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ve never got the "Mainstream" hype. I live here, mainstream or backstream, doesn't really matter. But maybe my life has been too comfortable. :)
Got a kick out of the names of the boys who came to my son's birthday. If there is a funny name, you know it belongs to either an Indian or "regular" American boy; all Chinese boys have strictly popular and common English names, mostly Anglo-saxon. Of the 6 Chinese boys who came to the party, 5 of them were named Kevin, 'cos then they can conveniently have the Chinese name 凯文 as well. ;)
I've always noticed how celebrities gave weird names to their children. Somebody actually did their homework and put them all together. Haha it's hilarious. We are always too far behind - we thought we were catching the trend, but we don't know we are only chasing the end of the trend ... which is inevitable really, because if you come to stand in line, you've got to go to the end of the line, unless you start a new line of course. :))
-------------------------------
From Apple to Zolten: Offbeat Celeb Baby Names
By Kati Johnston
Special to MSN Entertainment
It's not enough to grow up in the spotlight; now Hollywood kids are doomed to have to spell out their names on every first day of school ("No, not S-U-R-R-E-Y, S-U-R-I!"). Well, what's a little more attention when mom and dad are among the most famous folks on earth? Here's a little guide to our favorite offbeat celeb baby names. But please, don't try this at home.
Gwyneth Paltrow: Oh, it's all so teddibly British -- naming your cherub-cheeked daughter Apple (the Brits also love names like Plum, Strawberry and Cherry; haven't heard of any Cantaloupes yet). Then Gwynnie and her husband, Coldplay's Chris Martin, named little Apple's baby brother Moses, thus accustoming him to feeling like a senior citizen at a very young age. Thoughtful, that.
The multicultural naming award goes to Brad Pitt and Angelina Jolie, whose offspring's names are diverse and lovely, even if rather foreign to English ears. Oldest son Maddox was born in Cambodia; middle child Zahara Marley, adopted from Ethiopia, has a first name that reportedly means either "flower" in Swahili or "luminous" in Arabic, and a middle name that reflect's Mom's grooving on reggae. Baby Shiloh Nouvel was born in 2006 in Namibia with the perfect features of both parents. Now if we could just get that Neil Diamond song out of our head ...
David and Victoria Beckham named their sons Brooklyn, Romeo and Cruz, perhaps hedging Becks's chances of playing soccer in America, Italy or Spain. Score!
Does Nicolas Cage have a Superman complex? He and wife Alice named their son Kal-el Coppola Cage; Kal-el happens to be the birth name of the comic-book hero. (Big brother Weston doesn't have quite as much to live up to.)
Julia Roberts and Danny Moder: How adorable that America's sweetheart gave birth ... to two members of the Lewis & Clark Expedition. Um, we love old-fashioned names, but Phinnaeus and Hazel might be more at home on, say, "Antiques Roadshow."
Bruce Willis and Demi Moore: Oh, sure, they said they had all th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antecedents, but still, their daughters -- Rumer, Scout and Tallulah Belle -- have pretty interesting names to live up to. Think they'll be stars like mom, dad and stepdad Ashton Kutcher?
Aussie actor Russell Crowe's gotten all domesticated since the birth of his son, Tennyson, with wife Danielle. (Hey, they could have named him for the wharf they live on in Sydney: Woolloomooloo.)
I got you, babe -- and you got kind of a weirdo name. Sonny Bono and Cher named their sole offspring Chastity, despite her having been born at the height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1969. Any surprise that she's always gone by Chaz?
When great crackpot names go terribly wrong: David Bowie and his first wife, Angie, named their son Zowie. Quite a ring to it, right? Except when Zowie grew up, he'd had enough, and promptly changed his name from Zowie Bowie to ... Duncan Jones. With second wife Iman, David seems to have come around; their daughter's named Alexandra. Pass the stardust.
Everybody off the couch! Tom Cruise and Katie Holmes named their famously reclusive daughter Suri, which is either a lovely ancient Persian or Hebrew name, or something her parents just made up. What we do know is she'd better like the soundtrack to "Oklahoma," 'cause she's gonna be hearing that a lot.
Wednesday, August 30, 2006
Sunday, August 27, 2006
“收心”
暑假过完了，该“收心”了。其实不在学校，“暑假”与我何关，可是自己大半辈子都是在学校里混的，每年的暑假总还是暑假。：）
每次放完假、过完周末，钱老师最爱说我们该“收心”。：）男女同学里谁和谁有点眉来眼去，那叫“散4心、分心、开岔、开小差”，让他们集中注意力学习，也叫“收心”。：）他还有一句名言：你们哪，周一到周三是回味（家里的温馨），周四到周六是向往（重新回家的温馨）。中间没有满足的时刻。嘲弄的是我们这些小娃子们想家。
如今长大了，才发现，人生好象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倒过来了：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向往），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回味，中间也是没有一点转换的，大概是哪天的睡梦中间，上床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子，一枕黄粱之后，就那么长大了。：）
最怕的，就是立志向，从会说话就有人问，到现在，也还是说不清长大以后要作什么。小时候写字，总是写到一行快到头时，才发现前面的字写得太大，后面的字无论怎么缩小都挤不下了。走在大街上，晕头转向时，倒也能找到一个面善的人问路，人家详细地介绍了，听着时也觉得明白了，结果是到了第一个该拐弯的地方就犯迷糊，不知道是该往左还是往右还是照直了走。
这样的人，更适合在旧社会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都有三从四德的规矩教训着，到年龄了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担保着嫁出去，嫁到夫家又有夫家的家规，规定好了一日的事务，象阿Q那样，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即便有些委屈，虚的有菩萨佛经念着，实的有娘家姐妹家跑着，一辈子的生活简简单单，一目了然，省了许多头痛心痛。要是家道殷实些，连家务都不必学会操劳，有许多闲空读些才子佳人的闲书，闷了时也自己划拉两首闺阁春愁秋怨，日后好在姑爷面前夸夸口讨讨恭维话。
偏偏我们就生在了新社会，什么都要自己选择，什么都要自己安排，入错了行没法怪老爹，嫁错了郎没法怨老娘。：）
偶尔打开一只邮箱，邮箱还是从前的邮箱，甚至能够回忆起从前输入用户名时的手感，甚至能够体味到当时的心情，偏偏就是想不起打开那个邮箱的口令，于是和那只邮箱有关的那一段生活，那一群狐朋狗友，就永远被锁在了虚拟空间哪个不知名的角落。
更多的时候，岁月的碎片早已全数飘落，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已经遗落，你完全不记得它们曾经存在过。
每次放完假、过完周末，钱老师最爱说我们该“收心”。：）男女同学里谁和谁有点眉来眼去，那叫“散4心、分心、开岔、开小差”，让他们集中注意力学习，也叫“收心”。：）他还有一句名言：你们哪，周一到周三是回味（家里的温馨），周四到周六是向往（重新回家的温馨）。中间没有满足的时刻。嘲弄的是我们这些小娃子们想家。
如今长大了，才发现，人生好象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倒过来了：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向往），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回味，中间也是没有一点转换的，大概是哪天的睡梦中间，上床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子，一枕黄粱之后，就那么长大了。：）
最怕的，就是立志向，从会说话就有人问，到现在，也还是说不清长大以后要作什么。小时候写字，总是写到一行快到头时，才发现前面的字写得太大，后面的字无论怎么缩小都挤不下了。走在大街上，晕头转向时，倒也能找到一个面善的人问路，人家详细地介绍了，听着时也觉得明白了，结果是到了第一个该拐弯的地方就犯迷糊，不知道是该往左还是往右还是照直了走。
这样的人，更适合在旧社会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都有三从四德的规矩教训着，到年龄了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担保着嫁出去，嫁到夫家又有夫家的家规，规定好了一日的事务，象阿Q那样，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即便有些委屈，虚的有菩萨佛经念着，实的有娘家姐妹家跑着，一辈子的生活简简单单，一目了然，省了许多头痛心痛。要是家道殷实些，连家务都不必学会操劳，有许多闲空读些才子佳人的闲书，闷了时也自己划拉两首闺阁春愁秋怨，日后好在姑爷面前夸夸口讨讨恭维话。
偏偏我们就生在了新社会，什么都要自己选择，什么都要自己安排，入错了行没法怪老爹，嫁错了郎没法怨老娘。：）
偶尔打开一只邮箱，邮箱还是从前的邮箱，甚至能够回忆起从前输入用户名时的手感，甚至能够体味到当时的心情，偏偏就是想不起打开那个邮箱的口令，于是和那只邮箱有关的那一段生活，那一群狐朋狗友，就永远被锁在了虚拟空间哪个不知名的角落。
更多的时候，岁月的碎片早已全数飘落，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已经遗落，你完全不记得它们曾经存在过。
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点》
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点》
菊子
前一阵子读了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以大卫·卡佩希(David Kepesh)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也看了电影《人性的污点》(The Human Stain)，理所当然的，想借《人性的污点》这本书来看。看完电影已经知道了情节和结局，所以读起原作来大概会少些悬念；好在根据经验，电影浓缩的时候会遗漏掉许多丰富的细节，看完一部好电影后，再去看小说原作，往往不会失望。
（一）公共审判：个人隐私的大暴露
小说的背景是1998年，克林顿遭弹劾的那一年。八年后的今天回头看，当时整个美国甚至世界都盯着总统的裤子，那一年显得多么天真，多么繁荣，多么无忧无虑……苏联垮台了，世界和平了，经济一片繁荣，技术一片发达，股市居高不下，股票飞涨不跌……只有太平盛世，人们才对饮食男女津津乐道。
罗斯说，其实，克林顿和莫尼卡之间的那点荤事，说穿了，不过是中学生之间的一点小玩闹，但是，却激发了美国人最传统的公众娱乐：对奸夫淫妇进行公开审判，而审判者的道德权威，则来自霍桑在《红字》中描写过的“审判精神”。罗斯多处引用霍桑的话，并且强调小说中的作家隐居之处离霍桑当年曾经短住过的地方只有几英里，暗示美国社会还是在对人们施行一种宗教和道德审判。
记得当时看过新闻，克林顿说出那著名的“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话的那一天，脖子上系的是莫尼卡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仅这一点，我就要给他加分：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这是一个有情人的作为，哪怕他说的话有多么言不由衷，哪怕莫尼卡被媒体描绘得有多么不堪，今后的日子有多么悲惨，有这么一个小姿态，莫尼卡将来老了，回忆起来，种种羞辱、悔恨之外，总还会有一些安慰。看了罗斯的小说，才想起她当时多么年轻：二十一岁，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多么肤浅，什么荒唐事情作不出来。在整个联邦政府员工罢工、政府无法办公的时候，莫尼卡总算有了和总统单独相处的机会，有了性接触，事后几年还舍不得把那件衣服洗了，还忍不住向别人炫耀……整个事件，果然就是一个中学生的心态和行为，包括当时她向克林顿表露心迹的语言，也纯粹是一个中学生的语言：I have a crush on you.
不幸的是，整个事件并不仅仅是一部轻松喜剧。在媒体轻松的追踪背后，那一股对克林顿穷追不舍的道学和宗教势力，如今不幸登了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控制着美国的舆论、政治决策和精神领域。如果仅仅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一些保守的人谴责克林顿的行为，倒也无可厚非，可怕的是，当它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以后，就象追杀巫婆一样，打着公正纯洁的旗号，利用犯了“奸淫罪”的人恰好是个公众人物的机会，大模大样地侵犯着个人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捉妖的人后来都成了妖，Newt Gingwich,Jesse Holmes,再加上911英雄纽约市长朱里安尼，都在媒体下全面暴光，而且他们的行为都比克林顿要严重得多，都是实实在在地认真搞着婚外恋。911以后，朱里安尼休了发妻，娶了自己暗渡陈仓多年的女秘书，不仅没有老百姓和媒体去追究，反而使他的男子汉形象更加完善。
《人性的污点》就是以此为背景开始讲故事的。故事还没有讲，作者就提醒读者宽大为怀，主人公科尔曼·斯尔克肯定有需要被人原谅的地方。因为，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显微镜下的检查，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聚光灯的照射。在显微镜和聚光灯下，我们展示的，只能是“人性的污点”。
小说的描写是多角度的，有时候是主人公直接陈述，但贯穿全书的主要叙述者是内森·扎克曼，主人公科尔曼的朋友。整个故事的起因，就是因为科尔曼用了一个有歧义的词：Spooks.因为说了一句话，科尔曼所有的同事、上司，包括那些他自己亲自扶持起来的年轻黑人教授，都拒绝给他哪怕是一点点道义上的支持。一夜之间，他成了孤家寡人。形形色色的委员会，不断地写“思想汇报”。就为了这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科尔曼·斯尔克丟了工作，丟了妻子，丢掉了他一辈子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东西，丢掉了人的尊严，自己也变成了一粒人性的污点。
这样的情形太熟悉。许多以当代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回忆录都让人联想到这样的情形，只是没想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也会这样：我想这也是罗斯的眼界高明之处，他所作的不是政治的评判，而是以一个文人的身份，提醒我们，即便是一个自由社会，自由也有可能是多么脆弱，一不小心，“政治正确”就会剥夺个人自由、个人尊严和隐私，使人们重新变得一无所有。
（二） 伟哥：老男人的救星
奇怪，本来爱看女作家的作品，因为更能共鸣，最近却看了些男作家的东西。不过，他们写的有很大的篇幅涉及男女之事，虽然只是从男人的角度，虽然总是有社会大背景作陪衬。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六年之间和二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借口么，是因为自己遭到了政治清洗，事业无望，于是只好在温柔乡里讨乐趣。乐则乐矣，只是可怜了他的妻子特丽莎。纳波莫夫的亨伯特·亨伯特，爱的是尚未成年的少女洛莉塔。而罗斯的卡佩希系列，则写的是一个文学教授从年轻一直到年老的性经历，而且以对老年时的描写最触目惊心：行将就木时，老年男性更向往年轻女性的肉体带来的愉悦，年轻时主要感官和感情的需要的性，如今上升到了一种精神和宗教的高度，因为死亡在随时逼近。
卡佩希总结出了一套勾引文学女青年的高招。他教的是文学课，一学期讨论的都是男欢女爱，每一句话都可以用来向女学生调情，每上一门课，都可以成为他逐步勾引这些女生的缓慢耐心的前戏。他能够看出，随着课程的进展，每一个女生身上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她们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同。但他精明得很，从来不在学期结束前碰她们，只是在考试完毕、分数已定之后开一个派对，往往是在派对结束时，就有至少一个女生留在他的住处。
《人性的污点》中，科尔曼身败名裂，妻子也撒手而去，内心的冲突、郁闷和罪恶感无处排泄，就在这时候他遇上了芳尼亚，一位三十四岁的清洁工。他自己七十一岁，是她年龄的两倍还不止。他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她：和她的关系，似乎是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因为她，他不再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充满仇恨，他也不再发狂般地写自己的故事。她又从他这里能够得到什么？她也是个失败者，失败太多，于是也一无所求。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快乐，也就是人类最原始的快乐，为此，他感激伟哥。书中有一句话：人生有限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将他的性渴望带向了沸点。
小说中，作者反复强调，科尔曼年轻时是体育明星，如今，即便年过七旬，他从背后看也就是四十岁。电影中，安东尼·霍普金斯的形象却过于苍老。要演一个仍然有性魅力的老男人，只有格雷高里·派克和保尔·纽曼：他们即使老了，脸部还是有线条，肌肉也不往下搭拉。 霍普金斯不行。尤其是电影中那个镜头，他坐在床上看尼可·基德曼裸身跳舞，那个时刻他显得极度疲惫、倦怠，令人有一种轻微的厌恶感。
圣经中的大卫王老了，于是让一群年轻美貌的少女用她们的身体来暖和他。他还是觉得冷。有了伟哥，至少他还可以有些行动，虽然行动的结果也还是冷，因为死亡还是在不远处等着。
伟哥，给1998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印戳。和克林顿对抗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鲍伯·多尔，作过前列腺手术，因为伟哥，又能重尽人事，于是成了伟哥的发言人。克林顿本人的问题，恰好是反面，是天然伟哥过剩，差一点儿为此坐实了弹劾，丢了乌纱帽。1998年的太平盛世，连政治都变得这么八卦，这么有趣。
（三） 种族：他们是幽灵吗？
