他出生在波兰的洛兹，首先让人想到的自然是肖邦，还有约拉，约拉的老家是格但斯克，而且她也是犹太人，也是自幼就弹钢琴。

鲁宾斯坦不喜欢小提琴；老爹会拉小提琴，给他买了一个，被他敲掉了，结果是他自己的脑袋挨敲。他也不喜欢诗——他号称诗是音乐的穷亲戚。鲁老头（当年的鲁小朋友）也真是的，这么风趣可爱：to me poetry was sham music, a sort of "music's poor relation." If one of the young girls in our family started decaiming poety (a fashion in those days) I would have nervous laughing spells and would have to leave the room.

他还是挺爱国的——不过他解释了，他爱的不是政治实体，而是田园。波兰的秋天——四季分明——真实的季节——肖邦最可爱的小夜曲

Chopin Nocturne

Chopin: Nocturne Op.9 No.2 (Arthur Rubinstein)

Liszt

"There is a Polish word, zal, a beautiful word, impossible to translate. It means sadness, nostalgia, regret, being hurt, and yet it is something else. It feels like a howling inside you, so unbearbale that it breaks your heart. (P10)"

这个zal, 让人想起一个土耳其词hüzün。Orhan Pamuk: the melancholy of Istanbul as hüzün

我们虽然是乐盲，也从不妄称诗人，不过，在音乐、诗歌和文字中，如果一定要排出座次，大概是音乐->诗歌->文字了。倒不一定有高下之分；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特定的价值和审美功能。最大的区分标准是表达像 zal, hüzün 那样无法表达、无法翻译的人类情感，形式越抽象，表达的却有可能越精确。

鲁宾斯坦写的这段历史我还比较熟悉。回头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真是人类（起码是欧洲）艺术创造的黄金时代……不过，还是觉得鲁宾斯坦花在政治历史上的笔墨大了些，是 reading history backwards, 是成年的鲁宾斯坦事后诸葛亮地给童年鲁宾斯坦添油加醋。:)这些事件对他的命运真有那么大影响吗，当时的他，对这些事件真有那么大的感受吗。

不过这当然也是我作为读者的偏见在作怪，尤其是当下，美国选举，金融危机，中国政治，旁人越是热情高涨，我就越是避之唯恐不及。不过我却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渺小的个人，总是很难脱离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的。

和鲁宾斯坦并排的，是另外一本书， 也是自传，也是犹太人。Britain's Master Spy: The Adventures of Sidney Reilly. W同学推荐，然后去 abebooks 淘来的。心中愤愤，好像我们就是职业八卦篓子。:)对W说的八卦，我有些将信将疑，以我们正宗八卦帮的帮规，任何八卦，都必须要两个以上的证据互相对证，而且当事人自己的回忆录等等是最不可靠的，只能当 heresay, 不能当证据。

还真找到一本中文版的《牛虻》，我们是天生的反英雄主义者，《牛虻》的小说小时候见过，没读，只记得其中的木刻插图，手头这一本是95年出的，里边的插图，说不定是从旧版里翻印过来的。以我的“品味”，《牛虻》是政治小说，007是侦探小说，都不属于“文学”，在当年的我的心目中，地位甚至还不如琼瑶，琼瑶起码还有些少男少女的儿女情长，还可以让人偷偷跟着脸红心跳。:) 翻了翻书架上 Ian Flemming的原著们，字体老旧，文字平板，令人不忍卒读……007也就配拍拍电影而已。

Authur Rubenstein 有478页，Sidney Reilly 有284页，希望都能够读完。冬天来了，还是老把戏：别人滑雪，我念书。

老妈眼里出西施:)

这几天忙。一是有个小Release, 一是忙着看电视连续剧。《庭院深深》。琼瑶阿姨的。:)

很多年没有看电视连续剧了。最后一部是N年前回国时看的。《烟锁重楼》。也是琼瑶的。也是刘雪华。:)

这回重新又看，自己都觉得好笑。老妈说起《庭院深深》，一定要说那里的章含烟像我们家菊子。妹妹嗤之以鼻，笑她老妈眼里出西施。好奇地看起来，嗯，当然了，我们是没有人家漂亮，也不像人家那样一双迷离的泪眼，更不会永远是低眉顺眼、柔情似水、曲意逢人，不过么，不过么，长发长裙，半圆的长发箍，或者发带，是我们初长成时候的标准打扮，这么些年，春夏秋冬，韶华流去，短裙穿过无数条，头发也剪过许多次，用不了多久，头发和裙子却又重新长回到那样的长度，就仿佛青春时代的某一个点永远凝固了，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地又会回到那个黄金分割点。:)