科尔曼兢兢业业当了二十多年古典文学教授，后来学校来了个新锐校长，将他命名为教务长，支持他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强迫所有教师汇报自己的科研成果——很多教师只在自己学校的刊物上发表过从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废物回收出来的《笔记》，教书用的是很多年前的讲义，一些大拿一个星期也不来学校，所有的会议都敢不参加。据说，科尔曼的父亲是一个犹太酒店老板，他从小就受三教九流的市井文化的熏陶，有着文化圈子里人不常见的精明和泼辣。他强迫一些无可救药的老帮子提前退休，又从名校中招来一些年轻有生气有竞争愿望和能力的助理教授，这么一整，学校的风气果然被整肃一新。
新来的校长被名校看中，另择高枝，将科尔曼留给了狼群。"Spook"一词，为狼群围剿他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科尔曼改革“成功”后，志得意满，决定从教务长的行政职务上退下来，继续进行全职教学。他开了一门课，上了五个星期，每次点名，都有两个学生缺席。第六次上课的时候，他又照例点名，他们还是不在。于是他开玩笑地说，他们在哪儿呢，是不是真有这两个人，他们是幽灵吗（Are they spooks?）
这里，他说的Spook一词的意思，显然是比较常用的“鬼魂”一义。不幸的是，在六十年代某个特定的时期，Spook曾经是对黑人的蔑称，而这两个缺席的学生正好是黑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在课堂上露过面，教授也根本不知道他们是黑人，他们还是正式向学校提出了抗议。学校尽管完全知道教授的本意与学生的种族无关，还是认认真真的开始了正式的调查。
种族歧视，和通奸一样，成了公开审判的名目。
学校进行调查的时候，科尔曼的正式种族身份是犹太人。曾几何时，犹太人本身也是被歧视的对象。1948年，犹太人不满各大学尤其是名大学对犹太人比例的限制，在波士顿郊区成立了一所自己的大学，以犹太大法官布兰代斯命名。小说中，科尔曼的一个儿子上的就是布兰代斯大学。几十年过去，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尤其是文化机构、知识阶层和大学里的地位日渐上升，居然成了能够歧视别人的人。
问题是，科尔曼并不是犹太人，而恰恰是一个黑人。从二十多岁起，他就开始生活在谎言之中。小说开头不久，罗斯就不动声色地交代了这个事实。种族问题，是作者涉及的一个重大主题。
借着科尔曼的回忆思路，作者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社会的种族状况。小说家很详细地描写了他父亲的遭遇：一个彬彬有礼、从无粗口的绅士，言谈举止中浸透着莎士比亚，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眼科医生诊所，只好在火车上当服务员。因为是黑人，他每天承受着难于向家人启齿的羞辱。与此同时，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却在不断上升。
科尔曼人材出众，聪明，健康，雄心勃勃。然而，当他以水兵的身份逛妓院时，妓女斜睨着他，说：“你是个黑鬼，对不对？”然后两个彪形大汉将他扔了出来。他的冰岛/挪威血统的女朋友，在不知他的种族的情况上与他同居了两年之后，发现真相后哭着说了一句“我做不到”，从此踪影全无。科尔曼希望摆脱身为黑人对他带来的种种具体的限制和无形的屈辱，利用自己皮肤较白的条件，开始隐瞒自己的黑人身份。Spook事件发生以后，作者让我们进入他的内心，让他一边懦弱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一边无情地进行自我谴责和忏悔。
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片段，电影里毫无删节地保留了下来。科尔曼告诉他母亲，他要结婚了，女子是白人（犹太人）。他已经告诉那个女子，他的父母已经过世。母亲平静地说：好吧，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见到我的儿媳，永远不会见到我的孙子。你会告诉我，哪一天，我会带着孩子们从哪里经过，你几点几分在火车站等着，偷偷看他们一眼，而且，你也知道，我会去那里等着。
从那以后，科尔曼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他切断了和过去的联系，他要成为一个脱离了种族的独立的个人；他逃避了争取黑人解放的人权运动，他比“白人还白人”，娶的是白人妻子，研究的是最白人的学科——希腊罗马文学。然而，仅仅是瞒着不说还是不够的，一个谎言总是要别的谎言来支持。由于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种族背景，于是他编造了一个，说他的祖父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
克林顿受到弹劾的原因是因为性，弹劾的正式法律依据却不是性，而是因为他撒谎。同样，在《人性的污点》中，看起来科尔曼是在为种族主义言论受审，实际上，他受审的真正原因也是撒谎。
他的妻子，至死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他的小儿子似乎本能地知道他的谎言，从生下来时就对他有一种仇恨。母亲，妻子和儿子，再加上他本人的自责，成了他的罪行的最高审判人。
（四）芳尼亚：所有社会问题的汇集点
霍桑《红字》里的赫斯特，在受到教会和公众的凌辱和审判之后，最终却取得了精神和道义上的救赎。而罗斯的女主人公——芳尼亚，却是一个饱受失败的人物，是反英雄，故事的结局也是毁灭，而不是救赎。
罗斯似乎让芳尼亚负担过重，将他能够想到的美国社会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安排到芳尼亚身上。芳尼亚童年时父母离婚，继父对她进行性骚扰，在她十四岁时，他又企图强奸她，于是她逃出家门，四处流浪。后来嫁了丈夫，希望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偏偏他们开的奶牛场生意又不好，最后以破产告终。他们离婚后，芳尼亚和男朋友幽会时，她和孩子们所租住的陋房着火，两个孩子双双丧生。
这些情节都不离奇，许多通俗电视剧、肥皂剧、电影都描写过这样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好象这些还不够沉重，罗斯又把芳尼亚的丈夫写成一位越战老兵。莱斯曾经两次前往越南作战，回国后与故国和家人早已经格格不入，从来就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越南战争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失败、美国公众最大的心理创伤，莱斯就具体象征着这个巨大的心理伤疤。家庭的破碎，孩子的死亡，更是把他推向了愤怒的疯狂和绝望。他经常堵截和骚扰芳尼亚，责备她杀死了他的孩子。
电影中扮演莱斯的是埃德·哈里斯。他镜头不多，但却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罗斯不厌其烦地让芳尼亚身上承担着种种社会问题，是为了强调她贫困和走投无路的地位，使她和科尔曼之间的社会差别，加上年龄差别，成为他们公开交往的障碍。他想证明，正因为这些差别，他们就成了象《红字》中的赫斯特和丁斯梅代尔一样的“罪人”，受到了公众舆论和社会机构的谴责和审判：他原来所在系的系主任给他写匿名信，谴责他对一个贫穷、不识字的年龄仅有他一半的妇女搞性剥削；他的孩子们也不再搭理他，而她的丈夫，则时时刻刻在暗中监督和跟踪他们。
尼可尔·基德曼来演芳尼亚，尽管演技很好，但在熟悉她的观众的眼里，她还是太漂亮，太性感，太象个有魅力的尤物。其实，在罗斯的小说中，她是一个疲惫不堪、支离破碎的女人，她的疲惫和破碎，是这部小说的必要条件。
然而，我的感觉是，无论作者怎样把芳尼亚的生活写得如何悲惨，她和科尔曼之间的社会差异，并不足以让他们承受到如同作者描写的那样大的社会压力：毕竟他们是在科尔曼的妻子去世之后开始约会的。1998年，一个鳏夫和一个离婚女子之间的性关系，尽管有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受到的社会谴责，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霍桑的人物所面临的宗教和道德审判相比，实在是有些小巫见大巫。
（五） 悲天悯人
小说快结束的时候，罗斯借人物之口说：他写的故事是关于人的故事，是关于人的问题的故事，而不是“谁是凶手”的悬案故事。
这也是我阅读时的感觉。罗斯很早就向读者交代了科尔曼的身世秘密，只是小说中的人物还不知道，他们需要随着故事的发展，慢慢地找出这些秘密。对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情节推理，而是细节描述，描述二十世纪末美国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有些章节，读起来象是社会学，而不是小说。若干年后，人们读这本书，仍旧能够了解到，是什么样的问题在困扰着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人们。
然而，它毕竟又是文学作品，表现这些问题的方式不是抽象的议论，更主要的是通过描写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心理冲突，来反映这些社会问题。每一个人物，都带着他们所生存的环境的烙印，代表着一个社会问题：科尔曼：种族问题；芳尼亚：家庭、婚姻和儿童教育问题；莱斯：越战；系主任：学术界知识女性高处不胜寒的艰难处境。
看完小说，不得不承认电影改编得十分成功。罗斯常常让小说中的人物长篇大论，不介意借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哲学思考、道德评介和政治评论，就连本应当是目不识丁的芳尼亚和粗鄙的莱斯，都能够象大学教授们那样侃侃而谈。电影却不能这么作。改编后的电影，很少有过于冗长乏味的议论和对话，人物的裁减也十分得当。除了尼可·基德曼的形象太美丽了一些，电影成功地反映了贯穿于小说始终的沉重。
《人性的污点》究竟是什么，作者借芳尼亚之口说了：一只乌鸦，长期生活在鸟笼中，早已失去了自然的本能，已经无法回到自然环境中生活。人类社会污染了美丽的自然。小说的最后，作家扎克曼在冰冻的湖面上，碰上在那里独自冰钓的莱斯。平日狂躁暴怒的莱斯，此刻却显得理性，平静，温和。他说，这里与世隔绝，没有旁人的骚扰，还是干净的世外桃园，如果他有儿子（如果他的儿子没有被烧死），他会带他到这里来，教他钓鱼。
这里，我读出一些爱默生式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和人的本性是不完满的，只有回到自然，才能恢复纯净的本性。但是，作者对这种不完满的态度不是谴责：小说中所有这些人物，无论是撒下弥天大谎的科尔曼，还是咄咄逼人的女系主任，甚至是冷酷疯狂的越战老兵，一旦作者认真细致地描写他们的内心，你就不能不对他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有时，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同时，试探性地用显微镜照他们一下。不过，他只是虚晃一枪就停止追踪，因为他并不是真地要揭开他们的面具让他们难堪，而是想借此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群，经不起显微镜下的检验和审判：我们的自由和尊严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隐私。
相反，作者屡次谴责社会的不宽容。在借别人之口把书中的人物描写得十分不堪之后，等作者带着我们走近他们，才发现他们并不是洪水猛兽、狼心狗肺，而是有血有肉、苦力挣扎的平凡人。他们的种种缺陷，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刻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作者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就是让我们在这里观察，他们是如何承担着时代给予他们的种种重负，勉力生存。
小说的结尾，看得出也有些有意摹仿霍桑的《红字》。作者始终也没有明确断定，究竟是科尔曼自己在忏悔中带着情人走向死亡，还是嫉妒的前夫设计谋杀了他们。霍桑的小说中，赫斯特的情人在示众时气绝身亡，赫斯特却获得了救赎，而在《人性的污点》中，苦难的芳尼亚也随着情人丧身湖中，作者似乎认为，现代人尚未找到救赎的途径。
菊子
前一阵子读了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以大卫·卡佩希(David Kepesh)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也看了电影《人性的污点》(The Human Stain)，理所当然的，想借《人性的污点》这本书来看。看完电影已经知道了情节和结局，所以读起原作来大概会少些悬念；好在根据经验，电影浓缩的时候会遗漏掉许多丰富的细节，看完一部好电影后，再去看小说原作，往往不会失望。
（一）公共审判：个人隐私的大暴露
小说的背景是1998年，克林顿遭弹劾的那一年。八年后的今天回头看，当时整个美国甚至世界都盯着总统的裤子，那一年显得多么天真，多么繁荣，多么无忧无虑……苏联垮台了，世界和平了，经济一片繁荣，技术一片发达，股市居高不下，股票飞涨不跌……只有太平盛世，人们才对饮食男女津津乐道。
罗斯说，其实，克林顿和莫尼卡之间的那点荤事，说穿了，不过是中学生之间的一点小玩闹，但是，却激发了美国人最传统的公众娱乐：对奸夫淫妇进行公开审判，而审判者的道德权威，则来自霍桑在《红字》中描写过的“审判精神”。罗斯多处引用霍桑的话，并且强调小说中的作家隐居之处离霍桑当年曾经短住过的地方只有几英里，暗示美国社会还是在对人们施行一种宗教和道德审判。
记得当时看过新闻，克林顿说出那著名的“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话的那一天，脖子上系的是莫尼卡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仅这一点，我就要给他加分：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这是一个有情人的作为，哪怕他说的话有多么言不由衷，哪怕莫尼卡被媒体描绘得有多么不堪，今后的日子有多么悲惨，有这么一个小姿态，莫尼卡将来老了，回忆起来，种种羞辱、悔恨之外，总还会有一些安慰。看了罗斯的小说，才想起她当时多么年轻：二十一岁，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多么肤浅，什么荒唐事情作不出来。在整个联邦政府员工罢工、政府无法办公的时候，莫尼卡总算有了和总统单独相处的机会，有了性接触，事后几年还舍不得把那件衣服洗了，还忍不住向别人炫耀……整个事件，果然就是一个中学生的心态和行为，包括当时她向克林顿表露心迹的语言，也纯粹是一个中学生的语言：I have a crush on you.
不幸的是，整个事件并不仅仅是一部轻松喜剧。在媒体轻松的追踪背后，那一股对克林顿穷追不舍的道学和宗教势力，如今不幸登了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控制着美国的舆论、政治决策和精神领域。如果仅仅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一些保守的人谴责克林顿的行为，倒也无可厚非，可怕的是，当它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以后，就象追杀巫婆一样，打着公正纯洁的旗号，利用犯了“奸淫罪”的人恰好是个公众人物的机会，大模大样地侵犯着个人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捉妖的人后来都成了妖，Newt Gingwich,Jesse Holmes,再加上911英雄纽约市长朱里安尼，都在媒体下全面暴光，而且他们的行为都比克林顿要严重得多，都是实实在在地认真搞着婚外恋。911以后，朱里安尼休了发妻，娶了自己暗渡陈仓多年的女秘书，不仅没有老百姓和媒体去追究，反而使他的男子汉形象更加完善。
《人性的污点》就是以此为背景开始讲故事的。故事还没有讲，作者就提醒读者宽大为怀，主人公科尔曼·斯尔克肯定有需要被人原谅的地方。因为，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显微镜下的检查，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聚光灯的照射。在显微镜和聚光灯下，我们展示的，只能是“人性的污点”。
小说的描写是多角度的，有时候是主人公直接陈述，但贯穿全书的主要叙述者是内森·扎克曼，主人公科尔曼的朋友。整个故事的起因，就是因为科尔曼用了一个有歧义的词：Spooks.因为说了一句话，科尔曼所有的同事、上司，包括那些他自己亲自扶持起来的年轻黑人教授，都拒绝给他哪怕是一点点道义上的支持。一夜之间，他成了孤家寡人。形形色色的委员会，不断地写“思想汇报”。就为了这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科尔曼·斯尔克丟了工作，丟了妻子，丢掉了他一辈子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东西，丢掉了人的尊严，自己也变成了一粒人性的污点。
这样的情形太熟悉。许多以当代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回忆录都让人联想到这样的情形，只是没想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也会这样：我想这也是罗斯的眼界高明之处，他所作的不是政治的评判，而是以一个文人的身份，提醒我们，即便是一个自由社会，自由也有可能是多么脆弱，一不小心，“政治正确”就会剥夺个人自由、个人尊严和隐私，使人们重新变得一无所有。
（二） 伟哥：老男人的救星
奇怪，本来爱看女作家的作品，因为更能共鸣，最近却看了些男作家的东西。不过，他们写的有很大的篇幅涉及男女之事，虽然只是从男人的角度，虽然总是有社会大背景作陪衬。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六年之间和二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借口么，是因为自己遭到了政治清洗，事业无望，于是只好在温柔乡里讨乐趣。乐则乐矣，只是可怜了他的妻子特丽莎。纳波莫夫的亨伯特·亨伯特，爱的是尚未成年的少女洛莉塔。而罗斯的卡佩希系列，则写的是一个文学教授从年轻一直到年老的性经历，而且以对老年时的描写最触目惊心：行将就木时，老年男性更向往年轻女性的肉体带来的愉悦，年轻时主要感官和感情的需要的性，如今上升到了一种精神和宗教的高度，因为死亡在随时逼近。
卡佩希总结出了一套勾引文学女青年的高招。他教的是文学课，一学期讨论的都是男欢女爱，每一句话都可以用来向女学生调情，每上一门课，都可以成为他逐步勾引这些女生的缓慢耐心的前戏。他能够看出，随着课程的进展，每一个女生身上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她们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同。但他精明得很，从来不在学期结束前碰她们，只是在考试完毕、分数已定之后开一个派对，往往是在派对结束时，就有至少一个女生留在他的住处。
《人性的污点》中，科尔曼身败名裂，妻子也撒手而去，内心的冲突、郁闷和罪恶感无处排泄，就在这时候他遇上了芳尼亚，一位三十四岁的清洁工。他自己七十一岁，是她年龄的两倍还不止。他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她：和她的关系，似乎是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因为她，他不再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充满仇恨，他也不再发狂般地写自己的故事。她又从他这里能够得到什么？她也是个失败者，失败太多，于是也一无所求。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快乐，也就是人类最原始的快乐，为此，他感激伟哥。书中有一句话：人生有限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将他的性渴望带向了沸点。
小说中，作者反复强调，科尔曼年轻时是体育明星，如今，即便年过七旬，他从背后看也就是四十岁。电影中，安东尼·霍普金斯的形象却过于苍老。要演一个仍然有性魅力的老男人，只有格雷高里·派克和保尔·纽曼：他们即使老了，脸部还是有线条，肌肉也不往下搭拉。 霍普金斯不行。尤其是电影中那个镜头，他坐在床上看尼可·基德曼裸身跳舞，那个时刻他显得极度疲惫、倦怠，令人有一种轻微的厌恶感。
圣经中的大卫王老了，于是让一群年轻美貌的少女用她们的身体来暖和他。他还是觉得冷。有了伟哥，至少他还可以有些行动，虽然行动的结果也还是冷，因为死亡还是在不远处等着。
伟哥，给1998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印戳。和克林顿对抗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鲍伯·多尔，作过前列腺手术，因为伟哥，又能重尽人事，于是成了伟哥的发言人。克林顿本人的问题，恰好是反面，是天然伟哥过剩，差一点儿为此坐实了弹劾，丢了乌纱帽。1998年的太平盛世，连政治都变得这么八卦，这么有趣。
（三） 种族：他们是幽灵吗？
科尔曼兢兢业业当了二十多年古典文学教授，后来学校来了个新锐校长，将他命名为教务长，支持他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强迫所有教师汇报自己的科研成果——很多教师只在自己学校的刊物上发表过从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废物回收出来的《笔记》，教书用的是很多年前的讲义，一些大拿一个星期也不来学校，所有的会议都敢不参加。据说，科尔曼的父亲是一个犹太酒店老板，他从小就受三教九流的市井文化的熏陶，有着文化圈子里人不常见的精明和泼辣。他强迫一些无可救药的老帮子提前退休，又从名校中招来一些年轻有生气有竞争愿望和能力的助理教授，这么一整，学校的风气果然被整肃一新。
新来的校长被名校看中，另择高枝，将科尔曼留给了狼群。"Spook"一词，为狼群围剿他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科尔曼改革“成功”后，志得意满，决定从教务长的行政职务上退下来，继续进行全职教学。他开了一门课，上了五个星期，每次点名，都有两个学生缺席。第六次上课的时候，他又照例点名，他们还是不在。于是他开玩笑地说，他们在哪儿呢，是不是真有这两个人，他们是幽灵吗（Are they spooks?）
这里，他说的Spook一词的意思，显然是比较常用的“鬼魂”一义。不幸的是，在六十年代某个特定的时期，Spook曾经是对黑人的蔑称，而这两个缺席的学生正好是黑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在课堂上露过面，教授也根本不知道他们是黑人，他们还是正式向学校提出了抗议。学校尽管完全知道教授的本意与学生的种族无关，还是认认真真的开始了正式的调查。
种族歧视，和通奸一样，成了公开审判的名目。
学校进行调查的时候，科尔曼的正式种族身份是犹太人。曾几何时，犹太人本身也是被歧视的对象。1948年，犹太人不满各大学尤其是名大学对犹太人比例的限制，在波士顿郊区成立了一所自己的大学，以犹太大法官布兰代斯命名。小说中，科尔曼的一个儿子上的就是布兰代斯大学。几十年过去，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尤其是文化机构、知识阶层和大学里的地位日渐上升，居然成了能够歧视别人的人。
问题是，科尔曼并不是犹太人，而恰恰是一个黑人。从二十多岁起，他就开始生活在谎言之中。小说开头不久，罗斯就不动声色地交代了这个事实。种族问题，是作者涉及的一个重大主题。
借着科尔曼的回忆思路，作者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社会的种族状况。小说家很详细地描写了他父亲的遭遇：一个彬彬有礼、从无粗口的绅士，言谈举止中浸透着莎士比亚，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眼科医生诊所，只好在火车上当服务员。因为是黑人，他每天承受着难于向家人启齿的羞辱。与此同时，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却在不断上升。
科尔曼人材出众，聪明，健康，雄心勃勃。然而，当他以水兵的身份逛妓院时，妓女斜睨着他，说：“你是个黑鬼，对不对？”然后两个彪形大汉将他扔了出来。他的冰岛/挪威血统的女朋友，在不知他的种族的情况上与他同居了两年之后，发现真相后哭着说了一句“我做不到”，从此踪影全无。科尔曼希望摆脱身为黑人对他带来的种种具体的限制和无形的屈辱，利用自己皮肤较白的条件，开始隐瞒自己的黑人身份。Spook事件发生以后，作者让我们进入他的内心，让他一边懦弱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一边无情地进行自我谴责和忏悔。