再看秦汉，嗯，还真是觉得他没有“我家汉子”帅。:) 秦汉秦汉，还真有些秦川汉子的土气，眉眼有些太粗糙，不如那谁:)俊朗飘逸。不过，不过，秦汉笑的时候，嘴一歪，还是很有风情，他的声音也挺好听，还有，他的发式，穿衬衣领口却不系扣打领带，那样的打扮，就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打扮，土是土，却是土得亲切。

再次鄙视自己一下。当初，琼瑶的所有小说其实全都看过，不过，看的时候，看完了，总是有一点“仅供研究”的自我辩护。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被感动，怕人家说自己肤浅。同时还总要遮掩：我们还是读正经书的，古今中外的经典我们都读了，读琼瑶不过是居高临下地“了解了解”，其实心里还是鄙视琼瑶的。

嘿嘿。我真土。真肤浅。:)

瓦尔登湖秋色

你耕田来我织布 :)

不是说夫唱妇随，而是说，你们去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来关心八卦。:)

昨天是“我爸妈”和“妈侃”最后一场辩论，我们还真看了，不过一边看，一边翻杂志。现如今的杂志都是在惨淡经营，这么好的杂志，一年也就十几刀，我一共订了好几份：Time, New Yorker, Vanity Fair, National Geographic,还有王瑞智免费寄赠的《万象》。惭愧惭愧，很多时候，只有时间翻翻时装广告和漫画。:)

最近一期的 Vanity Fair上居然有两篇好看的八卦，一篇是 Tony Curtis 写玛丽莲·梦露的，其实我本来并不知道 Tony Curtis 是谁，不过一看他的子女，才知道，原来他是 Jamie Lee Curtis的老爹，和玛丽莲·梦露一起拍过Some like it hot.

另一篇更好看，是杰克琳·肯尼迪将蒙娜丽莎从法国借到美国来的经过，哇，背景还有古巴导弹危机，冷战外交，绅士美女，总统暗杀，飞机失事，美国法国政界文学界艺术界所有的名人几乎一网打尽……

去年码过一段，怀念美帝国的浪漫时代，那时候的政治多么风流漂亮，高雅有趣。连敌人也比现在的更强大，更有意思。国际舞台如情场，真是必须棋逢对手、势均力敌，才能演绎出真正的冲突和罗曼司。:)

再听着老“妈侃”在那里无力地攻击、反驳，心里真有些怜悯。总统总统，其实什么都不统，即便是权倾一时，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权力象征。美国老大帝国垂垂老矣，多少该忌讳一些，哪里能再去用这个颤颤巍巍的老爹来装潢门面。输，也该漂漂亮亮地输。年轻人强硬是血气方刚，老年人强硬，就真成了冥顽不灵了。

除了这一场辩论，另外看过的一场是 Joe Biden and Sarah Palin的辩论。很容易看出，哪一方是占有强势，然后对另一方带着一些居高临下的宽容。:)

秋风萧瑟天气凉

这几天严重感冒，鼻塞胸堵，铿铿锵锵，脑袋都差点咳落地。昨天开会，偏偏不能缺席，咳得惊天动地，自觉路人皆侧目，却也无能为力。唉。冬天伊始，这才是第一轮呢，论症状，已经算是轻的了。

雨，露，霜，雪，旋转着，旋转着，冬天就来了。“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阿丕可怜。

早晨慌慌张张带小朋友上学，小朋友看见草地上有亮晶晶的东西，问那是dew, 还是frost.然后就雀跃：yeah! It's gonna snow! We can have snow fights, build snow fortress, and I can go skiing!!!! I can't wait!!! 耶，要下雪了哎！我们可以打雪仗，堆雪城堡罗！我可以滑雪罗！我都等不及了！

我却是发愁。漫长的冬天，天寒地冻，咫尺天涯，雪地里小心翼翼跐跐滑滑地开着车，冬天还没有来，想一想就已是满心忧郁。昨天偷偷瞧了瞧一份401K帐户，嗨，吓人吓人，还是不看罢。