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片段，电影里毫无删节地保留了下来。科尔曼告诉他母亲，他要结婚了，女子是白人（犹太人）。他已经告诉那个女子，他的父母已经过世。母亲平静地说：好吧，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见到我的儿媳，永远不会见到我的孙子。你会告诉我，哪一天，我会带着孩子们从哪里经过，你几点几分在火车站等着，偷偷看他们一眼，而且，你也知道，我会去那里等着。
从那以后，科尔曼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他切断了和过去的联系，他要成为一个脱离了种族的独立的个人；他逃避了争取黑人解放的人权运动，他比“白人还白人”，娶的是白人妻子，研究的是最白人的学科——希腊罗马文学。然而，仅仅是瞒着不说还是不够的，一个谎言总是要别的谎言来支持。由于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种族背景，于是他编造了一个，说他的祖父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
克林顿受到弹劾的原因是因为性，弹劾的正式法律依据却不是性，而是因为他撒谎。同样，在《人性的污点》中，看起来科尔曼是在为种族主义言论受审，实际上，他受审的真正原因也是撒谎。
他的妻子，至死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他的小儿子似乎本能地知道他的谎言，从生下来时就对他有一种仇恨。母亲，妻子和儿子，再加上他本人的自责，成了他的罪行的最高审判人。
（四）芳尼亚：所有社会问题的汇集点
霍桑《红字》里的赫斯特，在受到教会和公众的凌辱和审判之后，最终却取得了精神和道义上的救赎。而罗斯的女主人公——芳尼亚，却是一个饱受失败的人物，是反英雄，故事的结局也是毁灭，而不是救赎。
罗斯似乎让芳尼亚负担过重，将他能够想到的美国社会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安排到芳尼亚身上。芳尼亚童年时父母离婚，继父对她进行性骚扰，在她十四岁时，他又企图强奸她，于是她逃出家门，四处流浪。后来嫁了丈夫，希望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偏偏他们开的奶牛场生意又不好，最后以破产告终。他们离婚后，芳尼亚和男朋友幽会时，她和孩子们所租住的陋房着火，两个孩子双双丧生。
这些情节都不离奇，许多通俗电视剧、肥皂剧、电影都描写过这样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好象这些还不够沉重，罗斯又把芳尼亚的丈夫写成一位越战老兵。莱斯曾经两次前往越南作战，回国后与故国和家人早已经格格不入，从来就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越南战争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失败、美国公众最大的心理创伤，莱斯就具体象征着这个巨大的心理伤疤。家庭的破碎，孩子的死亡，更是把他推向了愤怒的疯狂和绝望。他经常堵截和骚扰芳尼亚，责备她杀死了他的孩子。
电影中扮演莱斯的是埃德·哈里斯。他镜头不多，但却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罗斯不厌其烦地让芳尼亚身上承担着种种社会问题，是为了强调她贫困和走投无路的地位，使她和科尔曼之间的社会差别，加上年龄差别，成为他们公开交往的障碍。他想证明，正因为这些差别，他们就成了象《红字》中的赫斯特和丁斯梅代尔一样的“罪人”，受到了公众舆论和社会机构的谴责和审判：他原来所在系的系主任给他写匿名信，谴责他对一个贫穷、不识字的年龄仅有他一半的妇女搞性剥削；他的孩子们也不再搭理他，而她的丈夫，则时时刻刻在暗中监督和跟踪他们。
尼可尔·基德曼来演芳尼亚，尽管演技很好，但在熟悉她的观众的眼里，她还是太漂亮，太性感，太象个有魅力的尤物。其实，在罗斯的小说中，她是一个疲惫不堪、支离破碎的女人，她的疲惫和破碎，是这部小说的必要条件。
然而，我的感觉是，无论作者怎样把芳尼亚的生活写得如何悲惨，她和科尔曼之间的社会差异，并不足以让他们承受到如同作者描写的那样大的社会压力：毕竟他们是在科尔曼的妻子去世之后开始约会的。1998年，一个鳏夫和一个离婚女子之间的性关系，尽管有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受到的社会谴责，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霍桑的人物所面临的宗教和道德审判相比，实在是有些小巫见大巫。
（五） 悲天悯人
小说快结束的时候，罗斯借人物之口说：他写的故事是关于人的故事，是关于人的问题的故事，而不是“谁是凶手”的悬案故事。
这也是我阅读时的感觉。罗斯很早就向读者交代了科尔曼的身世秘密，只是小说中的人物还不知道，他们需要随着故事的发展，慢慢地找出这些秘密。对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情节推理，而是细节描述，描述二十世纪末美国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有些章节，读起来象是社会学，而不是小说。若干年后，人们读这本书，仍旧能够了解到，是什么样的问题在困扰着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人们。
然而，它毕竟又是文学作品，表现这些问题的方式不是抽象的议论，更主要的是通过描写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心理冲突，来反映这些社会问题。每一个人物，都带着他们所生存的环境的烙印，代表着一个社会问题：科尔曼：种族问题；芳尼亚：家庭、婚姻和儿童教育问题；莱斯：越战；系主任：学术界知识女性高处不胜寒的艰难处境。
看完小说，不得不承认电影改编得十分成功。罗斯常常让小说中的人物长篇大论，不介意借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哲学思考、道德评介和政治评论，就连本应当是目不识丁的芳尼亚和粗鄙的莱斯，都能够象大学教授们那样侃侃而谈。电影却不能这么作。改编后的电影，很少有过于冗长乏味的议论和对话，人物的裁减也十分得当。除了尼可·基德曼的形象太美丽了一些，电影成功地反映了贯穿于小说始终的沉重。
《人性的污点》究竟是什么，作者借芳尼亚之口说了：一只乌鸦，长期生活在鸟笼中，早已失去了自然的本能，已经无法回到自然环境中生活。人类社会污染了美丽的自然。小说的最后，作家扎克曼在冰冻的湖面上，碰上在那里独自冰钓的莱斯。平日狂躁暴怒的莱斯，此刻却显得理性，平静，温和。他说，这里与世隔绝，没有旁人的骚扰，还是干净的世外桃园，如果他有儿子（如果他的儿子没有被烧死），他会带他到这里来，教他钓鱼。
这里，我读出一些爱默生式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和人的本性是不完满的，只有回到自然，才能恢复纯净的本性。但是，作者对这种不完满的态度不是谴责：小说中所有这些人物，无论是撒下弥天大谎的科尔曼，还是咄咄逼人的女系主任，甚至是冷酷疯狂的越战老兵，一旦作者认真细致地描写他们的内心，你就不能不对他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有时，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同时，试探性地用显微镜照他们一下。不过，他只是虚晃一枪就停止追踪，因为他并不是真地要揭开他们的面具让他们难堪，而是想借此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群，经不起显微镜下的检验和审判：我们的自由和尊严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隐私。
相反，作者屡次谴责社会的不宽容。在借别人之口把书中的人物描写得十分不堪之后，等作者带着我们走近他们，才发现他们并不是洪水猛兽、狼心狗肺，而是有血有肉、苦力挣扎的平凡人。他们的种种缺陷，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刻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作者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就是让我们在这里观察，他们是如何承担着时代给予他们的种种重负，勉力生存。
小说的结尾，看得出也有些有意摹仿霍桑的《红字》。作者始终也没有明确断定，究竟是科尔曼自己在忏悔中带着情人走向死亡，还是嫉妒的前夫设计谋杀了他们。霍桑的小说中，赫斯特的情人在示众时气绝身亡，赫斯特却获得了救赎，而在《人性的污点》中，苦难的芳尼亚也随着情人丧身湖中，作者似乎认为，现代人尚未找到救赎的途径。
Wednesday, August 23, 2006
（三） 种族：Are they Spooks?
整个故事的起因，就是因为科尔曼用了一个词：Spooks.
科尔曼兢兢业业当了二十多年教授，后来学校来了个新锐校长，将他命名为教务长，支持他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强迫所有教师汇报自己的科研成果——很多教师只在自己学校的刊物上发表过从自己的博士论文中recycle出来的“Notes"，教书用的是很多年前的讲义，一些大拿一个星期也不来学校，所有的会议都敢不参加。科尔曼的父亲是一个犹太酒店老板，他从小就受三教九流的市井文化的熏陶，有着文化圈子里人不常见的精明和泼辣。他强迫一些无可救药的老帮子提前退休，又从名校中招来一些年轻有生气有竞争愿望和能力的助理教授，这么一整，学校的风气果然被整肃一新。
新来的校长被名校看中，另择高枝，将科尔曼留给了狼群。"Spook"一词，为狼群围剿他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科尔曼改革“成功”后，志得意满，决定从教务长的行政职务上退下来，继续进行全职教学。他开了一门课，上了五个星期，每次点名，都有两个学生缺席。第六次上课的时候，他又照例点名，他们还是不在。于是他开玩笑地说，他们在哪儿呢，是不是真有这两个人，Are they spooks?
这里，他说的意思，显然是比较常用的“鬼魂”一义。不幸的是，在六十年代某个特定的时期，Spook曾经是对黑人的蔑称，而这两个缺席的学生正好是黑人。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在课堂上露过面，教授也根本不知道他们是黑人，他们也还是正式向学校提出了抗议，而且学校尽管完全知道教授的本意与学生的种族无关，还是认认真真的开始了正式的调查。
种族歧视，和非婚姻性关系一样，成了 witch hunt 的名目。
学校进行调查的时候，科尔曼的正式种族身份是犹太人。曾几何时，犹太人本身也是被歧视的对象。1948年，犹太人不满各大学尤其是名大学对犹太人的歧视——每个学校都正式规定犹太人比例不得超过15%，无论他们成绩如何——在波士顿郊区成立了一所自己的大学，以犹太大法官布兰代斯命名。小说中，科尔曼的一个儿子上的就是布兰代斯大学。几十年过去，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尤其是文化机构、知识阶层和大学里的地位日渐上升，居然成了能够歧视别人的人。
到故事结尾才揭穿的关于科尔曼身世的秘密，只是加重了故事的戏剧性和荒诞性，即使没有这个“悬念”，故事就已经有了它的深度和重量。种族问题，是作者涉及的另一个重大主题。
哦。我承认了，究竟是男作家写的作品，它究竟不仅仅是一个饮食男女、你恋我爱的“小”故事。：）
出发度假前，新闻里处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机场里，也和特拉维夫的机场里一样，有穿着伪装服军装的士兵来回巡逻。可是，到了迪斯尼的娱乐世界，满眼是形形色色的人，黑的，白的，黄的，半白半黑，半这半那的，大家说着不同的语言，各自找着自己的乐子，孩子们互相碰上，哪怕素不相识，也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我本来对迪斯尼所谓“幻想世界”的说法颇有些不屑，然而，却还是希望这样的幻想有一天会成为现实：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其乐融融地共享欢乐。这么一想，就连脑子里甩也甩不脱的“这个世界小小小”(It's a Small World)也不那么烦人了。
科尔曼兢兢业业当了二十多年教授，后来学校来了个新锐校长，将他命名为教务长，支持他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强迫所有教师汇报自己的科研成果——很多教师只在自己学校的刊物上发表过从自己的博士论文中recycle出来的“Notes"，教书用的是很多年前的讲义，一些大拿一个星期也不来学校，所有的会议都敢不参加。科尔曼的父亲是一个犹太酒店老板，他从小就受三教九流的市井文化的熏陶，有着文化圈子里人不常见的精明和泼辣。他强迫一些无可救药的老帮子提前退休，又从名校中招来一些年轻有生气有竞争愿望和能力的助理教授，这么一整，学校的风气果然被整肃一新。
新来的校长被名校看中，另择高枝，将科尔曼留给了狼群。"Spook"一词，为狼群围剿他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科尔曼改革“成功”后，志得意满，决定从教务长的行政职务上退下来，继续进行全职教学。他开了一门课，上了五个星期，每次点名，都有两个学生缺席。第六次上课的时候，他又照例点名，他们还是不在。于是他开玩笑地说，他们在哪儿呢，是不是真有这两个人，Are they spooks?
这里，他说的意思，显然是比较常用的“鬼魂”一义。不幸的是，在六十年代某个特定的时期，Spook曾经是对黑人的蔑称，而这两个缺席的学生正好是黑人。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在课堂上露过面，教授也根本不知道他们是黑人，他们也还是正式向学校提出了抗议，而且学校尽管完全知道教授的本意与学生的种族无关，还是认认真真的开始了正式的调查。
种族歧视，和非婚姻性关系一样，成了 witch hunt 的名目。
学校进行调查的时候，科尔曼的正式种族身份是犹太人。曾几何时，犹太人本身也是被歧视的对象。1948年，犹太人不满各大学尤其是名大学对犹太人的歧视——每个学校都正式规定犹太人比例不得超过15%，无论他们成绩如何——在波士顿郊区成立了一所自己的大学，以犹太大法官布兰代斯命名。小说中，科尔曼的一个儿子上的就是布兰代斯大学。几十年过去，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尤其是文化机构、知识阶层和大学里的地位日渐上升，居然成了能够歧视别人的人。
到故事结尾才揭穿的关于科尔曼身世的秘密，只是加重了故事的戏剧性和荒诞性，即使没有这个“悬念”，故事就已经有了它的深度和重量。种族问题，是作者涉及的另一个重大主题。
哦。我承认了，究竟是男作家写的作品，它究竟不仅仅是一个饮食男女、你恋我爱的“小”故事。：）
出发度假前，新闻里处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机场里，也和特拉维夫的机场里一样，有穿着伪装服军装的士兵来回巡逻。可是，到了迪斯尼的娱乐世界，满眼是形形色色的人，黑的，白的，黄的，半白半黑，半这半那的，大家说着不同的语言，各自找着自己的乐子，孩子们互相碰上，哪怕素不相识，也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我本来对迪斯尼所谓“幻想世界”的说法颇有些不屑，然而，却还是希望这样的幻想有一天会成为现实：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其乐融融地共享欢乐。这么一想，就连脑子里甩也甩不脱的“这个世界小小小”(It's a Small World)也不那么烦人了。
Thursday, August 10, 2006
霍桑的月亮女神：索菲亚•霍桑
菊子
说起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不能不想起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尤其是《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的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在女性主义尚在萌芽时期的十九世纪上半叶，霍桑是第一个塑造性感的女性角色的重要美国作家。尽管霍桑在小说中经常让他笔下的女性受到惩罚、羞辱甚至杀戮，然而，霍桑认同她们的内心世界，同情她们的社会际遇，使她们都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复杂的个性。
霍桑的《红字》，多年前在国内就读过；移居美国以后，又住到了霍桑的故乡，于是有机会寻访他的踪迹，重读他的著作和传记。读着读着，对他的妻子索菲亚(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1809-1871）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比拜伦勋爵还要英俊”
饶有兴味的是，霍桑发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重讲一遍的故事》(Twice Told Tales)的那一年，正好是他碰上索菲亚的那一年（1837年）；他的第一次创作高峰期，也正好是他们婚姻的头几年（1842-1846年）。
索菲亚和霍桑都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Salem)市，两家相距不过几条街，还有姻亲关系。然而，霍桑大学毕业以后就离群索居，长达十二年。他的父亲是船长，在他四岁时就死于海难，母亲从来就不曾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在他们家中，大家都各自在自己的房间吃饭，只是喝咖啡时才打个照面。直到1837年，霍桑和索菲亚才初次相遇，此时，他已经三十三岁，索菲亚则已经二十八岁，家人和她自己都相信，她永远也不会嫁人。
传统的文学史，以霍桑的记录为主，将索菲亚描写成一个疾病缠身、娇羞柔弱的小女子。霍桑给了她很多昵称，最常用的是“超凡脱俗的小鸽子（my ethereal dove）。”还有些浪漫的说法，说霍桑的爱情拯救了病魔缠身的索菲亚，就象罗伯特•勃朗宁的爱情，使瘫痪在床的伊丽莎白重新站了起来。确实，象艾米丽•狄金森和其他许多同时代女子一样，索菲亚也有过奇奇怪怪的生理疾病。她的父亲是一名牙医，在索菲亚幼年出牙哭闹时给她用过带水银的药，从此以后，她对声音就异常敏感，任何一点小小的声音都有可能引发她的偏头痛，病一发，她就逃回自己的房间，整日以清水、牛奶和面包为生。直至她结婚以后，这些疾病也并没有消失；她终身都在试用不同的医生和治疗方法。然而，她并不是多愁善感的“残废人。”尽管身体有病，她性情十分活泼开朗，感情充沛外向，加上她自少年时期就开始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更使她对生活充满了乐观情绪。
索菲亚还是一个相当有头脑和天赋的画家和作家。认识霍桑以后，索菲亚开始受到霍桑的性吸引，但是，从哲学上，她更接近的还是早就相识的老朋友爱默生。“我觉得爱默生先生是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人——最完整的人。作为一个整体，他是令人满意的——他是高贵的——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她想象在爱默生所在的地方，地球上所有的事件都是“一个伟大的单位，”因此他才能那么超脱，那么庄严。她将爱默生称为“现代的神谕……敢于正视真理的太阳的面目，并且反射出那些弱视的凡人无法窥见的极度光明……一个解说着生命的神秘的斯芬克斯……一个思想中的人。”
爱默生也比较欣赏索菲亚的艺术创作才能。爱默生发表《自然》(Nature)和《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以后，索菲亚写信给爱默生，表达她对作者思想的崇拜。爱默生自然故作谦虚一番，打趣说从她那些“华彩流溢、画面般的词句”中，他都不认得自己了。在回报她的赞扬时，他也同时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有一只能够制造美丽的眼睛，能够改变它所看见的风景和人物，并且能够从乏味的散文中读出诗歌。”他在1841年发表的《艺术》(Art)一文，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风景画和人物画的看法：“在风景画中，画家应当给我们呈现一种比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加完美的创造……他应当珍视自然的表现，而不是自然本身，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应当擢升那些令他愉悦的特征。”这种风景美学来自超验主义的一种观念，即看得见的美导向深邃的真理。关于人物画，他在《艺术》中强调，应当反映人物的性格，而不是他具体的五官形象。
爱默生和索菲亚对创作过程和艺术的性质的理解相似，所指的都是新的创作，而不是给索菲亚赚来不少钱的临摹。爱默生在《自然》和《艺术》中讨论艺术问题时，用的代词都是“他”，因为他认为所有能够创作的都是男人；正因为如此，他对索菲亚才能的赞赏，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索菲亚的美学趣味，以及她对艺术家角色的理解，来自她的超验主义的乐观主义，和她认为所有存在都是统一的信仰。两者合一，她从思想上崇拜爱默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她对爱默生的崇拜中没有性的成分；在性上吸引她的是霍桑。
很多与霍桑同时代的人都描写过霍桑出众的外表，一是他精致完美的五官，一是他明亮的眼神和迷人的微笑。因为他极端害羞，在大庭广众之下往往沉默寡言，单以眼神和微笑作答，这样反而为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他平日深居简出，偶尔出门走在大街上，总是能够吸引女子们回首凝望；他头一次来访问索菲亚家的时候，索菲亚的姐姐伊丽莎白兴奋地喊她下楼来看他：“他比拜伦勋爵还要英俊！”
对理想婚姻的憧憬
1837年到1842年，霍桑和索菲亚进入了他们漫长的恋爱马拉松；到1839年7月，霍桑开始自称为索菲亚的丈夫。然而，他们的秘密婚约并没有限制索菲亚的活动：她继续与众多的朋友交往，并且继续她的艺术创作。她为霍桑的《一个温和的男孩》(A Gentle Boy)画了插图，这幅画既是她的创作，又是二人的定情之作：她试图用视觉的方式，表达霍桑用语言表达的信念和情感。除了画插图，她在与霍桑恋爱期间还继续画油画。霍桑收到这些画后，在各种各样的灯光下欣赏它们：白天的光，黄昏的光，蜡烛的光。另外，索菲亚还开始试探以前所不熟悉的泥塑。
以索菲亚惯常的乐观主义，她认为她和霍桑的婚姻会是一个理想的婚姻。在婚礼之前，她写信告诉朋友，婚姻会实现她“诗人的梦想。”霍桑不仅会是她的“国王，玩伴，情人，下属，骑士，或者，一言以蔽之，丈夫，”而且，他还会是她的平等伙伴，互相支持各自在自己的艺术领域里的追求。她给自己的姐姐描绘着她们将要过的婚姻生活：
他有一个书房，我有一个画室，一个在楼上，一下在楼下；早上，他任凭他的缪斯操纵着时，我也会听从我的缪斯。在我们从事的几门行业中，我们会快乐地分头发挥我们的能力。然后，下午时分，我们会聚到一起，交换那些从那深奥的未知世界来光顾我们的思想。哦，想一想，听着他讲话，或者告诉他我发现了什么，给他看我用铅笔和雕塑工具描绘下来的东西，将会是多么幸福！而他是一个多么公正、严谨和诚实的批评家！他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批评家。
更重要的是，索菲亚珍视霍桑的文学创作才能。她自己也曾经写过《古巴日记》，记录了她旅居古巴年间的生活，在波士顿的文化圈子中广为流传。霍桑读完《古巴日记》后，曾经抄录过她写的一些段落；他这样想象她以后帮助他写作的情景：“等我们住在一起时，在我编造我的不同的故事时，我想让我的小鸽子去阅读所有需要阅读的东西；然后，等我们脑袋挨着脑袋躺在枕头上时，她再将她研究出来的主要内容复述给我听。这样，知识就会象天国里的露珠一样，飘撒在我身上。”
傅勒接到索菲亚要结婚的消息时，十分兴奋地写信给索菲亚，夸奖霍桑本人身上有一种少见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如果我见过一个既有微妙的温柔来理解一个女人的心，又有安详的深度和男人气来满足她，那就是霍桑先生。”她还说，她相信嫁给这个男人能够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让爱情生长为它最罕见的一种形式：“知性的友谊。”（Intellectual friendship.)