说是赌徒世家出身，本赌徒其实胆小如鼠，401K是我自己挑选的基金，被人笑称亚裔老太太般的保守。家族的赌瘾和赌运，一应都被妹妹继承去了，谁也没有她瘾大，谁都没有她沉稳，谁都没有她手气好。果然，虽然人生还没有到和牌的时候，她的那一手，和我们比起来，早已日日显出一些强势来。

不过发愁终归是没有用，春夏秋冬，阴晴圆缺，我辈既无力回天，便还是鸵鸟着吧。

寡人有疾 :)

算起来，我的青春偶像，除了英俊少年，便是地痞流氓、赌棍小偷了。

我出身赌徒世家。早些辈份的不知道，只从父亲和叔叔伯伯那里听说过爷爷的故事；那一年爷爷四十二岁，在赌桌上已经盯了两天两夜四十八小时，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家，高兴着高兴着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爷爷英年早逝，被渲染成了神话般的人物。伯伯说，爷爷英武过人，骁勇善战，足智多谋，那年和一个大家族打官司，月黑风高之夜，单枪匹马唱了一曲空城计，楞是把人多势众的仇家吓退了。

我和堂姐相互眨巴眨巴眼，拼命不要笑出声来。——伯伯是武侠迷。有一天，他万分感激、心满意足地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金庸，一个梁羽生。读了他们的作品，这辈子算没白活。——他这个版本的家史，早已经被金庸、梁羽生化了。

童年的记忆，就是逢年过节、父辈们难得地凑在一起的时候，将窗户都关严了，八仙桌铺上厚厚的绿丝绒，然后兄妹一起坐了，搓起爷爷留下的骨质麻将。如果我表现好，就有给他们端茶倒水递烟送零食的特权。细想起来，不光是这个伯伯吹牛，父辈其他那几位说起爷爷赌博的时候，往往也眼神迷离、沉吟良久，带着些憧憬和自豪，似乎那是不可多得的荣耀。

他们说了，爷爷一辈子赌，还算没有败家，细算起来，理当是输赢参半；最后一把赌得最大，对家实力也最强大，爷爷却是洒脱的赢家：他虽是赌博身亡，枉负了卿卿性命，却将年头选在了1948年，为妻子儿女们留下了一个好成份。

我的是非观大约就是这时候被模糊掉的。明明是坏事的东西，我尊敬的大人们却都在认真地玩，谈起来也是眉飞色舞、洋洋自得，可见世上的坏事，总也坏不到哪里去。

我的“赌博生涯”，大约自三岁始，勉强分得清一二三了，就跌跌撞撞地迈上了邪门歪道：十点半，拖拉机，升级，拱猪，斗地主，本地打法，外地打法，来钱的，不来钱的，有对家的，没有对家的，各自为战的，好牌“过河”给对家的，可以带炸弹的，不许带炸弹的，一样都来过几回，就那么打发了童年。

少年时代，对那些一味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书呆同学，从来就有些怜悯。长大以后，碰到纯洁善良的正派朋友，我就总是偷眼打量着他们，心中暗暗称奇：从来都没打过牌的人，居然也能够长得这么大。

周润发最帅的时候，除了向冯程程哀求：“程程，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就是在赌桌上了：歪带着礼帽，右嘴角叼着一根烟卷，瞟瞟对手，再瞟瞟手里那把牌，眼中是居高临下的，胸有成竹的，嘲讽的笑意。




《圈套》（The Sting）就像《上海滩》、《赌神》，演绎的也是乱世中一群黑道人物。黑道是黑道，好人却都在黑道一方，官府、警察都是坏人。当然了，我也承认自己“帅哥至上”，周润发、保罗·纽曼、罗伯特·瑞德福在哪一边，哪一边就一定是好人。

赌而为钱为物，那是赌的最低境界。介因人一有牵挂，过于注重输赢，尤其是注重的是输赢的金钱，人就成了一枚棋子，变成了牌赌人，而不是人赌牌了。

此外，赌者，即便赌的是钱是物，赌中之道，之魂，却是在钱物之外。我辈家教不良，从小就学了些三教九流的坏东西，骨子里却还是良民，羡慕英雄们深明大义、除暴安良，暗暗欣赏他们冲冠一怒为红颜，心里巴不得他们也为自己去翻过九十九座山、涉过九十九道水、屠过九十九条恶龙。赌徒们单是为了一堆银两而机关算尽、烧杀抢掠，就令人不屑；看过迈克尔·道格拉斯的《钻石》，闹来闹去就为了那枚钻石本身，末了儿就觉得有受骗的感觉。