康科德的伊甸园：从理想走向现实
带着希望，索菲亚嫁给了霍桑。她认为，婚姻会给她带来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满足。
1842年7月9日，在波士顿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新婚的霍桑夫妇当天就坐着马车来到了康科德。霍桑住到康科德，是由爱默生安排的。爱默生心爱的娃娃新娘和最亲近的弟弟查尔斯先后死于肺炎，他自己也辞去了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职位。他希望吸引一些人来到康科德。老庄园(The Old Manse)的主人、爱默生的继祖父去世后，房子空出来，于是由爱默生充当中介，请霍桑和索菲亚来看房子。霍桑和索菲亚来到康科德后，在老庄园里一住就是三年多。
这三年多，是霍桑夫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初到康科德时，她和霍桑在康科德河边和森林中采集野花，享受着新婚的快乐和夏天的闲散；在给家人的信件中，她大胆地描绘着她和霍桑之间亲密的两性生活，以至于屡屡受到她母亲的苛责。
然而，婚姻生活很快就改变了她。婚后不久，她不幸流产。她用结婚戒指在老庄园的窗台上刻下一句话：“人间的事故，都是上帝的安排。” 不久，她再次怀孕，并在女儿出生之前画了最后一幅油画，从此终身再也不曾提起过画笔。更重要的是，她从前梦想过的平等的艺术创作伙伴关系也随着婚姻而烟消云散。从此以后，她仅仅作为霍桑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而存在。
婚姻只是改变了霍桑的生活方式：他从前回避的人，如今成了他家的常客；而婚姻却完全改变了索菲亚，从此，她开始用霍桑的眼睛去看待周围的人物和环境，从前在她天空里闪耀的星星，如今都变得黯然失色。最重要的是爱默生。她经常见到爱默生夫妇，她称爱默生为柏拉图，说柏拉图会来到老庄园，参加聚集在那里的人群。“爱默生先生非常和善，侃侃而谈。”她在日记中说。但是，几个月后，她对爱默生作出了新的评价。“沃尔多•爱默生先生不怎么懂得爱……，”她给母亲写信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表示他懂得爱的话……他从来不懂得结合对任何灵魂的意义。”婚姻，加上频繁的近距离接触，改变了她对爱默生和爱默生主义的看法。她曾经赞扬爱默生是一个“单独的个体”（Unit)，是个人自立的绝好范例，现在，她批评他是一个“孤立的个体”（Isolation)。
玛格丽特•傅勒给康科德带来了她的朋友，大大丰富了索菲亚的社交圈子。而且，她在婚前对婚姻是两个平等的人的伙伴关系的看法，也和傅勒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中表达的观念十分一致。但是，傅勒的书于1845年出来时，索菲亚却认为傅勒在这个话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结过婚：只有结过婚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婚姻的意义，而单身的傅勒，因为缺乏婚姻经验，说什么都显得有些书呆气。结婚两年之内，索菲亚就不再认为“自给自足的个人主义”是值得赞赏的东西，至少在已婚人士中间不宜提倡。
索菲亚平生的最后一幅画是《恩第弥昂》(Endymion),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在人间的情人。她的灵感，来自从爱默生那里借来的一幅恩第弥昂的绘画。画面描绘的是正在沉睡的恩第弥昂被月神唤醒的场面。索菲亚自己后来说过：“这幅画，记录着那些幸福、充满希望的日子……恩第弥昂脸上闪耀着的希望之光，难道那不正是我的希望和我的现实？他的身体沉醉于睡眠之中，他的灵魂沐浴在光芒之下……每一根线条都流淌着完满……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的生活。”确实，她将自己描绘成了月亮女神，霍桑是沉睡中的恩第弥昂，这幅画是他们初婚时的幸福生活的写照。济慈和朗费罗都写过关于恩第弥昂的诗，他们的诗歌，描绘的是一个女子主动开始人类的性经验，从而改造了现实世界中的男子。
索菲亚本来想忍痛出售这幅画，因为他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世，霍桑虽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小说和随笔，出版商们却很少付稿酬。索菲亚开始画这幅画，就是因为她母亲建议她靠绘画来赚钱。对此，霍桑深感屈辱：他本来就知道自己捉襟见肘，不得已时，他们还接受过索菲亚那些富裕朋友赠送的钱款。他们的女儿出生几天之内，霍桑就动笔开始写《美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the Beautiful)，写的就是创造力和家庭生活的冲突。女儿一出生，家庭生活的现实向他们严峻地挑战，他们的蜜月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以后，索菲亚放弃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她的世界里，只有丈夫和孩子。她在给她的姐姐的信中说：“如果我能够帮助我丈夫的工作，那么我会将它当作我生命中的主要使命。但外在上，我能给他作的只是给他补衬衣和袜子——精神上则是另外一回事。”
索菲亚极为崇拜她的丈夫，在她的信中，她总是将他描述成最伟大的最有创新性的作家。每一次他们搬往一个新家，她马上将霍桑的书房收拾得舒适安逸。从结婚之初，她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霍桑写作时她从不打搅，而且想方设法不让孩子和客人打搅他。她还在批评家和家人面前为霍桑辩护，尽一切可能减少外界对她丈夫的写作的干扰。
索菲亚是霍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善意但严格的批评家。《红字》写成时，索菲亚反映强烈，霍桑说：“这个故事使她心碎，让她头疼欲裂，只好上床休息——这就意味着，这个故事是一个辉煌的成功！”尤其是在家境困窘时，作为妻子的索菲亚对丈夫的一贯支持，对于霍桑坚持自己的写作生涯，是至关重要的。
霍桑自己曾经说过，他不是那种极端殷勤好客的人，不会象他们那样将自己的心精心烹制、沾上脑浆，当作珍闻献给他们所心爱的公众。对霍桑这样内向、冷漠的人来说，他和热情的索菲亚的婚姻生活，无论是否符合两个人最初的理想，对于霍桑的女性主题，终究是一种重要的经验。不能想象，如果霍桑象梭罗那样一辈子独身，是否会写出那么多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是否会那么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婚姻、家庭等女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主题。他那些复杂的女性人物，部分来自他自己深刻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部分来自他周围众多女性尤其是索菲亚的影响，这就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甚至任何时代的其他男性作家。
与超验主义擦肩而过
康科德是索菲亚埋葬自己的艺术创作梦想的地方，它却成了霍桑的创作乐园。在这里，霍桑虽然没有能够在思想上加入爱默生、梭罗和玛格丽特•傅勒的超验主义圈子，然而，康科德活跃的文化生活、安静的环境，却从各方面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便利。从经济上看，这几年，霍桑虽然生活俭朴，但他毕竟衣食无忧，毋须为生计操劳，可以集中精力从事写作。
到了康科德，霍桑碰见的日后超验主义的伟大人物们，也都过着不太“正常”的生活。梭罗正住在爱默生家，作作零活，换取食宿；玛格丽特•傅勒已经三十二岁，却没有任何结婚的迹象。爱默生又痛失爱子，他的妻子利蒂安在严重的忧郁症中无法自拔，每天捱到午后才下楼，脸色煞白，黑衣黑纱，活像一只游魂。
1841年，霍桑夫妇前来康科德的前一年，爱默生就以很冷峻的笔调写过婚姻。其时，他的妻子身体欠佳，而且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用的概念是“梅争提乌斯式的婚姻(Mezentian Marriage)。”梅争提乌斯(Mezentius)是古希腊的一个暴君，他最著名的暴行就是将活人绑在尸体上，让他们慢慢等死。爱默生认为，或许所有的婚姻对灵魂都是致命的：“将一个人这样紧紧地绑附在另一个人身上，不是灵魂的计划或前景。灵魂是完全孤独的。”他告诫自己培养自给自足，从创造一切、毁灭一切的精神中吸取力量。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世间所有婚姻中都无法避免的痛苦，便显得不那么令人痛心疾首了。”为了给自己日益疏远自己的妻子作辩护，爱默生说，对一个自给自足的人来说， “宇宙就是他的新娘。”
相形之下，霍桑的相对和谐的婚姻，倒成了一桩例外。1842年9月，霍桑抵达康科德两个月以后，他和爱默生结伴，从康科德镇往西逶迤西行，一直走到了二十英以外的哈佛镇。这一年，这两位美国史上的巨人尚未成名：霍桑三十八岁，只出版了一本《再讲一次的故事》(Twice Told Stories)，爱默生三十九岁，也没有发表太多的东西：他出版了小册子《自然》，是在霍桑搬入老庄园之前，在霍桑现在的书房里完成的；一两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演讲，和他的《论文集》(Essays)中的头几篇。私底下，他们并不欣赏对方的作品。爱默生很少读小说。1838年，索菲亚的姐姐、有识别天才的天才伊丽莎白•皮波蒂将霍桑的一篇短文带给爱默生看。爱默生在日记中抱怨道：“这篇短文没有任何内涵。”这不仅仅是一时偏见；终其一生，爱默生一直不看好霍桑的小说，认为他是个好批评家，而不是一个好作家。
反过来看，霍桑对爱默生的散文也不感兴趣。他频频谢绝参加爱默生的演讲，说他从来也没有觉得听讲座对他有过什么好处；他给索菲亚写信说，有爱默生演讲的门票，还是送给别人才能物尽其用。根据他们的儿子日后的回忆，霍桑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发现抽象的东西中难以表达真理。他自己表达真理的形式，就是由具体的人从事具体的活动构成的故事。
霍桑和爱默生的品性也截然不同。爱默生是彻底的乐观，而霍桑却沉缅于人性的忧伤和罪恶感。就象亨利•詹姆士所说：“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太阳崇拜者，爱默生不会觉得霍桑那种能够象猫一样在黑暗中看见东西的能力有多大价值。”他们都同样热爱大自然，但是他们的创造形式却截然不同：爱默生是概括性的，基本上是阳光明媚的，而霍桑则是具体性的，是在阴暗之处的。
霍桑最终也没有接受超验主义哲学，他一直徘徊在超验主义圈子的外围。这群人频繁的送往迎来，使天性害羞好静的他不胜烦扰。而且，由于他政治上的冷淡和保守，和积极反对蓄奴制的爱默生和梭罗等人也格格不入。然而，霍桑接触到的超验主义潮流正处在上升时期，它对自我文化的强调，对社会改革的乐观，和一个由复杂的个人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一群杰出的人们和他们的新思想的刺激，促成了霍桑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霍桑在老庄园期间写的小说，尤其是《胎记》（The Birth Mark)、《美的艺术家》和《拉帕奇尼的女儿》(Rappaccini's Daughter)，表达了对理想的男女关系的失望。他在小说中，表达了与傅勒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中对理想婚姻的描绘：男性寻求一个可以和他一起“向一个共同的圣坛朝圣的伴侣，”他可以和她“在生活的路途上互相交流他们的想法和理想。”霍桑的小说，表达了男性对这个他本来希望能够适合他的理想的女性的失望。通过超验主义哲学，索菲亚能够从她的女儿身上看到超出尘世的永生的精神，所以她可以充满乐观地告诉他， 他“实现了她所有的梦想，”而霍桑的短篇小说，则打破了他从前以为婚姻可以同样完善他对她的理想形象的想法。这种想象在婚姻现实面前的破灭，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霍桑居住在老庄园期间的创作丰收。
客串在文学和现实生活中间
现实，还以更具体的方式逼近霍桑。1845年3月，老庄园的房主、爱默生的继祖父的儿子打算收回房子；有记录说，他已经拖欠了六个月的房租。从此以后，家庭负担时时提醒着他：他没有养活这个家庭的能力。无奈之中，他们离开了心爱的康科德，回到了萨勒姆，一家人分散寄居在不同的亲戚家中。在对老庄园和相对安定、创作灵感丰富的新婚生活的怀念情绪中，霍桑写了《古宅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一书，使这座朴素的老房子闻名于世。
离开康科德以后，他在塞来姆的海关当了一年多的巡查员(surveyor)。《红字》的序中，他用幽默的口气描述了在那里和上了年纪、机械刻板的人朝夕相处的的乏味生活。只有离开那个职位以后，他才能重新提笔从事创作。除了《红字》以外，他还完成了《七个尖角顶的房子》(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这两部小说，稳固地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一个天才的作家，霍桑一生，不仅要面对所有有创作力的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文思枯竭，还一直受到生活困顿、无以为生的威胁。为此，他被迫放下笔，两次离开心爱的康科德。第一次，他离开老庄园去当海关巡查员；1852年他在康科德买下一所小房子一年多以后，又一次离开康科德到英国当领事。
霍桑基本上是非政治的，但因为他的大学同学弗兰克林•皮尔斯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著作中除了纯文学创作外，还包括了为皮尔斯写的一部政治传记。1853年，迫于生计，借用他和皮尔斯的私人关系，霍桑谋到了驻英国利物浦的领事职位。他首先在英国当了四年的领事，然后在意大利等国旅行，七年以后才重新回到康科德。他在欧洲写了《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开了在美国文学中描写国外的美国人的先河。
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罗姆说，霍桑是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只有亨利•詹姆斯和威廉•福克纳可以和他匹敌。他的最高成就，就在于他创造了“美国的夏娃”——海丝特•白兰。自海丝特以后，美国文学上涌现了大批女性角色，然而没有一个可以和她在美学和文化上的反响相抗衡。海丝特这个角色充满了感性和悲剧色彩，令那个根本配不上她的懦弱的情人阿瑟•丁梅斯代尔，和她那恶魔般的丈夫罗杰•齐林渥斯相形见绌。
《红字》的主题，是霍桑对清教的伪善和裁判的质疑。他在书中对偷情、有了私生子的海斯特的同情，使他受到了同时代的清教徒的谴责。然而，恰恰是他对罪恶和赎罪问题的探寻，使今天的读者仍然对他的作品感兴趣。道貌岸然的法官们只能惩罚最明显的罪人的罪行，海斯特必须戴着红字，而她的情人不仅不受到惩罚，反而因为不断惩治她而受到公众敬仰。她的丈夫实际上逼死了她的情人，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霍桑周游欧洲之后，直接回到了康科德。1864年，他在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旅行期间，在睡眠中安详地去世，葬在康科德镇上的公共墓地——睡谷（Sleepy Hollow）的作家岭(Author’s Ridge)，与爱默生、梭罗、阿尔科特等人的长眠之处毗邻。
1868年，索菲亚迁居伦敦，一边整理霍桑的作品和日记，一边发表游记《英国和意大利散记》（Notes on England and Italy)，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1871年，索菲亚于伦敦去世。
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了索菲亚在美国文学史上的意义。索菲亚和霍桑新婚之后，他们曾经一起写日记，日记发表时，却只有霍桑写的那一部分。直到2006年，新出版的日记才补上了索菲亚写的那一部分。2006年6月26日，她的后人将她的遗骨从英国移回，安置在睡谷中霍桑的坟墓旁，让她陪伴着丈夫，接受慕名而来的访客的景仰。
参考资料：
Harold Bloom ed.: Nathaniel Hawthorn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Study Guide: Bloom's Major Novelists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Broomall, PA, 2000)
John L. Idol Jr. and Melinda M. Ponder eds., Hawthorne and Women: Engendering and Expanding the Hawthorne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1999)
Megan Marshall: The Peabody Sisters: Three Women Who Ignited American Romanticism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New York, 1005)
Patricia Dunlavy Valenti: 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A Life, Volume 1, 1809-1847(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and London, 2004)
Philip McFarland: Hawthorne in Concord (Grove Press, New York, 2004)
--------------------------
图一：索菲亚•皮波第•霍桑
图二：装载着索菲亚和霍桑长女乌娜的马车，缓缓驶入睡谷（2006年6月26日）
图三：霍桑
图四：老庄园(The Old Manse)
图五：老庄园招牌
图六：老庄园北，靠近美国内战爆发的北桥一侧
图七：霍桑和索菲亚简朴的墓碑
说起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不能不想起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尤其是《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的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在女性主义尚在萌芽时期的十九世纪上半叶，霍桑是第一个塑造性感的女性角色的重要美国作家。尽管霍桑在小说中经常让他笔下的女性受到惩罚、羞辱甚至杀戮，然而，霍桑认同她们的内心世界，同情她们的社会际遇，使她们都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复杂的个性。
霍桑的《红字》，多年前在国内就读过；移居美国以后，又住到了霍桑的故乡，于是有机会寻访他的踪迹，重读他的著作和传记。读着读着，对他的妻子索菲亚(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1809-1871）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比拜伦勋爵还要英俊”
饶有兴味的是，霍桑发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重讲一遍的故事》(Twice Told Tales)的那一年，正好是他碰上索菲亚的那一年（1837年）；他的第一次创作高峰期，也正好是他们婚姻的头几年（1842-1846年）。
索菲亚和霍桑都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Salem)市，两家相距不过几条街，还有姻亲关系。然而，霍桑大学毕业以后就离群索居，长达十二年。他的父亲是船长，在他四岁时就死于海难，母亲从来就不曾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在他们家中，大家都各自在自己的房间吃饭，只是喝咖啡时才打个照面。直到1837年，霍桑和索菲亚才初次相遇，此时，他已经三十三岁，索菲亚则已经二十八岁，家人和她自己都相信，她永远也不会嫁人。
传统的文学史，以霍桑的记录为主，将索菲亚描写成一个疾病缠身、娇羞柔弱的小女子。霍桑给了她很多昵称，最常用的是“超凡脱俗的小鸽子（my ethereal dove）。”还有些浪漫的说法，说霍桑的爱情拯救了病魔缠身的索菲亚，就象罗伯特•勃朗宁的爱情，使瘫痪在床的伊丽莎白重新站了起来。确实，象艾米丽•狄金森和其他许多同时代女子一样，索菲亚也有过奇奇怪怪的生理疾病。她的父亲是一名牙医，在索菲亚幼年出牙哭闹时给她用过带水银的药，从此以后，她对声音就异常敏感，任何一点小小的声音都有可能引发她的偏头痛，病一发，她就逃回自己的房间，整日以清水、牛奶和面包为生。直至她结婚以后，这些疾病也并没有消失；她终身都在试用不同的医生和治疗方法。然而，她并不是多愁善感的“残废人。”尽管身体有病，她性情十分活泼开朗，感情充沛外向，加上她自少年时期就开始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更使她对生活充满了乐观情绪。
索菲亚还是一个相当有头脑和天赋的画家和作家。认识霍桑以后，索菲亚开始受到霍桑的性吸引，但是，从哲学上，她更接近的还是早就相识的老朋友爱默生。“我觉得爱默生先生是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人——最完整的人。作为一个整体，他是令人满意的——他是高贵的——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她想象在爱默生所在的地方，地球上所有的事件都是“一个伟大的单位，”因此他才能那么超脱，那么庄严。她将爱默生称为“现代的神谕……敢于正视真理的太阳的面目，并且反射出那些弱视的凡人无法窥见的极度光明……一个解说着生命的神秘的斯芬克斯……一个思想中的人。”
爱默生也比较欣赏索菲亚的艺术创作才能。爱默生发表《自然》(Nature)和《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以后，索菲亚写信给爱默生，表达她对作者思想的崇拜。爱默生自然故作谦虚一番，打趣说从她那些“华彩流溢、画面般的词句”中，他都不认得自己了。在回报她的赞扬时，他也同时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有一只能够制造美丽的眼睛，能够改变它所看见的风景和人物，并且能够从乏味的散文中读出诗歌。”他在1841年发表的《艺术》(Art)一文，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风景画和人物画的看法：“在风景画中，画家应当给我们呈现一种比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加完美的创造……他应当珍视自然的表现，而不是自然本身，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应当擢升那些令他愉悦的特征。”这种风景美学来自超验主义的一种观念，即看得见的美导向深邃的真理。关于人物画，他在《艺术》中强调，应当反映人物的性格，而不是他具体的五官形象。
爱默生和索菲亚对创作过程和艺术的性质的理解相似，所指的都是新的创作，而不是给索菲亚赚来不少钱的临摹。爱默生在《自然》和《艺术》中讨论艺术问题时，用的代词都是“他”，因为他认为所有能够创作的都是男人；正因为如此，他对索菲亚才能的赞赏，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索菲亚的美学趣味，以及她对艺术家角色的理解，来自她的超验主义的乐观主义，和她认为所有存在都是统一的信仰。两者合一，她从思想上崇拜爱默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她对爱默生的崇拜中没有性的成分；在性上吸引她的是霍桑。
很多与霍桑同时代的人都描写过霍桑出众的外表，一是他精致完美的五官，一是他明亮的眼神和迷人的微笑。因为他极端害羞，在大庭广众之下往往沉默寡言，单以眼神和微笑作答，这样反而为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他平日深居简出，偶尔出门走在大街上，总是能够吸引女子们回首凝望；他头一次来访问索菲亚家的时候，索菲亚的姐姐伊丽莎白兴奋地喊她下楼来看他：“他比拜伦勋爵还要英俊！”
对理想婚姻的憧憬
1837年到1842年，霍桑和索菲亚进入了他们漫长的恋爱马拉松；到1839年7月，霍桑开始自称为索菲亚的丈夫。然而，他们的秘密婚约并没有限制索菲亚的活动：她继续与众多的朋友交往，并且继续她的艺术创作。她为霍桑的《一个温和的男孩》(A Gentle Boy)画了插图，这幅画既是她的创作，又是二人的定情之作：她试图用视觉的方式，表达霍桑用语言表达的信念和情感。除了画插图，她在与霍桑恋爱期间还继续画油画。霍桑收到这些画后，在各种各样的灯光下欣赏它们：白天的光，黄昏的光，蜡烛的光。另外，索菲亚还开始试探以前所不熟悉的泥塑。
以索菲亚惯常的乐观主义，她认为她和霍桑的婚姻会是一个理想的婚姻。在婚礼之前，她写信告诉朋友，婚姻会实现她“诗人的梦想。”霍桑不仅会是她的“国王，玩伴，情人，下属，骑士，或者，一言以蔽之，丈夫，”而且，他还会是她的平等伙伴，互相支持各自在自己的艺术领域里的追求。她给自己的姐姐描绘着她们将要过的婚姻生活：
他有一个书房，我有一个画室，一个在楼上，一下在楼下；早上，他任凭他的缪斯操纵着时，我也会听从我的缪斯。在我们从事的几门行业中，我们会快乐地分头发挥我们的能力。然后，下午时分，我们会聚到一起，交换那些从那深奥的未知世界来光顾我们的思想。哦，想一想，听着他讲话，或者告诉他我发现了什么，给他看我用铅笔和雕塑工具描绘下来的东西，将会是多么幸福！而他是一个多么公正、严谨和诚实的批评家！他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批评家。
更重要的是，索菲亚珍视霍桑的文学创作才能。她自己也曾经写过《古巴日记》，记录了她旅居古巴年间的生活，在波士顿的文化圈子中广为流传。霍桑读完《古巴日记》后，曾经抄录过她写的一些段落；他这样想象她以后帮助他写作的情景：“等我们住在一起时，在我编造我的不同的故事时，我想让我的小鸽子去阅读所有需要阅读的东西；然后，等我们脑袋挨着脑袋躺在枕头上时，她再将她研究出来的主要内容复述给我听。这样，知识就会象天国里的露珠一样，飘撒在我身上。”
傅勒接到索菲亚要结婚的消息时，十分兴奋地写信给索菲亚，夸奖霍桑本人身上有一种少见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如果我见过一个既有微妙的温柔来理解一个女人的心，又有安详的深度和男人气来满足她，那就是霍桑先生。”她还说，她相信嫁给这个男人能够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让爱情生长为它最罕见的一种形式：“知性的友谊。”（Intellectual friendship.)
康科德的伊甸园：从理想走向现实
带着希望，索菲亚嫁给了霍桑。她认为，婚姻会给她带来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满足。
1842年7月9日，在波士顿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新婚的霍桑夫妇当天就坐着马车来到了康科德。霍桑住到康科德，是由爱默生安排的。爱默生心爱的娃娃新娘和最亲近的弟弟查尔斯先后死于肺炎，他自己也辞去了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职位。他希望吸引一些人来到康科德。老庄园(The Old Manse)的主人、爱默生的继祖父去世后，房子空出来，于是由爱默生充当中介，请霍桑和索菲亚来看房子。霍桑和索菲亚来到康科德后，在老庄园里一住就是三年多。
这三年多，是霍桑夫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初到康科德时，她和霍桑在康科德河边和森林中采集野花，享受着新婚的快乐和夏天的闲散；在给家人的信件中，她大胆地描绘着她和霍桑之间亲密的两性生活，以至于屡屡受到她母亲的苛责。
然而，婚姻生活很快就改变了她。婚后不久，她不幸流产。她用结婚戒指在老庄园的窗台上刻下一句话：“人间的事故，都是上帝的安排。” 不久，她再次怀孕，并在女儿出生之前画了最后一幅油画，从此终身再也不曾提起过画笔。更重要的是，她从前梦想过的平等的艺术创作伙伴关系也随着婚姻而烟消云散。从此以后，她仅仅作为霍桑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而存在。
婚姻只是改变了霍桑的生活方式：他从前回避的人，如今成了他家的常客；而婚姻却完全改变了索菲亚，从此，她开始用霍桑的眼睛去看待周围的人物和环境，从前在她天空里闪耀的星星，如今都变得黯然失色。最重要的是爱默生。她经常见到爱默生夫妇，她称爱默生为柏拉图，说柏拉图会来到老庄园，参加聚集在那里的人群。“爱默生先生非常和善，侃侃而谈。”她在日记中说。但是，几个月后，她对爱默生作出了新的评价。“沃尔多•爱默生先生不怎么懂得爱……，”她给母亲写信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表示他懂得爱的话……他从来不懂得结合对任何灵魂的意义。”婚姻，加上频繁的近距离接触，改变了她对爱默生和爱默生主义的看法。她曾经赞扬爱默生是一个“单独的个体”（Unit)，是个人自立的绝好范例，现在，她批评他是一个“孤立的个体”（Isolation)。
玛格丽特•傅勒给康科德带来了她的朋友，大大丰富了索菲亚的社交圈子。而且，她在婚前对婚姻是两个平等的人的伙伴关系的看法，也和傅勒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中表达的观念十分一致。但是，傅勒的书于1845年出来时，索菲亚却认为傅勒在这个话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结过婚：只有结过婚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婚姻的意义，而单身的傅勒，因为缺乏婚姻经验，说什么都显得有些书呆气。结婚两年之内，索菲亚就不再认为“自给自足的个人主义”是值得赞赏的东西，至少在已婚人士中间不宜提倡。
索菲亚平生的最后一幅画是《恩第弥昂》(Endymion),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在人间的情人。她的灵感，来自从爱默生那里借来的一幅恩第弥昂的绘画。画面描绘的是正在沉睡的恩第弥昂被月神唤醒的场面。索菲亚自己后来说过：“这幅画，记录着那些幸福、充满希望的日子……恩第弥昂脸上闪耀着的希望之光，难道那不正是我的希望和我的现实？他的身体沉醉于睡眠之中，他的灵魂沐浴在光芒之下……每一根线条都流淌着完满……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的生活。”确实，她将自己描绘成了月亮女神，霍桑是沉睡中的恩第弥昂，这幅画是他们初婚时的幸福生活的写照。济慈和朗费罗都写过关于恩第弥昂的诗，他们的诗歌，描绘的是一个女子主动开始人类的性经验，从而改造了现实世界中的男子。
索菲亚本来想忍痛出售这幅画，因为他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世，霍桑虽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小说和随笔，出版商们却很少付稿酬。索菲亚开始画这幅画，就是因为她母亲建议她靠绘画来赚钱。对此，霍桑深感屈辱：他本来就知道自己捉襟见肘，不得已时，他们还接受过索菲亚那些富裕朋友赠送的钱款。他们的女儿出生几天之内，霍桑就动笔开始写《美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the Beautiful)，写的就是创造力和家庭生活的冲突。女儿一出生，家庭生活的现实向他们严峻地挑战，他们的蜜月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以后，索菲亚放弃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她的世界里，只有丈夫和孩子。她在给她的姐姐的信中说：“如果我能够帮助我丈夫的工作，那么我会将它当作我生命中的主要使命。但外在上，我能给他作的只是给他补衬衣和袜子——精神上则是另外一回事。”
索菲亚极为崇拜她的丈夫，在她的信中，她总是将他描述成最伟大的最有创新性的作家。每一次他们搬往一个新家，她马上将霍桑的书房收拾得舒适安逸。从结婚之初，她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霍桑写作时她从不打搅，而且想方设法不让孩子和客人打搅他。她还在批评家和家人面前为霍桑辩护，尽一切可能减少外界对她丈夫的写作的干扰。
索菲亚是霍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善意但严格的批评家。《红字》写成时，索菲亚反映强烈，霍桑说：“这个故事使她心碎，让她头疼欲裂，只好上床休息——这就意味着，这个故事是一个辉煌的成功！”尤其是在家境困窘时，作为妻子的索菲亚对丈夫的一贯支持，对于霍桑坚持自己的写作生涯，是至关重要的。
霍桑自己曾经说过，他不是那种极端殷勤好客的人，不会象他们那样将自己的心精心烹制、沾上脑浆，当作珍闻献给他们所心爱的公众。对霍桑这样内向、冷漠的人来说，他和热情的索菲亚的婚姻生活，无论是否符合两个人最初的理想，对于霍桑的女性主题，终究是一种重要的经验。不能想象，如果霍桑象梭罗那样一辈子独身，是否会写出那么多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是否会那么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婚姻、家庭等女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主题。他那些复杂的女性人物，部分来自他自己深刻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部分来自他周围众多女性尤其是索菲亚的影响，这就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甚至任何时代的其他男性作家。
与超验主义擦肩而过
康科德是索菲亚埋葬自己的艺术创作梦想的地方，它却成了霍桑的创作乐园。在这里，霍桑虽然没有能够在思想上加入爱默生、梭罗和玛格丽特•傅勒的超验主义圈子，然而，康科德活跃的文化生活、安静的环境，却从各方面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便利。从经济上看，这几年，霍桑虽然生活俭朴，但他毕竟衣食无忧，毋须为生计操劳，可以集中精力从事写作。
到了康科德，霍桑碰见的日后超验主义的伟大人物们，也都过着不太“正常”的生活。梭罗正住在爱默生家，作作零活，换取食宿；玛格丽特•傅勒已经三十二岁，却没有任何结婚的迹象。爱默生又痛失爱子，他的妻子利蒂安在严重的忧郁症中无法自拔，每天捱到午后才下楼，脸色煞白，黑衣黑纱，活像一只游魂。
1841年，霍桑夫妇前来康科德的前一年，爱默生就以很冷峻的笔调写过婚姻。其时，他的妻子身体欠佳，而且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用的概念是“梅争提乌斯式的婚姻(Mezentian Marriage)。”梅争提乌斯(Mezentius)是古希腊的一个暴君，他最著名的暴行就是将活人绑在尸体上，让他们慢慢等死。爱默生认为，或许所有的婚姻对灵魂都是致命的：“将一个人这样紧紧地绑附在另一个人身上，不是灵魂的计划或前景。灵魂是完全孤独的。”他告诫自己培养自给自足，从创造一切、毁灭一切的精神中吸取力量。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世间所有婚姻中都无法避免的痛苦，便显得不那么令人痛心疾首了。”为了给自己日益疏远自己的妻子作辩护，爱默生说，对一个自给自足的人来说， “宇宙就是他的新娘。”
相形之下，霍桑的相对和谐的婚姻，倒成了一桩例外。1842年9月，霍桑抵达康科德两个月以后，他和爱默生结伴，从康科德镇往西逶迤西行，一直走到了二十英以外的哈佛镇。这一年，这两位美国史上的巨人尚未成名：霍桑三十八岁，只出版了一本《再讲一次的故事》(Twice Told Stories)，爱默生三十九岁，也没有发表太多的东西：他出版了小册子《自然》，是在霍桑搬入老庄园之前，在霍桑现在的书房里完成的；一两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演讲，和他的《论文集》(Essays)中的头几篇。私底下，他们并不欣赏对方的作品。爱默生很少读小说。1838年，索菲亚的姐姐、有识别天才的天才伊丽莎白•皮波蒂将霍桑的一篇短文带给爱默生看。爱默生在日记中抱怨道：“这篇短文没有任何内涵。”这不仅仅是一时偏见；终其一生，爱默生一直不看好霍桑的小说，认为他是个好批评家，而不是一个好作家。
反过来看，霍桑对爱默生的散文也不感兴趣。他频频谢绝参加爱默生的演讲，说他从来也没有觉得听讲座对他有过什么好处；他给索菲亚写信说，有爱默生演讲的门票，还是送给别人才能物尽其用。根据他们的儿子日后的回忆，霍桑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发现抽象的东西中难以表达真理。他自己表达真理的形式，就是由具体的人从事具体的活动构成的故事。
霍桑和爱默生的品性也截然不同。爱默生是彻底的乐观，而霍桑却沉缅于人性的忧伤和罪恶感。就象亨利•詹姆士所说：“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太阳崇拜者，爱默生不会觉得霍桑那种能够象猫一样在黑暗中看见东西的能力有多大价值。”他们都同样热爱大自然，但是他们的创造形式却截然不同：爱默生是概括性的，基本上是阳光明媚的，而霍桑则是具体性的，是在阴暗之处的。
霍桑最终也没有接受超验主义哲学，他一直徘徊在超验主义圈子的外围。这群人频繁的送往迎来，使天性害羞好静的他不胜烦扰。而且，由于他政治上的冷淡和保守，和积极反对蓄奴制的爱默生和梭罗等人也格格不入。然而，霍桑接触到的超验主义潮流正处在上升时期，它对自我文化的强调，对社会改革的乐观，和一个由复杂的个人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一群杰出的人们和他们的新思想的刺激，促成了霍桑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霍桑在老庄园期间写的小说，尤其是《胎记》（The Birth Mark)、《美的艺术家》和《拉帕奇尼的女儿》(Rappaccini's Daughter)，表达了对理想的男女关系的失望。他在小说中，表达了与傅勒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中对理想婚姻的描绘：男性寻求一个可以和他一起“向一个共同的圣坛朝圣的伴侣，”他可以和她“在生活的路途上互相交流他们的想法和理想。”霍桑的小说，表达了男性对这个他本来希望能够适合他的理想的女性的失望。通过超验主义哲学，索菲亚能够从她的女儿身上看到超出尘世的永生的精神，所以她可以充满乐观地告诉他， 他“实现了她所有的梦想，”而霍桑的短篇小说，则打破了他从前以为婚姻可以同样完善他对她的理想形象的想法。这种想象在婚姻现实面前的破灭，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霍桑居住在老庄园期间的创作丰收。
客串在文学和现实生活中间
现实，还以更具体的方式逼近霍桑。1845年3月，老庄园的房主、爱默生的继祖父的儿子打算收回房子；有记录说，他已经拖欠了六个月的房租。从此以后，家庭负担时时提醒着他：他没有养活这个家庭的能力。无奈之中，他们离开了心爱的康科德，回到了萨勒姆，一家人分散寄居在不同的亲戚家中。在对老庄园和相对安定、创作灵感丰富的新婚生活的怀念情绪中，霍桑写了《古宅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一书，使这座朴素的老房子闻名于世。
离开康科德以后，他在塞来姆的海关当了一年多的巡查员(surveyor)。《红字》的序中，他用幽默的口气描述了在那里和上了年纪、机械刻板的人朝夕相处的的乏味生活。只有离开那个职位以后，他才能重新提笔从事创作。除了《红字》以外，他还完成了《七个尖角顶的房子》(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这两部小说，稳固地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一个天才的作家，霍桑一生，不仅要面对所有有创作力的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文思枯竭，还一直受到生活困顿、无以为生的威胁。为此，他被迫放下笔，两次离开心爱的康科德。第一次，他离开老庄园去当海关巡查员；1852年他在康科德买下一所小房子一年多以后，又一次离开康科德到英国当领事。
霍桑基本上是非政治的，但因为他的大学同学弗兰克林•皮尔斯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著作中除了纯文学创作外，还包括了为皮尔斯写的一部政治传记。1853年，迫于生计，借用他和皮尔斯的私人关系，霍桑谋到了驻英国利物浦的领事职位。他首先在英国当了四年的领事，然后在意大利等国旅行，七年以后才重新回到康科德。他在欧洲写了《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开了在美国文学中描写国外的美国人的先河。
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罗姆说，霍桑是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只有亨利•詹姆斯和威廉•福克纳可以和他匹敌。他的最高成就，就在于他创造了“美国的夏娃”——海丝特•白兰。自海丝特以后，美国文学上涌现了大批女性角色，然而没有一个可以和她在美学和文化上的反响相抗衡。海丝特这个角色充满了感性和悲剧色彩，令那个根本配不上她的懦弱的情人阿瑟•丁梅斯代尔，和她那恶魔般的丈夫罗杰•齐林渥斯相形见绌。
《红字》的主题，是霍桑对清教的伪善和裁判的质疑。他在书中对偷情、有了私生子的海斯特的同情，使他受到了同时代的清教徒的谴责。然而，恰恰是他对罪恶和赎罪问题的探寻，使今天的读者仍然对他的作品感兴趣。道貌岸然的法官们只能惩罚最明显的罪人的罪行，海斯特必须戴着红字，而她的情人不仅不受到惩罚，反而因为不断惩治她而受到公众敬仰。她的丈夫实际上逼死了她的情人，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霍桑周游欧洲之后，直接回到了康科德。1864年，他在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旅行期间，在睡眠中安详地去世，葬在康科德镇上的公共墓地——睡谷（Sleepy Hollow）的作家岭(Author’s Ridge)，与爱默生、梭罗、阿尔科特等人的长眠之处毗邻。
1868年，索菲亚迁居伦敦，一边整理霍桑的作品和日记，一边发表游记《英国和意大利散记》（Notes on England and Italy)，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1871年，索菲亚于伦敦去世。
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了索菲亚在美国文学史上的意义。索菲亚和霍桑新婚之后，他们曾经一起写日记，日记发表时，却只有霍桑写的那一部分。直到2006年，新出版的日记才补上了索菲亚写的那一部分。2006年6月26日，她的后人将她的遗骨从英国移回，安置在睡谷中霍桑的坟墓旁，让她陪伴着丈夫，接受慕名而来的访客的景仰。
参考资料：
Harold Bloom ed.: Nathaniel Hawthorn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Study Guide: Bloom's Major Novelists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Broomall, PA, 2000)
John L. Idol Jr. and Melinda M. Ponder eds., Hawthorne and Women: Engendering and Expanding the Hawthorne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1999)
Megan Marshall: The Peabody Sisters: Three Women Who Ignited American Romanticism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New York, 1005)
Patricia Dunlavy Valenti: 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A Life, Volume 1, 1809-1847(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and London, 2004)
Philip McFarland: Hawthorne in Concord (Grove Press, New York, 2004)
--------------------------
图一：索菲亚•皮波第•霍桑
图二：装载着索菲亚和霍桑长女乌娜的马车，缓缓驶入睡谷（2006年6月26日）
图三：霍桑
图四：老庄园(The Old Manse)
图五：老庄园招牌
图六：老庄园北，靠近美国内战爆发的北桥一侧
图七：霍桑和索菲亚简朴的墓碑
Sunday, August 06, 2006
济慈和朗费罗Endymion
霍桑夫人从爱默生那里借来一幅画，以此为题，画了她平生最后一幅画。画的名字叫ENDYMION，月亮女神惠顾的一位凡间男子。有些象七仙女下凡的意思，也让人想到后羿和嫦娥奔月。但西方人歌颂的是他们的形体美和性爱，中国人歌颂的是女子的顺从和勤劳，总脱不了穷汉子巴望天上掉馅饼的寒碜味儿。；）
霍桑夫人性格活泼，她将自己的新婚生活很大胆地写在她给家人的信中，结果挨了老妈的骂，生性害羞持重的老公也说，那些东西是只能给我们自己看的。：）
济慈写过一首同名长诗，一千来行；朗费罗有一首短一点儿的，抄在这里。
Endymion
by Micha F. Lindemans
Endymion was a handsome shepherd boy of Asia Minor, the mortal lover of the moon goddess Selene. Each night he was kissed to sleep by her. She begged Zeus to grant him eternal life so she might be able to embrace him forever. Zeus complied, putting Endymion into eternal sleep and each night Selene visits him on Mt. Latmus, near Milete, in Asia Minor. The ancient Greeks believed that his grave was situated on this mountain. Selene and Endymion have fifty daughters.