《圈套》却是不同。那里面，保罗·纽曼是老手，精通赌道，却是稍稍有些厌倦江湖；罗伯特·瑞德福初来乍到，童心未泯，看什么都好奇新鲜，又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最后一个镜头，在精心设计了一个大圈套以后，两个人留下一众人等打扫战场，自己却翩然离去。师兄问小兄弟：你没拿你的份子啊。小兄弟轻描淡写地说：唉，甭费神了，反正我拿了，也是给胡乱糟蹋了。挥挥手，扬长而去。

哇，潇洒的极致。

Becoming Jane

前几天刚看了DVD上的Northanger Abbey，这本书还真没有看过，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和简·奥斯汀的其它小说比起来，这一部份量自然要小一些，情节要简单得多，人物也单薄得多。

碰巧还看到了Becoming Jane, 刚开始看很失望，演Jane Austen的居然是 Anne Hathaway, 怎么可以，她浓眉大眼、唇红齿白，太招人耳目，一举一动，都太二十一世纪，太美国，和我想象中的简·奥斯汀完全不搭界……奥斯汀是英国乡村牧师的女儿，生活在两百多年前。

简应当是收敛的，谦恭的，温和的，哪怕她再聪明，也不会两只大眼睛滴溜滴溜地冲人眨巴，顶嘴，拂袖而去，主动向人投怀送抱……总之，头半部电影一直不能入戏，只看得出编剧对原著的拙劣模仿：乡村舞会啊，客厅的拜会啊，还让简自己读自己的书，我的天，读了那么长，还不断切换镜头，真让我替导演和演员尴尬。

中间不知道什么地方，突然受到了感动，于是便入戏了。情人们要分手了，故事却才让人觉得它真正开始了。两次分手都很动人，和爱的人分手让人心中无奈，和不爱的人分手，却让人觉得温暖……

因为钱而和心爱的人分手，不是传统的因为外人阻挠，处理成这样，却还是让人觉得可以信服。结尾有点好莱坞，中间的处理却还是应当接近简·奥斯汀的初衷；她没有狄更斯那么残酷，一定要把人写得贪婪自私残忍，而是总有一份温暖的同情，哪怕这样的同情偶尔略带着一份揶揄；对俗世里挣扎的男女，尤其是那些挣扎失败的男女们，她有一丝同情和怜悯。

因为她自己也是那其中的一员。

这本书出版时得了十英镑稿费，出版商却决定不予出版；后来又以原价将书卖回给奥斯汀的弟弟亨利。出版商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四部小说的作者。

奥斯汀当时是匿名写作的。

Northanger Abbey was written by Austen in 1798, revised for the press in 1803, and sold in the same year for £10 to a London bookseller, Crosby & Co., who decided against publishing the novel. The bookseller was content to sell it back to the novelist's brother, Henry Austen, for the exact sum that he had paid for it at the beginning, not knowing that the writer was already the author of four popular novels.

翻身农奴把歌唱:)

今天是星期三。

六点半醒了，看看天头还早，便摸出了慧元的《管风琴手记》。慧元的文字，一直不敢写读后感，觉得读了她的文字再写读后感，有点像今人写《红楼梦》简写本一样不自量。:)随手翻到的那一篇，是《巴赫的深处》。说是巴赫的深处，却看得我微笑，嘴角乐呵呵地往上翘着，像被胶带粘住了一样放不下来。

本来是深的么，还“巴赫深深深几许”呢，可是，看到说莫扎特是个怒气冲冲的小愤青，巴赫是个窝窝囊囊的老男人的文字，你又怎么能不笑。肤浅而轻松地笑。:)对不起慧元，唐突佳人也没有办法。

还有她在浪漫派之前的踌躇——明明说了不喜欢浪漫派，却又忍不住时时提起，仿佛《飘》里的嬷嬷，不经意间露出了白瑞德送给她的大红绸衣。比喻大约很不恰当，不过书不在眼前，忘了自己为什么微笑了。

因为慧元的文字，这些陌生的人，伴着他们的音乐，都在我眼前生动而亲切起来。

看完一篇，才消消停停地起来，准备淋浴，轰人起床，上班。

星期三曾经是我最紧张的一个早晨。

八点一个会，九点一个会，会之前还要理好各个头绪，安抚各方诸侯……有好几次，八点的会上大家的架还没有打完，我却必须匆匆休会。

今天总算不用慌张了。忙碌的间隙，捧着这样一本书，感觉像是用它顶出一个小小的帐篷，自己可以在帐篷底下暂且躲避哪怕几分钟，几秒钟，享受自己和自己的陪伴。Enjoy your own company. :)