---------------------
Endymion
By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The rising moon has hid the stars;
Her level rays, like golden bars,
Lie on the landscape green,
With shadows brown between.
And silver white the river gleams,
As if Diana in her dreams,
Had dropt her silver bow
Upon the meadows low.
On such a tranquil night as this,
She woke Endymion with a kiss,
When sleeping in the grove,
He dreamed not of her love.
Like Dian's kiss, unasked, unsought,
Love gives itself, but is not bought;
Nor voice, nor sound betrays
Its deep, impassioned gaze.
It comes -- the beautiful, the free,
The crown of all humanity --
In silence and alone
To seek the elected one.
It lifts the boughs, whose shadows deep,
Are life's oblivion, the soul's sleep,
And kisses the closed eyes
Of him who slumbering lies.
O, weary hearts! O, slumbering eyes!
O, drooping souls whose destinies
Are fraught with fear and pain,
Ye shall be loved again!
No one is so accursed by fate,
No one so utterly desolate,
But some heart, though unknown,
Responds unto his own.
Responds -- as if with unseen wings,
An angel touched its quivering strings;
And whispers, in its song,
Where hast thou stayed so long?
------------------------------------
John Keats (1795–1821). 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Keats. 1884.
32. Endymion
http://www.bartleby.com/126/32.html
-----------------------------
Mezentius
by Micha F. Lindemans
The king of the Etruscan Caere (Cerveteri) and father of Lausus. Because of his cruelty he was exiled from Caere and he fled to Turnus, whom he helped in hi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rojans when they were invading Latium. He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Aeneas.
Virgil VII, 648; VIII, 482; X 786, 907.
Mezentian Marriage: Emerson's dark view on marriages. :))
霍桑夫人性格活泼，她将自己的新婚生活很大胆地写在她给家人的信中，结果挨了老妈的骂，生性害羞持重的老公也说，那些东西是只能给我们自己看的。：）
济慈写过一首同名长诗，一千来行；朗费罗有一首短一点儿的，抄在这里。
Endymion
by Micha F. Lindemans
Endymion was a handsome shepherd boy of Asia Minor, the mortal lover of the moon goddess Selene. Each night he was kissed to sleep by her. She begged Zeus to grant him eternal life so she might be able to embrace him forever. Zeus complied, putting Endymion into eternal sleep and each night Selene visits him on Mt. Latmus, near Milete, in Asia Minor. The ancient Greeks believed that his grave was situated on this mountain. Selene and Endymion have fifty daughters.
---------------------
Endymion
By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The rising moon has hid the stars;
Her level rays, like golden bars,
Lie on the landscape green,
With shadows brown between.
And silver white the river gleams,
As if Diana in her dreams,
Had dropt her silver bow
Upon the meadows low.
On such a tranquil night as this,
She woke Endymion with a kiss,
When sleeping in the grove,
He dreamed not of her love.
Like Dian's kiss, unasked, unsought,
Love gives itself, but is not bought;
Nor voice, nor sound betrays
Its deep, impassioned gaze.
It comes -- the beautiful, the free,
The crown of all humanity --
In silence and alone
To seek the elected one.
It lifts the boughs, whose shadows deep,
Are life's oblivion, the soul's sleep,
And kisses the closed eyes
Of him who slumbering lies.
O, weary hearts! O, slumbering eyes!
O, drooping souls whose destinies
Are fraught with fear and pain,
Ye shall be loved again!
No one is so accursed by fate,
No one so utterly desolate,
But some heart, though unknown,
Responds unto his own.
Responds -- as if with unseen wings,
An angel touched its quivering strings;
And whispers, in its song,
Where hast thou stayed so long?
------------------------------------
John Keats (1795–1821). 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Keats. 1884.
32. Endymion
http://www.bartleby.com/126/32.html
-----------------------------
Mezentius
by Micha F. Lindemans
The king of the Etruscan Caere (Cerveteri) and father of Lausus. Because of his cruelty he was exiled from Caere and he fled to Turnus, whom he helped in hi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rojans when they were invading Latium. He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Aeneas.
Virgil VII, 648; VIII, 482; X 786, 907.
Mezentian Marriage: Emerson's dark view on marriages. :))
Saturday, August 05, 2006
25 Best American Novels
本报讯 今年年初，《纽约时报》书评编辑Sam Tanenhaus给逾百位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及文坛泰斗发了一封短信，请他们选出自己心目中“过去25年中出版的最佳美国小说”。以下是从125位文坛风云人物的答卷中评选出的结果:
优胜者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87年的作品《宠儿》(Beloved)。二等奖如
下: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97年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85年的《血红天顶》(Blood Meridian)；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95年的《兔子四部曲》(Rabbit Angstrom: The Four Novels)；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97年的《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以下作品也获得了若干选票(按年代排列):约翰·肯尼迪·图尔(John Kennedy Toole)1980年的《笨伯的同盟》(A ConfederacyofDunces)；玛丽琳·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1980年的《管家》(Housekeeping)；马克·海普林(Mark Helprin)1983年的《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唐·德里罗1985年的《白噪音》(White Noise)；菲利普·罗斯1986年的《反生活》(The Counterlife)；唐·德里罗1988年的《天秤座》(Libra)；雷蒙德·卡弗(Raymond Carver)1988年的《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提姆·奥布赖恩(Tim O'Brien)1990年的《负荷》(The Things They Carried)；诺曼·拉什(NormanRush)1991年的《交媾》(Mating)；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1992年的《耶稣之子》(Jesus'Son)；菲利普·罗斯1993年的《夏洛克战役》(Operation Shylock)；李察德·福特(Richard Ford)1995年的《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菲利普·罗斯1995年的《安息日剧院》(Sabbath's Theater)；科马克·麦卡锡1999年的《边界三部曲》(Border Trilogy)；菲利普·罗斯2000年的《人性污秽》(The HumanStain)；爱德华·P·琼斯(Edward P.Jones)2003年的《已知世界》(The KnownWorld)；菲利普·罗斯2004年的《反美阴谋》(The PlotAgainst America)。
有趣的是，这份简单的问卷招来了许多质问，首先是定义和分类，什么是“美国”，什么是“小说”，怎样算“最好的”，为什么是“过去25年”？许多人干脆拒绝回答这种头脑简单的问题。有人觉得无法抉择，既然你没有读过所有的小说，又怎能从大厦的无数基石中选出一块来放在顶端？也有人根本就反对“最佳评选”这种做法本身。一位著名小说家不好意思为自己的作品投票，又不甘心选别人的作品，只好对编辑说:“你就假装没问过我吧。”
更多人表现出对现代社会排名热的担忧，一旦选出最佳作品或是一张最佳作品名单，便无形中暗示读者无需费时阅读其它“不是最佳”的作品，这就背叛了阅读的初衷。评论家不应放弃批评权，而去迎合量化的市场调查。
而泰晤士报评论员A.O.Scott认为，对于年轻的美国文学传统来说，人们很容易对其连续性、合理性甚至其是否存在表示怀疑。这种焦虑促发了一种雄心壮志:一个大国需要站得住脚跟的好书。事实证明，最后胜出的作品就是成功地负载了文化重任的那些小说。它们不仅探索了特定的人和地，也映照了整个时代、社会和国家本身。
优胜者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87年的作品《宠儿》(Beloved)。二等奖如
下: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97年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85年的《血红天顶》(Blood Meridian)；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95年的《兔子四部曲》(Rabbit Angstrom: The Four Novels)；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97年的《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以下作品也获得了若干选票(按年代排列):约翰·肯尼迪·图尔(John Kennedy Toole)1980年的《笨伯的同盟》(A ConfederacyofDunces)；玛丽琳·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1980年的《管家》(Housekeeping)；马克·海普林(Mark Helprin)1983年的《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唐·德里罗1985年的《白噪音》(White Noise)；菲利普·罗斯1986年的《反生活》(The Counterlife)；唐·德里罗1988年的《天秤座》(Libra)；雷蒙德·卡弗(Raymond Carver)1988年的《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提姆·奥布赖恩(Tim O'Brien)1990年的《负荷》(The Things They Carried)；诺曼·拉什(NormanRush)1991年的《交媾》(Mating)；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1992年的《耶稣之子》(Jesus'Son)；菲利普·罗斯1993年的《夏洛克战役》(Operation Shylock)；李察德·福特(Richard Ford)1995年的《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菲利普·罗斯1995年的《安息日剧院》(Sabbath's Theater)；科马克·麦卡锡1999年的《边界三部曲》(Border Trilogy)；菲利普·罗斯2000年的《人性污秽》(The HumanStain)；爱德华·P·琼斯(Edward P.Jones)2003年的《已知世界》(The KnownWorld)；菲利普·罗斯2004年的《反美阴谋》(The PlotAgainst America)。
有趣的是，这份简单的问卷招来了许多质问，首先是定义和分类，什么是“美国”，什么是“小说”，怎样算“最好的”，为什么是“过去25年”？许多人干脆拒绝回答这种头脑简单的问题。有人觉得无法抉择，既然你没有读过所有的小说，又怎能从大厦的无数基石中选出一块来放在顶端？也有人根本就反对“最佳评选”这种做法本身。一位著名小说家不好意思为自己的作品投票，又不甘心选别人的作品，只好对编辑说:“你就假装没问过我吧。”
更多人表现出对现代社会排名热的担忧，一旦选出最佳作品或是一张最佳作品名单，便无形中暗示读者无需费时阅读其它“不是最佳”的作品，这就背叛了阅读的初衷。评论家不应放弃批评权，而去迎合量化的市场调查。
而泰晤士报评论员A.O.Scott认为，对于年轻的美国文学传统来说，人们很容易对其连续性、合理性甚至其是否存在表示怀疑。这种焦虑促发了一种雄心壮志:一个大国需要站得住脚跟的好书。事实证明，最后胜出的作品就是成功地负载了文化重任的那些小说。它们不仅探索了特定的人和地，也映照了整个时代、社会和国家本身。
Tuesday, August 01, 2006
The Interpreter
JOE说，他在墨西哥住过两三年，西班牙语不好，听不懂当地新闻，很少看电视。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和平的几年。因为他不看新闻，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在虚幻之中：他真幸福。
我想要和平，于是也习惯了不去看新闻。既然无能为力，只好鸵鸟般藏起来。即便你知道那里又有多少残酷、屠杀和不公正。心里又充满对自己的鄙夷。有人慷慨陈词时，从前还想出来“说明真相”，哪怕提供一点注脚，如今便是连那一份心思都没有了。懦弱的犬儒。
昨天还看了 Nicole Kidman and Sean Penn in "The Interpreter", directed by Sydney Pollack.电影很糟糕，虽然说演员导演都是名人，主题也好，是我关心的问题和地方，选择的叙述角度也好，可是电影就是不好看。不好看也没有什么别的标准，就是看的时候我为演员感到尴尬，很多时候，我都不敢去看NICOLE或者SEAN PENN的脸。唉。当然毛病可能完全在我这一方，因为我对寻求一种理性的解决方案的彻底失望。
转过头来又安慰自己：诺大的联合国，是专门为人们互相说服对方或者达成协议而设立的，在那里还有专门玩“外交”的魔术家，他们都无能为力，何况他人？
非洲就该有饥荒、屠杀和种族灭绝，中东就该有战争，中国就该有政治斗争和屠杀，欧洲大部分还可以，但还是有个巴尔干的火药桶，美国本土的种族歧视，和真正的种族清洗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但是美国又拼命寻找敌人，保证世界上其余的人口对它恨之入骨。这样的世界，每个国家、每种文化、每个种族、每个宗教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又何尝能够找到一个 Interpreter?
但是，既然地球这么小，人类又暂且没有找到地球之外的殖民地，那么，除了互相交流，人类又有什么样的出路？JOE虽然最初不懂西班牙语，最后还是在墨西哥娶了他的新娘。也就是说，还是有希望。：）
我想要和平，于是也习惯了不去看新闻。既然无能为力，只好鸵鸟般藏起来。即便你知道那里又有多少残酷、屠杀和不公正。心里又充满对自己的鄙夷。有人慷慨陈词时，从前还想出来“说明真相”，哪怕提供一点注脚，如今便是连那一份心思都没有了。懦弱的犬儒。
昨天还看了 Nicole Kidman and Sean Penn in "The Interpreter", directed by Sydney Pollack.电影很糟糕，虽然说演员导演都是名人，主题也好，是我关心的问题和地方，选择的叙述角度也好，可是电影就是不好看。不好看也没有什么别的标准，就是看的时候我为演员感到尴尬，很多时候，我都不敢去看NICOLE或者SEAN PENN的脸。唉。当然毛病可能完全在我这一方，因为我对寻求一种理性的解决方案的彻底失望。
转过头来又安慰自己：诺大的联合国，是专门为人们互相说服对方或者达成协议而设立的，在那里还有专门玩“外交”的魔术家，他们都无能为力，何况他人？
非洲就该有饥荒、屠杀和种族灭绝，中东就该有战争，中国就该有政治斗争和屠杀，欧洲大部分还可以，但还是有个巴尔干的火药桶，美国本土的种族歧视，和真正的种族清洗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但是美国又拼命寻找敌人，保证世界上其余的人口对它恨之入骨。这样的世界，每个国家、每种文化、每个种族、每个宗教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又何尝能够找到一个 Interpreter?
但是，既然地球这么小，人类又暂且没有找到地球之外的殖民地，那么，除了互相交流，人类又有什么样的出路？JOE虽然最初不懂西班牙语，最后还是在墨西哥娶了他的新娘。也就是说，还是有希望。：）
Saturday, July 29, 2006
如何忘记: Juliet Binoche in "Blue"
王安忆的《长恨歌》听人说不错，淘了一本来看，却是许久看不下去。从前爱看程乃珊、王安忆的上海，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看见张爱玲。：）王居然还敢写内战时期的上海，不知是为了赶张爱玲的时髦，还是不巧卖假货碰上了真行家。看她编得辛苦，真象《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巩俐身上穿的旗袍。再怎么张爱玲疲劳，读日占时期的上海，你就不能不想起她。
写上海，描述那一种又文化又庸俗的氛围，也不是这一种写法。每一行每一个字都在塑造，作者辛苦，读者也辛苦，越读，便越是无法进入，剩下的就是对作者的怜悯了。：）这还是我轻松悠闲快乐时看的，怪不得我尖刻。：）
-------------------------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he English Patient, Chocolat and Blue. 这几部Juliet Binoche的电影里，好象最有韵味的应当是“巧克力”：那种若即若离飘飘忽忽的情感和气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确确实实存在的sexual tension,女主人公有一种在她其它几部电影中所没有的吉普赛气息，比较不容易被人take for granted,所以更加有诱惑力。
其它几部里，她都有些太善，太爱，反而显得乏味些。相对而言了。
Blue 的画面和音乐真美，用画面和音乐来表达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同样是无法形诸语言的东西，但用这些不同艺术手法互相“打手势”，反而很准确，就象几个不同部落的人碰到一起，大人们会想办法说话，小孩子不费劲寻找口头语言，反而交流得更全面。
一个女人，同时失去丈夫和孩子时，如何继续生存？失去孩子的痛是无法痊愈的，而失去丈夫却有可能，靠什么？靠 finding fault in the dead.发现亡人生前的欺骗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愈合的过程。不是忘却，而是move on.
生命真脆弱，幸福也真脆弱。
写上海，描述那一种又文化又庸俗的氛围，也不是这一种写法。每一行每一个字都在塑造，作者辛苦，读者也辛苦，越读，便越是无法进入，剩下的就是对作者的怜悯了。：）这还是我轻松悠闲快乐时看的，怪不得我尖刻。：）
-------------------------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he English Patient, Chocolat and Blue. 这几部Juliet Binoche的电影里，好象最有韵味的应当是“巧克力”：那种若即若离飘飘忽忽的情感和气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确确实实存在的sexual tension,女主人公有一种在她其它几部电影中所没有的吉普赛气息，比较不容易被人take for granted,所以更加有诱惑力。
其它几部里，她都有些太善，太爱，反而显得乏味些。相对而言了。
Blue 的画面和音乐真美，用画面和音乐来表达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同样是无法形诸语言的东西，但用这些不同艺术手法互相“打手势”，反而很准确，就象几个不同部落的人碰到一起，大人们会想办法说话，小孩子不费劲寻找口头语言，反而交流得更全面。
一个女人，同时失去丈夫和孩子时，如何继续生存？失去孩子的痛是无法痊愈的，而失去丈夫却有可能，靠什么？靠 finding fault in the dead.发现亡人生前的欺骗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愈合的过程。不是忘却，而是move on.
生命真脆弱，幸福也真脆弱。
Friday, July 28, 2006
There is a little Charlie for everything
Too much summer, too little time ... I love summer. Summer means relaxation and leisure, but sometimes you can even top that with a little productivity. Imagine if I lived in Southern California, or a tropical island. :)
Thursday, July 27, 2006
Dat Ol' Jazz
Dat Ol' Jazz
How the Irish Invented Jazz
By DANIEL CASSIDY
"A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72; 1976) examples first printing of the word (jazz) in relation to music, The Bulletin, San Francisco, March 6, 1913, 'Its members trained on ragtime and jazz.'" (1)
"What is the 'jazz?' Why, it's a little of that 'old life,' the 'gin-i-ker,' the 'pep,' otherwise known as the enthusiasalum" Edward "Scoop" Gleeson, San Francisco Bulletin, March 6, 1913. (2)
"Spell it Jass, Jas, Jaz, or Jazz nothing can spoil a Jass band. Some say the Jass band originated in Chicago. Chicago says it came from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being away across the continent." Victor Record Review, March 7, 1917 (3)
Born in the slum and dockside streets of the port city of New Orleans, and at the rural crossroads of American South, and popularized in the dance halls and cabarets of Chicago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Great World War, the roots and origin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music called "Jazz" have been researched and documented for almost a century in a slew (slua, a multitude) of scholarly articles, popular magazines, books, newspapers, plays, radio shows,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 and Hollywood films. (4)
Condemned and vilified as a "cultural plague" by the yackin' (éagcaoin, pron. yeeag-keen, complaining, lamenting) upper-middle class swells (sóúil, comfortable, wealthy) and cultural gatekeeper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d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Jazz music is enshrined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American culture by elite institutions like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 The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NYC's Lincoln Center,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Broadcasting Network.
Foundational Jazz musicians like Louis Armstrong, Duke Ellington, Sidney Bechet, Sarah Vaughan, Ella Fitzgerald, and Charles Mingus have been honored by Presidents, Parliaments, Prime Ministers, Kings, and Queens.
Jazz music has jazzed up High Society.
But dat ol' woid "Jazz" is still a motherless chil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all agree that the origin of the word Jazz is "not known."
Jazz, n, 1913. American English, a kind of ragtime dance (sic), perhaps related to earlier jasm, energy, drive (1860) apparently of African origin...The source of Jazz in English is not known. By 1922 jazz was applied to the music (sic)...originating among American Blacks. The meaning of energy, excitement, pep is first recorded in 1913, again perhaps influenced by the earlier jasm." (5)
Writers, crackpots, and scholars have proposed a mind-boggling variety of etymologies for the word Jazz: the name of a dancing slave named "Jasper" the moniker of the mythical musician "Jasbo" Brown;" the French word "chasse" for the gliding dance step that gave us the American word "sashay;" the Creole French "jaser," meaning "useless talk;" a New Orleans perfume called "jasmine;" and the Arabic "jazib," meaning "one who allures." (6)
John Philip Sousa, the American march composer and band leader believed the word "Jazz" came into American speech through "Jazzbo," 1890's Vaudeville slang for the rousing rollick of the finale, when performers would come back out on stage to gad about and cavort for the audience. (7)
The birth of the music called "Jazz" with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has led others to look for an origin in African languages, such as the Mandingo "jasi" and the Wolof "yees," meaning to "step out of character." But, these etymologies have been rejected by American and African language scholars.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e words Jass or Jazz in any African-American slave narratives, oral histories, folk songs, or recorded vernacular speech, prior to 1913. The late Alan P. Merriam,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wrote in 1974: "I have never found the word in Africa." (8)
Jesse Sheidlower, editor at large for the Oxford American English Dictionary, wrote in Slate magazine, in December, 2004: "The African etymology of jazz was fabricated by a New York press agent in 1917." (9)
The press agent was the glib master of baloney and hoopla, Walter Kingsley, whose tongue-in-cheek article on the new word Jass: "Whence Comes Jass?" was published in August 1917 in the NY Sun. Kingsley's phoney African etymology of Jazz was first exposed as a scam ('s cam, is crooked, dishonest, a deception) by the writer and researcher Dick Holbrooke, who reprinted it in full in Storyville jazz magazine in January, 1974. (10)
"Variously spelled Jas, Jass, Jaz, Jazz, Jasz, and Jascz. The word is African in origin. It is common on the Gold Coast of Africa and in the hinterland of Cape CastleIn his studies of the creole patois and idiom of New Orleans Lafcadio Hearn reported the word 'jaz,' meaning to speed things up was common among blacks of the South and had been applied by the creoles (sic) as a term to be applied to music of the syncopated type No doubt the witch doctors and medicine men on the Congo used the same term at those jungle "parties" when the tom-toms throbbed and their sturdy warriors gave their pep an extra kick (ed. italics) My own personal idea of jazz and its origin is told in this stanza by Vachel Lindsay:' Fat black bucks in a wine barrel roomWith a silk umbrella and the handle of a broom. Boomlay, Boomlay, Boomlay BOOM.' Lindsay is then transported to the Congo and its feats and revels and he hears, as I have heard, a 'thigh bone beating on a tin pan gong.' Mumbo Jumbo is the god of jazz. Be careful how you write of jazz else he will hoodoo you." (11)
If so, a hoodoo (uath dubh, pron. hooh dooh, a dark specter, a malevolent phantom) haunts the slick hack Walter Kingsley's "ground sweat" (grian suite, sunny site, fig. grave) for writing such racist tripe (dríb, filth).
Kingsley's faux-linguistic treatment of the word "Jass" has been quoted in the academic echo chambers by dude (dúd, numbskull) scholars, historians, lexicographers, and etymologists" galore (go leor, plenty, abundant, enough.) His facile, literate mullarkey on the word "Jass"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cute (ciúta, a clever quip, an ingenious trick) publicity gimmick (camóg, a crooked device; an equivocation, a trick) to boost his Big Shot (Séad, Seád, pron. "shod," a jewel, fig. a big chief) client Florenz Ziegfeld's summer musical spectacular Midnight Frolic, which featured the new hot music called "Jass" on the cool snazzy (snasach, pron. snassah, elegant) roof of the swank (somhaoineach, pron. suhwainek, wealthy, profitable) New Amsterdam hotel in midtown Manhattan. The NY Sun's editors got the joke and Flo Ziegfeld's advertising moolah (moll óir, pile of gold or money), humorously entitling Kingsley's piece: Whence Comes Jazz? -- Facts from the Great Authority on the Subject. (12)
Kingsley's putative source, the writer Lafcadio Hearn, never used the word "Jazz" or "Jass" or "Jaz" in any of his books, articles, or letters, a fact confirmed by Richard Holbrooke and Hearn's biographers. But, the Hearn bunkum (buanchumadh, pron. buan-kumah, perpetual invention, long made-up tale, fig. a shaggy dog story), and Kingsley's outrageously racist NY Sun article continues to be cited by American and English dictionaries. (13)
African-American Musicians' Hatred for the Word "Jazz"
The words "Jass" or "Jazz" were not used by any of the foundational African-American New Orleans musicians -- from Buddy Bolden and Bunk Johnson to Joe "King" Oliver, Sidney Bechet, and Louis Armstrong -- prior to the release of the first "Jass" record in history: Dixieland Jass One Step and Livery Stable Blues, in New York City, in March 1917. (14)
Louis Armstrong wrote in 1944: "I moved back home with my mother (in 1918). I was working at Tom Anderson's Cabaret located on 'Rampart...Lots of Big Shots from Lulu White's used to come there...And I was playing the Cornet. We played all sorts of arrangements T'wasn't called 'Jazz' back there in those days They played a whole lot of Ragtime music. We called it Dixie Jazz, in the later years." (15)
The influential New Orleans Creole reedman Sidney Bechet, who was a native speaker of French Creole Vernacular, called the music "ragtime" all his life. In his autobiography, "Treat It Gentle," Bechet set the tone for succeeding generations of African American musicians, who have expressed contempt and even hatred for the name "Jazz" for their music: "What does Jazz mean to you when I come up behind you: 'Jazz,' I say, 'what does that do to you? That doesn't explain the music." (16)
Bechet wrote: "But let me tell you one thing: Jazz, that's a name the white people have given to the music (my italics). There's two kinds of music. There's classic and there's ragtime. When I tell you ragtime, you can feel it, there's a spirit right in the word...But Jazz Jazz could mean any damn' thing: high times, screwing, ballroom. It used to be spelled Jass..." (17)
In 1968, at the height of the Black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back to back newspaper columns by San Francisco music critics Ralph Gleason of the Chronicle and Philip Elwood of the Examiner, the Chicago bandleader and drummer "Big Black" got right to the point: "We should kill Jazz, wipe jazz out...Jazz is not the proper name for anybody's musicThe truth is that jazz as a word is vulgar and profane and we should tear it down and then there won't be any jazz clubs, there will be music houses. The jazz image is a funky image. We ought to get a coffin and have a parade and bury it....It got the name through sarcasm, through misunderstanding...and jazz is no title for this music.'"
"They slapped that 'jazz' on the Black man's music to make sure everyone would treat it as an inferior kind of artistry." (18)
Chico Hamilton was interviewed by Les Tomkins in 1972: "The fact is music is a multi-billion dollar business now; it's come a long way. They've got away from using the word jazz, in many cases,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it's not a good word anyway. Originally, it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music. That's Mr. Ellington's bone of contention also, that it should be called something else." (19)
Duke Ellington said naming African-American music "Jazz" was equivalent to calling it a "four letter word." At a meeting of the California Arts Commission in Monterey in the 1960s, when one of the Commission members said that the word Jazz came from New Orleans, Duke Ellington said: "They didn't learn it there" Ellington later added, "By and large, jazz always has been like the kind of man you wouldn't want your daughter to associate with. The word 'jazz' has been part of the problem. In the 1920s I used to try to convince Fletcher Henderson that we ought to call what we were doing 'Negro music.' But it's too late for that now. This music has become so integrated you can't tell one part from the other so far as color is concerned." (20)
In 2003, Pianist and composer Billy Taylor confirmed that the negative attitude of African American musicians towards the word "Jazz" hasn't changed since Sidney Bechet's day. He spoke to Ben Wattenberg on the PBS program Think Tank.
Ben Wattenberg. "Is it true that Ellington never said that he played Jazz; that's not a word he used?"
Billy Taylor: "He hated the term, as many jazz musicians do. We're saddled with it. But the music was always called something by someone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usic itself. So the (term) ragtime came from other sources. The term Dixieland, swing, almost all of the categories that jazz is divided or subdivided into were named by people who didn'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usic. And all of the musicians hated the term (my italics) because they felt that the terms were too confining... So the terms, we're saddled with them. (Duke Ellington) called Jazz Negro music, because he was trying to write music that reflected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 and the expressions and emotion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race...
...
"Actually (Ellington) was an international musician...jazz was created by African slaves and it came out of the spiritual, it came out of some of the work songs...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bring any cultural supports...as people who were a part of this country. And so that's why African music is African American, and it's what happened when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had to refashion their cultural expressions to fit a new situation." (21)
II San Francisco "Jazz" 1913
In a series of groundbreaking articles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the word Jazz, written between 1938 and 1981, the world-class San Francisco sanasán (vocabularist, etymologist), researcher, archivist, and folklore collector, Peter Tamony, shocked Jazz scholars when he revealed that the word "Jazz" burst into pri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in the spring of 1913, in the sports pages of the San Francisco Bulletin in the jazzy prose of a natty (néata, neat, dapper) 27 year old San Francisco Irish-American baseball scribe with the snazzy moniker of "Scoop" Gleeson.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 strength of Peter Tamony's pre-Cyber Age grassroots scholarship that since the 1938 publication of his first article on the 1913 birth of the word "jazz" in San Francisco, only one earlier published example of "jazz" has been discovered by countless researchers, scouring thousands of published sources with the aid of computers. In 2004, using an historical newspaper data base and computer search engine, NYU librarian George Thompson found the word "jazz" in an anonymously written sports snippet in The Los Angeles Times, published on April 2, 1912, entitled Ben's Jazz Curve. Curiously, the "jazz" fizzled out in The L.A. Times after this single appearance. But, less than a year later, the new word "jazz" sizzled into print in San Francisco forever. (43)
In a series of "Special Dispatches" written from the San Francisco Seals baseball team's spring training camp at Boyes Hot Springs, Sonoma county, forty miles north of the city, and from Recreation Park stadium in the heart of the old Mission District, sports reporter "Scoop" Gleeson used the new word "Jazz" more than forty times in March and April, 1913. This hot word "Jazz" soon spread like verbal wildfire to the Bulletin sports headlines, other reporters, feature stories, and even the cartoons. (44)
Gleeson's first use of the word "Jazz" was on March 3rd, 1913: "McCarl has been heralded all along the line as a "busher," but now it all develops that this dope is very much to the "jazz." (45)
What "Scoop" Gleeson was saying here in early 20th century vernacular was that local baseball "experts," fans, and sports writers had put out the skinny" that the new Seals rookie George McCarl was an inexperienced "bush leaguer," or rural amateur league player. But, all this bad talk and gossip (dope) was nothing but the "Jazz," meaning a lot of "hot air" and baloney (béal ónna, pron. bail owny, foolish talk). Young George McCall, "Scoop" wrote, was an "experienced player" with six years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experience. (46)
Then three days later on March 6th, 1913, under the full page banner headline: "Seals Return From the Spa to Tackle the Famous White Sox!" the Bulletin editors gave "Scoop" Gleeson a full front page ballyhoo, a four paragraph, two column-wide lead, set in boldface type, to define the hot new word "Jazz" to San Francisco baseball fans.
"Come on, there Professor, string up the big harp and give us all a tune Everybody has come back to the old town full of the old 'jazz' and they promise to knock the fans off their feet with their playing.
"What is the 'jazz?' Why, it's a little of that 'old life,' the 'gin-i-ker,' the 'pep,' otherwise known as the enthusiasalum. A grain of 'jazz' and you feel like going out and eating your way through Twin Peaks. It's that spirit which makes ordinary players step around like Lajoies and (Ty) Cobbs
"'Hap' Hogan gave his men a couple of shots of 'near-jazz' last season and look what happened -- the Tigers became the most ferocious set of tossers in the league. Now the Seals have happened upon great quantities of it in the quiet valley of Sonoma and they're setting the countryside on fire." (47)
What did this hot new word "Jazz" mean to "Scoop" Gleeson in March 1913? The synonyms he used for "Jazz" were "pep," "enthusiasalum," the "gin-i-ker," and "spirit."
"Pep" is "hot" like pepper, from which it is derived, and is defined by Roget's Thesaurus as "energy," "spirit," "fire," and "vim." While Scoop's marvelous invented word "enthusiasalum" showed that the young "Scoop" Gleeson had linguistic pizzazz. (48)
But what did the mysterious synonym "gin-i-ker" mean? And how were great quantities of "Jazz" setting the Sonoma countryside on fire?
The answer is Irish.
The "Gin-i-ker" is the phonetic spelling of the Irish word-phrase "Tine Caor" (pron. jin-i-ker) and means "raging fire and lightning." It is the gin-i-ker (tine caor, a thunderbolt of fire) that produces "Jazz" (Teas, pron. jass, heat). (49)
Gin-i-ker
Tine caor (pronounced jin-i-ker)
Raging fire, lightning.
Tine, al. Teine (pron. jin-ih, chin-eh), fire; conflagration, incandescence; luminosity, flash. (50)
Caor (pron. kayr), a thunderbolt, a meteor, a round mass of flame, a glowing object. (51)
Jazz is the phonetic spelling of the Irish and Gaelic word Teas, meaning "heat and highest temperature."
Jazz
Teas (pron. jass or chass)
Heat, warmth, passion, excitement, fervor, ardor, zeal, enthusiasm, anger, and highest temperature. (52)
The ancient Irish word Teas (pron. jass, heat) was reborn in a 20th century Irish American gob (cab, pron. cob, mouth) as Jazz: the hottest American word of the 20th century.
Teas spelled "jazz" by "Scoop" Gleeson holds within it the divine racket (raic ard, loud ruckus) and clamour (glam mór, great howl) of the "Jazz" (Teas, pron. jass, heat, passion, excitement) of Irish American Vernacular and African American Music.
Jazz is always jazzy (teasaí, pron. jassy, hot, exciting, and passionate).
Jazzy
Teasaí (pron. jassy or chassy), adj.
Hot, warm, passionate, exciting, fervent, enthusiastic, feverish, angry. (53)
But how does an Irish word spelled Teas, which looks like it sounds like the English word "tease," become pronounced "Jass" in an Irish or American puss (pus, a mouth, lips, fig. a face)?
The Jazz (Teas, pron. jass, heat) of the Affricate
"The Rule of Tír" (tír, land, country) states that the Irish word Tír can be correctly pronounced "jeer, cheer, or tear" in the Irish language. So, too, the Irish word Teas, meaning "heat," can also be pronounced "jass" in Ulster and North Mayo, "chass" in Connaught, or "t'ass" in Munster, the three living dialects of the Irish language.
In Ulster and Connaught Irish, and in the languages of Scots-Gaelic and Manx, the word Teas, meaning "heat," is pronounced "jass" or "chass" and is called an affricate, which is a speech sound consisting of a stop and a fricative articulated at the same point.
The sound of the slender consonant "T" in the Irish word Teas (pron. "jass" or "chass"), meaning "heat," is created by blocking the air and then releasing it with friction against the palate. The sound produced resembles the "J" in the English word "joy" or the "Ch" in "chair." (54)
The fricative friction of the affricate produces the "heat" of Teas (pron. "jass" or "chass," heat, highest temperature), which is itself a word that is in a constant state of "Jazz" both in its meaning and in the natural physical law embodied in its articulation.
Dig it or not (Tuig é nó ná, pron. dig ay no naa, understand it or not), Jazz is an Irish and American word with naturally jazzy (teasaí, pron. "jassy." hot) onomatopoeia.
The Waters of Boyes Hot Springs, California
On March 8th, 1913, "Scoop" Gleeson wrote that the San Francisco Seals baseball team kept their Jazz in a can. . "Spence the catcher zipped the old pill around the infield. He opened a can of 'jazz' at the tap of the gong. Henley the pitcher put a little more of the old 'jazz' on the pill." (55)
On March 14th, "Scoop" told his readers precisely where to find the Jazz. It was in the jazzy (hot) waters of Boyes Hot Springs where, he wrote: "there's "jazz" in the morning dew, "jazz" in the daily bath, and "jazz" in the natural spring water" (56)
It was the Jazz of the gin-i-ker at the earth's core that caused the jazzy spring water of Boyes Hot Springs to bubble up and effervesce with 135 degrees Fahrenheit of natural Jazz.
On a website, almost ninety years later, the Mission Springs Hotel in Boyes Hot Springs, California, in Sonoma's Valley of the Moon, is still extolling the heat and healing properties of the natural spring water on its website: "Paradise found - where Mother Nature has generously combined health enhancing water and minerals heated to 135 degrees of perfection, 1,100 feet within the Earth's core."
It is the earth's water in a sizzle that is the hydrothermal womb where the "old jazz" became "life." (57)
By March 29th, 1913, the San Francisco Seals were a lifeless fizzle; though Scoop's snazzy prose still had pizzazz. "Scoop" used the hot new word Jazz more than ten times in this single story. (58)
Under the headline: "Now the Local Players Have Lost the "Jazz" and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It, "Scoop" lamented: "The poor old Seals have lost their 'jazz' and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it. It's a fact, gentle reader, that the 'jazz,' the pepper, the old life, has either been lost or stolen, and that the San Francisco club of today is made up of 'jazzless' Seals.
"There is a chance that the old 'jazz' was sent by parcel post, which may account for its failure to arrive yesterday
"The Seals pitcher, "Cac" Henley will need a gallon of 'jazz' From the way the White Sox stacked up, one might have suspected that they were inoculated with the 'jazz' during their stay in the Valley of the MoonSuffice it to say that the Seals were without the 'jazz' and they played in last season's faulty style. .... Manager Del had better send for the 'jazz' wagon -- Quick! Quick! Bring on the old 'jazz!'"
Then on April 10th, 1913, the word "Jazz" brought its Irish American verbal heat and excitement to the comic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In a five-column wide Bulletin sports page cartoon headlined: "Justin Fitzgerald, the Santa Clara Lightning Bolt," the speedy Fitzgerald was drawn by the cartoonist Breton a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gin-i-ker" with the head of a man and a lightning bolt for a body. (59)
In the cartoon the hapless Seals' infielders lurch and stumble, while the young slugger (slacaire, a batter) zaps around the bases like a "blue streak." In the cartoon's foreground, a fan in a slouch hat cracks to three cronies (comh-róghna, pron cuh-roney, fellow-favorites, mutual-sweethearts) in the stands: "He's full of the 'old jazz.'"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artoon, beyond the left field fence of Recreation Park at 15th and Valencia, in the Mission District's old "Irishtown" neighborhood, Breton has sketched in the steeple of Mission Dolores Cathedral and the hills of San Francisco's Twin Peaks.