不过，不过，读着马同学温婉精致、不着人间烟火气的文字，我却是满腔慷慨激昂，热情高涨，就像一个终于翻身解放的农奴。:)

再作自我批评:)

读了托尼莫里森的《爱》，读到的却是无爱。:)刚开始还有些好奇心-其实还是“名著”崇拜作怪，毕竟是得了诺奖的作家啊，总不会差到哪里去。可是，越读越便越觉得无趣，到最后总算搞清了谁是谁，然后就只剩下恶心了。

怎么搞的，读她的书，和读兰辛的小说感觉一样，冷漠——里面的人互相之间冷漠，而且我也对所有主人公冷漠，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怎么感受，怎么生活，也不在乎他们最后的结局如何。

要知道我们是超级软心肠，要打动我们并不难。

不想打动我们？好。那么我们干嘛要读你？:)

怪我自己，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

老男人占有小女子，菲利普罗斯还以一个老男人的意淫，给它加上一些美好而无奈的成份。托尼莫里森一写，又把它推向了更远的极端。不仅仅是乱伦——我试图不去作道德审判，而是彻头彻尾的恶心。还赶不上纳博科夫——他的Humbert Humbert爱洛丽塔爱得认真，内疚，罪恶感——他那么小心翼翼地偷窥，忏悔，反而令人对他产生怜悯。而《爱》里的老Papa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糟老头，自己都翘辫子了，还在控制着众多女子的命运。

完了，我老了。:)印象里，糟老头糟老太才不爱看小说。:)

自我批评:)

回来了。:)办公室换了个靠窗的，Email一sign in， 里边的Email还都在，中间除了很多群发，还有朋友给我发的问候函。尴尬尴尬，里边还有很多情意绵绵的再见邮件。:)

电话分机本来瑞一直用着，听说我要回来，他就把老号码又让给我了。走的时候，马克把墙上 Org Chart里边我的照片偷偷藏起来了，听说我要回来，早早地又挂回去了。

又要重新填写各种卖身文契，税表保险工资自动存款等等。唉，假期又要从头攒起了。本来已经熬成了一年四个星期，现在又要从三个星期开始熬起。

心里还是有些内疚，说到底，我还是懒，工作不够勤奋，该罚。

周末去买东西，checkout的时候，碰上的是大概是一个中学生。小女孩漂亮，腼腆，认真。可能是新手，商品名字不认识，心里又着急，频频出错，出了错就要找经理，我买的东西偏偏又多，光我一个人，她就找了经理三次。我说，没关系，不要着急。同时心里就自我谴责，我挣的钱是她的几十倍，若是也像她那样敬业，就不会牢骚满腹了。

不过，不过，这边的钱也挣得一样多（少），却是用不着手忙脚乱。我们还是勤奋肯干的，顶多不过是懒一点，上班还想偷偷写点博客五的。LOL

香格里拉围城（四）

德国文学、比较文学和犹太人

我的德国文学背景很弱，张宽一些关于德国文学的介绍、中国作家如冯至、郁达夫等人与德国文学渊源的研究，歌德与李白诗歌的比较研究，以及德国民谣（Ballade)与《诗经》古风的比较研究等文章，读来便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读书时，比较文学、比较历史、比较哲学曾经风行一时，事过境迁，似乎仍旧归于沉寂，“比较”还是让位于区域或语种研究。张宽在修德语学位时，又同时用英语开中国古代文学赏析课，他的“比较”，多少有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些论文中，他还将德语诗译成中国古诗，我无法判断这些诗是否忠实原文，读起来，总是有趣的尝试。

张宽还模仿德国浪漫派风格写了一首《小罗累莱谣曲》，因为他相识的“某北大西语系出身的川籍才女最后竟与一教士结婚”。读了诗，再读到诗后的俏皮小注，令人不禁莞尔，文风比较严谨板正的张宽，也还有这样幽默调侃的时候。

张宽有一篇论文，《未完成的接轨：德国人与犹太人》，因我在这个领域曾经略有涉猎，就觉得他的题目稍嫌宽泛；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图书馆一排排这个论题上的专著汗牛充栋，各执一词，要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这样的大论题，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认真读起来，张宽对犹太人的“尴尬处境”，描写得还是相当确切的：“信守自己的传统和宗教，犹太人就被视为社会一体化的异化因素，皈依基督争当模范德国公民，又会被看成放肆和傲慢，有了成就被视作僭越，反过来成为自身‘非德意志’的口实”，并以诗人海涅为代表这种怪诞逻辑的经典案例。

张宽还同时举瓦格纳为例，分析反犹主义的起源和思维逻辑。不过，他也承认，反犹主义在德国根深蒂固，一战前后并无差异，不幸的是，希特勒的纳粹在一战以后将理论变成了现实。

读罢掩卷，觉得小有斩获。从前陌生的论题、领域、人物们，我又多了一层了解，又多生出一些好奇心，又多出一列想继续阅读的书单，于是我得到一种莫名的满足，对作者张宽，也自然存有一份由衷的感激。

这个星期很“吊诡”，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倒了几家，自由资本主义的政府竟然要为行将就木的企业“打鸡血”，其中一家，有可能被中国企业中信银行收购；我因不堪工作日长达十二小时、周末假日亦不得休息的工作重负，决定辞职，改换门庭，经多方挽留亦不改初衷；最后一天又得知，我所负责的项目进展顺利，如果十月中旬如期成交，将成为公司历史上最大的投标项目，作为项目经理，我会得到应有的荣耀。

我尘心太重，未免又患得患失起来。

然而，如果不是辞职，这个周末，我大约会继续在公司里忙碌，手机、座机、电子邮件、IM同时开放，和跨几个时区的销售、软件开发、生产和各级技术和非技术官僚们大费口舌，也就不可能在这里，慢条斯理地翻阅着一本和成本、性能、设计、程序、客户毫无关系的“闲书”，在纷扰的世界、忙碌的凡尘生活中，建构一座仅仅属于我自己的“香格里拉围城”了。

香格里拉围城：（三）

我在上研究生院时，大约因为自己太过一帆风顺，觉得自己身为女性，受到的尽是宠爱而不是歧视，对女权主义便有些偏见。学校里设置了很多女性研究的课程，选课的女生趋之若鹜，我却在心里不屑，觉得那些课程都有些花瓶，女生们不过是凭性别捡些便宜学分罢了；看她们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抨击男权，我虽不敢当众嗤之以鼻，暗中却频频腹诽、侧目。

事后看去，竟是我落后了。彼时回国一看，女性研究方兴未艾，当初一些朋友，无论文史哲背景，都转向了女性研究，或者是将女性研究掺和进了自己的研究主攻方向。张宽文集中收集的关于女性主义的三篇文章，《男权回潮——当代美国的反女权思路》、《女性中的法西斯》和《关于女性批评的笔记》，于1995年至1996年间发在《读书》和《外国文学评论》上，大约也是赶上了或者甚至引导了国内女性研究的风头。

《男权回潮》介绍的是后女权运动之后，男性和女性们对女权主义的反思。介绍比较全面，信息量很大。作者没有太多地加入自己的评价，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对男权主义的认同。

《女性中的法西斯》介绍的是卡米拉·帕格利亚，张宽认为帕格利亚的《性面具》(Sexual Personae)是他读到的探讨性别与文化关系的一本最有份量的著作。“帕格利亚反对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著名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造成的，男性社会按自己的需要塑造女人，压迫女人。帕格利亚把以上的论点颠倒过来了：她认为女性是天生的，男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拯救了自己也保护了女人；若是女人充当了物质文明的主要承担者，人类今天也许还住在茅草棚里。”

张宽介绍说，“在帕格利亚笔下，同性恋、性别反串、颓废等都不是什么贬义词，尤其是‘颓废’这个概念，涵盖的内容可以相当的宽泛。在美国作家中，不仅坡、霍桑、麦尔威尔，连同爱默生、惠特曼、詹姆斯都被归入‘颓废’一类加以讨论。帕格利亚用狄金森的诗来讨论女性心理，做得很流畅自如。”“《性面具》这本书似乎想证明：艺术是‘男女同体’，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那种‘男女同体’的人创造出来的，所有伟大的作品都透露出异教的色彩、颓废审美倾向和性的神秘特征。”

张宽还说，美国校园里，女性研究科目大多已经转向性别研究，而《性面具》这本书是性别研究领域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果我当初不是对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那么不屑一顾，或许也能在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课程里读到帕格利亚这样复杂有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