In the hot spring of 1913, on the eve of a Great World War, there were thousands of native Irish-speakers and their first-generation Irish-American children living in the breac-Ghaeltachta parishes and neighborhoods surrounding the old Seals' stadium. Their old Mission District spiel (speal, cutting satiric speech) was peppered with the phonetic Jazz of the Irish language. (60)
In 1920, the U.S. Federal Census recorded hundreds of breac-Ghaeltachta, containing thousands of Irish speakers in American cities as geographically diverse as San Francisco, Boston, New York City, Springfield, Illinois, Butte, Montana, and Portland, Maine. (61)
By mid-April 1913, the word Jazz had become so hot in San Francisco that Bulletin columnist Ernest Hopkins devoted an entire feature story to this local verbal phenomenon. Hopkins' jazzy column was a lulu, illustrated with a cartoon of a dude (dúd, a dolt, a numbskull) in a swell three-piece suit, presumably Hopkins himself, precariously balancing the letters J-A-Z-Z on the tip of his middle-class snoot (snua ard, lofty visage.) (62)
In Praise of "Jazz" A Futurist Word Which Has Just Joined the Language
by Ernest Hopkins, April 5, 1913, S.F. Bulletin
This column is entitled "What's Not in the News" but occasionally a few things that are in the news leak in. We have been trying for some time to keep these things out, but hereby acknowledge ourselves powerless and surrender.
This thing is a word. It has recently become current in the Bulletin office through some means which we cannot discover but would stop up if we could. There should be every precaution taken to avoid the possibility of any more such words leaking in to disturb our vocabulary.
This word is "JAZ." It is also spelt "Jazz," and as they both sound the same and mean the same, there is no way of settling the controversy. The office staff is divided into two sharp factions, one of which upholds the single z and the other the double z. To keep them from coming to blows much Christianity is required.
"JAZZ" (We change the spelling each time so as not to offend either faction) can be defined, but it cannot be synonymized. If there were another word that exactly expressed the meaning of "jaz," "Jazz" would never have been born. A new word like a new muscle only comes into being when it has been long needed.
This remarkable and satisfactory-sounding word, however, means something like life, vigor, energy, effervescence of spirit, joy, pep, magnetism, verve, virility, ebulliency, courage, happiness, oh, what's the use? JAZZ.
Nothing else can express it.
You can go on flinging the new word all over the world, like a boy with a new jack-knife. It is "jazz" when you run for your train; "jaz" when you soak an umpire; "Jazz" when you demand a raise; "jaz" when you hike thirty-five miles of a Sunday; "Jazz" when you simply sit around and beam so that all who look beam on you. Anything that takes manliness or effort or energy or activity or strength of soul is "jaz."
We would not have you apprehend that this new word is slang. It is merely futurist language, which as everybody knows is more than mere cartooning.
"Jazz" is a nice word, a classic word, easy on the tongue and pleasant to the ears, profoundly expressive of the idea it conveys - as when you say a home-run hitter is "full of the old jaz." (Credit Scoop.) There is and always has been an art of genial strength; to this art we now give the splendid title of "jazz."
The sheer musical quality of the word, that delightful sound like the crackling of an electric spark, commends it. It belongs to the class of onomatopoeia. It was important that this vacancy in our language should have been filled with a word of proper sound, because "jaz" is a quality often celebrated in epic poetry, in prizefight stories, in the tale of action or the meditative sonnet; it is a universal word, and must appear well in all society.
That is why "pep," which tried to mean the same but never could, failed; it was a rough-neck from the first, and could not wear evening clothes. "Jazz" is at home in bar or ballroom; it is a true American. "(Ernest Hopkins, S.F. Bulletin, April 19, 1913)
Less than a week later, on April 25th, "Scoop" spelled out the Irish definition of the American word Jazz for his San Francisco readers: "H.E.A.T. is a staple product of Los Angeles and Manager Dillon must have had some of it expressed to Oakland for use in the third game. However, the Seals invoked the aid of "jazz" which keeps equally in hot or cold weather and were thus able to win out on a 3 to 2 score." (63)
By May 1st "Scoop" Gleeson was writing poems to the elusive "jazz."
The old Wolf sat in the clubhouse door,
Hoping that his team might score.
The game rolled on, but he WOULD not go,
Because he loved those umpires so.
(Help! The old "jazz" is out again!). .(64)
By the end of May 1913 the Seals were 9-13 and totally out of "jazz" -- in last place. On June 5th, "Scoop" Gleeson blamed the loss of the old Jazz on an old Irish jinx: "Too long have the Oaks proved to be the hoodoofor the Seals." (65)
Then on July 7th in another large Breton cartoon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sports section, a distraught father rushes about, frantically searching for a bottle of "Jazz" water to revive his sick baby (the S.F. Seals.) But, in store after store, he is unable to find the life-giving "Jazz" to save his kid (cuid, a chuid, a term of affection, mo chuid, my darling) (66)
By July 24th, the Seals were truly sick kids and had lost 15 of the last 16 games. In August, they were in the cellar of the Pacific Coast League without a drop of "Jazz.". At the end of the 1913 baseball season, the San Francisco Seals had finished 5th out of 6 teams. (67)
But that "futurist" San Francisco Irish American Vernacular word "Jazz" was just starting to sizzle into the consciousness and print of American speech and culture.
In early June, 1913, the San Francisco "Jazz" had already whizzed east into Indiana. In a feature story entitled "Best Sellers in City Slang," the Fort Wayne Sentinel reported that the "old jazz" was the "newest slang term in San Francisco." (68)
By the Fall of 1913, Jazz jumped like an electric spark from the baseball diamond to the boxing ring. In The Oakland Tribune on October 4th, the slugger (slacaire, a batter; a mauler, a bruiser) in the story wasn't a Seal hitting a baseball with a smack (smeach, pron. smack, a whack) and a wallop (bhuail leadhb, pron. whual lob, a mighty blow), but two palookas dukin' (tuargain, pron. duargin, hammering, slugging) it out in the ring: "The Sailor was off his feet last night, although Clabby handed him shots of the old _-jazz which made the ex-sailor's knees sag." (69)
The Jazz of Ireland and San Francisco was on its way to becoming the hottest new word of the 20th century.
Daniel Cassidy is founder and co-director of An Léann Éireannach, the Irish Studies Program, at New College of California in San Francisco. Cassidy is an award-winning filmmaker and musician. His research on the Irish language influence on American vernacular and slang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Observer ("Decoding the Gangs of New York"), Ireland's Hot Press magazine,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nd Lá, the Irish-language newspaper. His book, 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Crossroad: How the Irish Invented Slang, will be published by CounterPunch Books in Spring 2007. Cassidy was born in Brooklyn and lives with his wife Clare in San Francisco. He can be reached at DanCas1@aol.com
Footnotes (abridged version)
(1) Cited in Peter Tamony, Jazz: The Word, And Its Extension To Music, JEMF Quarterly, Spring, 1981, p. 10.
(2) Edward "Scoop" Gleeson, San Francisco Bulletin, March 6, 1913, p.13
(3) Victor Record Review, March 7, 1917; cited in Peter Tamony, Jazz: The Word, And Its Extension To Music, JEMF Quarterly, Spring, 1981, p. 10.
(4) Louis Armstrong, Louis Armstrong: In His Own Words, ed. Thomas Brothers, Oxford, 1999, pp. 23-24, 38, 83: "T'wasn't called Jazz back there in those days," pp. 218-219; Sidney Bechet, Treat It Gentle: An Autobiography, N.Y., 1960, 1978, pp. 1-5; pp. 62-67; Alan Lomax, Mr. Jelly Roll: The Fortunes of Jelly Roll Morton, New Orleans Creole and "Inventor of Jazz," Berkeley, 1950, 1973, 2001, p. x, pp. 124-126.
(5)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Robert K. Barnhart, editor, 1988, USA, p. 551; Oxford Dictionary Online, Oxford Univ. Press, 2005, http;//dictionary.oed.com, 5/31/2005; "Jazz...origin unknown."
(6) Peter Tamony, Origin of Words, San Francisco Wasp, March 17, 1938, p. 5; Tamony, Jazz, The Word, Jazz: A Quarterly of American Music, ed. Ralph Gleason, Phillip Elwood, October, 1958, pp. 34-45 ; Tamony, JEMF Quarterly, Spring, 1981, pp. 9-11; Dick Holbrooke, Our Word Jazz, Storyville magazine, January, 1974, p. 58.
(7) Tamony, Jazz, The Word, Jazz: A Quarterly of American Music, p 35; OED Online, March 31, 2005,
(8)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p. 551; Tammany, Jazz, The Word, p. 46; Holbrooke, Our Word Jazz p. 58; Fradley H. Garner and Alan P. Merriam, The Word Jazz, The Jazz Review, Vol. 3, No. 3, March-April, 1960, pp. 39-40. David Meltzer, Writing Jazz, San Francisco, 1996, p. 3, quoting Eileen Southern on 'Jazzbo Brown' etymology.
(9) Jesse Sheidlower, MSN Slate Magazine Online, , December 11, 2004)
(10)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p. 789, "Phony or phoney, adj. not genuine, fake, sham. 1900American English; perhaps an alteration of Earlier English slang fawney a gilt brass ring used by swindlers (1781), borrowed from the Irish fáinne ring."
(11) Holbrooke, Our Word Jazz, Storyville magazine, pp. 5658.
(12) Tamony, JEMF Quarterly, p. 11: "Merriam-Garner materiallays to rest the alleged Arabic-African roots of the word. It details failoure to find the word 'jaz' in the literary work of Lafcadio Hearn; Holbrooke, p. 58, citing Lafcadio Hearn biographers Bisland, Krehbiel, Brenner, Thomas, Tinker, Hutson, et al.
(13) OED Online, March 31, 2005, quotes the August 1917, Kingsley NY Sun article and quotes a Dr. Bender, quoted in the NY Times in 1950, who cites Lafcadio Hearn bogus "Creole dialect" jazz meaning "to hurry up."
(14) Louis Armstrong, In His Own Words, NY, 1999, pp. 83, 218, 175
(15) Louis Armstrong, In His Own Words, pp. 33, 83. Big Shot: "Seód, al. seud, [Irish, séad], a jewel, often used figuratively, Hero, valiant man, chief or warrior." Faclair Gaidhlig Bu Beurla Le Dealbhan, Illustrated Gaelic-English Dictionary, Glasgow, 1901, 1994, p. 808; see also Robert Goffin, Horn of Plenty: The Story of Louis Armstrong, N.Y. 1947, pp. 109, 111: "(In 1917) Joe Olivershowed Louis a letter from Freddie Keppard. In it Freddie reported that the new music known as ragtime in New Orleans was called Jazz in Chicago and it was creating a torm."
(16) Treat It Gentle, An Autobiography, Sidney Bechet, p. 3; Martin Williams, Jazz Masters of New Orleans, 1967, NY, p. VI )
(17) Bechet, p. 3
(18) Philip Elwood, SF. Examiner-Chronicle, Sunday , November 10, p. B4/1-2; Ralph Gleason, SF. Chronicle, Nov. 1, 1968, p. 47, col. 7-8.
(19) Transcript of 1972 Interview: Chico Hamilton with Les Tomkins online
(20) Tamony, JEMF Quarterly, p. 13; Ralph J. Gleason, S.F. Chronicle, Nov. 1, 1968, p. 47, col. 7-8..
(21) PBS Online, Think Tank with Ben Wattenberg, official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Dr. Billy Taylor, 2003;
(43) ) Peter Tamony, Origin of Words, San Francisco Wasp, March 17, 1938; Tamony, Jazz, The Word, Jazz: A Quarterly of American Music, ed. Ralph Gleason, Phillip Elwood, October, 1958: Scoop Gleeson 1938 article "I Remember: The Birth of Jazz" in S.F. Call-Bulletin, Sept,. 3, 1938, reprinted in full, p. 40; Tamony, JEMF Quarterly, Spring, 1981. NYU librarian, George Thompson, using a computer search engine discovered one earlier baseball "jazz" on April 2, 1912 in anonymously written article in Los Angeles Times, part III, pg. 2: Ben's Jazz Curve. However, the old "jazz" fizzled in L.A. Times and did not reappear again until 1917-1918.
(44) San Francisco Bulletin newspaper: see especially: March 3, 6, 8, 14, 24, 29, April 2, 9, 10 (also Breton cartoon), 14, 25, May 1, 1913
(45) SF Bulletin, Mar. 3, 1913, p. 13
(46) Dineen, p. 821. Ónna, a., simple, silly.
(47) S.F. Bulletin, March 6, 1913, p. 16, cols. 6-7.
(48) The Original Roget's Thesaurus, 1852, 1965, N.Y., p. 102
(49) Teine caor, al. tine caor: a raging fire, lightning. Dineen, p. 1200.
(50) Teine, Dineen, p. 1200; tine, Ó Dónaill, p 1235; teine, Dwelly, p. 943.
(51) Caor, Dineen, p. 163, Ó Dónaill, p. 189; caoir, p. 163, caor, p. 165
(52) Teas, Dineen, pp. 1194-95, Ó Dónaill, pp. 1221-22, Dwelly, p. 942. Teas, heat, passion; Irish synonyms: ainmhian, an-suim, díochracht, díograis, grá, paisean, teasaíocht. Corpas Comhthreomhar Gaeilge-Béarla, Kevin P. Scannell. 2004:
(53) Teasaí, Dineen, pp. 1194-95, Ó Dónaill, pp. 1221-22, Dwelly, p. 942.
(54) Mícheál Ó Siadhail, Learning Irish, pp. 2-4, Sec. 4, 5, 6.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lender consonants varies somewhat from dialect to dialect; for example [t´] is an affricate [t_] in Ulster, a palatalized [tj] in Connacht, and an apical postalveolar [t] in Munster.--Eamonn Mhac an Fhailigh, "The Irish of Erris, Co. Mayo." Notes on affricates: The slender T and D. Daltaí Boards: The Irish pronunciation rule of the slender T. The Rule of Tír. Daltaí Board, Padraig, Jan 28, 2005. http://www.daltai.com/discus/messages/board-topics.html. "Taunt...of uncertain origin." (Barnhart, p. 1118.)
(55) S.F. Bulletin, March 8, 1913, p. 12
(56) S.F. Bulletin, March 14, 1913, p.20. See also "jazzers."
(57) History of Mission Springs Hotel, Sonoma County, California. Online:
(58) S.F. Bulletin, March 29, 1913, p. 26. (see also March 14, 1913
(59) S.F. Bulletin, April 10, 1913, p. 14 (see also: April 2, 1913, p. 17.
(60) Four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San Francisco: Assembly District 22, see examples: 508 534 Connecticut Street; 605-665 Arkansas Street; Precinct 27, SD4; Dolores Street; Assembly Dist. 25, Precinct 28, SD4: see 2688, 2690 24th Street,1069-1081 Dolores Street; Precinct 88, 1061-1065 Dolores St.; Precinct 48-50; Precinct 52; Precinct 150-159.
(61) 14th Census, Kings County, NY (Brooklyn), see examples: ED 910-912 (Greenpoint); 14th Census, Springfield, Illinois see: ED 119-120; Portland, Maine.
(62) Holbrooke, Storyville, Hopkins' article reprinted, pp. 52-55; S.F. Bulletin, April 5, 1913, back page number illegible.
(63) S.F. Bulletin, April 25, 1913, p. 19. "Seals SizzleH.E.A.T."
(64) S.F. Bulletin, May 1, 1913, p. 16
(65) S.F. Bulletin, May 1-31, 1913. May 1, 1913, subhead, p, 16. "Hoodoo, May 29, 1913, "Seals in Last Place."
(66) S.F. Bulletin, July 7, 1913: Breton cartoon: You Could Save Time by Calling Up the Undertaker First, p. 14.
(67) S.F. Bulletin, July 24, p. 15, Seals Lose 15 of 16 games; July 31, 1913, Seals in "cellar;"
(68) Fort Wayne Sentinel, Box: Best Sellers in City Slang, June 4, 1913, pg. 8, col.5.
(69) Oakland Tribune, October 4th, 1913, pg. 8 (illegible), col. 7.
How the Irish Invented Jazz
By DANIEL CASSIDY
"A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72; 1976) examples first printing of the word (jazz) in relation to music, The Bulletin, San Francisco, March 6, 1913, 'Its members trained on ragtime and jazz.'" (1)
"What is the 'jazz?' Why, it's a little of that 'old life,' the 'gin-i-ker,' the 'pep,' otherwise known as the enthusiasalum" Edward "Scoop" Gleeson, San Francisco Bulletin, March 6, 1913. (2)
"Spell it Jass, Jas, Jaz, or Jazz nothing can spoil a Jass band. Some say the Jass band originated in Chicago. Chicago says it came from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being away across the continent." Victor Record Review, March 7, 1917 (3)
Born in the slum and dockside streets of the port city of New Orleans, and at the rural crossroads of American South, and popularized in the dance halls and cabarets of Chicago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Great World War, the roots and origin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music called "Jazz" have been researched and documented for almost a century in a slew (slua, a multitude) of scholarly articles, popular magazines, books, newspapers, plays, radio shows,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 and Hollywood films. (4)
Condemned and vilified as a "cultural plague" by the yackin' (éagcaoin, pron. yeeag-keen, complaining, lamenting) upper-middle class swells (sóúil, comfortable, wealthy) and cultural gatekeeper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d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Jazz music is enshrined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American culture by elite institutions like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 The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NYC's Lincoln Center,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Broadcasting Network.
Foundational Jazz musicians like Louis Armstrong, Duke Ellington, Sidney Bechet, Sarah Vaughan, Ella Fitzgerald, and Charles Mingus have been honored by Presidents, Parliaments, Prime Ministers, Kings, and Queens.
Jazz music has jazzed up High Society.
But dat ol' woid "Jazz" is still a motherless chil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all agree that the origin of the word Jazz is "not known."
Jazz, n, 1913. American English, a kind of ragtime dance (sic), perhaps related to earlier jasm, energy, drive (1860) apparently of African origin...The source of Jazz in English is not known. By 1922 jazz was applied to the music (sic)...originating among American Blacks. The meaning of energy, excitement, pep is first recorded in 1913, again perhaps influenced by the earlier jasm." (5)
Writers, crackpots, and scholars have proposed a mind-boggling variety of etymologies for the word Jazz: the name of a dancing slave named "Jasper" the moniker of the mythical musician "Jasbo" Brown;" the French word "chasse" for the gliding dance step that gave us the American word "sashay;" the Creole French "jaser," meaning "useless talk;" a New Orleans perfume called "jasmine;" and the Arabic "jazib," meaning "one who allures." (6)
John Philip Sousa, the American march composer and band leader believed the word "Jazz" came into American speech through "Jazzbo," 1890's Vaudeville slang for the rousing rollick of the finale, when performers would come back out on stage to gad about and cavort for the audience. (7)
The birth of the music called "Jazz" with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has led others to look for an origin in African languages, such as the Mandingo "jasi" and the Wolof "yees," meaning to "step out of character." But, these etymologies have been rejected by American and African language scholars.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e words Jass or Jazz in any African-American slave narratives, oral histories, folk songs, or recorded vernacular speech, prior to 1913. The late Alan P. Merriam,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wrote in 1974: "I have never found the word in Africa." (8)
Jesse Sheidlower, editor at large for the Oxford American English Dictionary, wrote in Slate magazine, in December, 2004: "The African etymology of jazz was fabricated by a New York press agent in 1917." (9)
The press agent was the glib master of baloney and hoopla, Walter Kingsley, whose tongue-in-cheek article on the new word Jass: "Whence Comes Jass?" was published in August 1917 in the NY Sun. Kingsley's phoney African etymology of Jazz was first exposed as a scam ('s cam, is crooked, dishonest, a deception) by the writer and researcher Dick Holbrooke, who reprinted it in full in Storyville jazz magazine in January, 1974. (10)
"Variously spelled Jas, Jass, Jaz, Jazz, Jasz, and Jascz. The word is African in origin. It is common on the Gold Coast of Africa and in the hinterland of Cape CastleIn his studies of the creole patois and idiom of New Orleans Lafcadio Hearn reported the word 'jaz,' meaning to speed things up was common among blacks of the South and had been applied by the creoles (sic) as a term to be applied to music of the syncopated type No doubt the witch doctors and medicine men on the Congo used the same term at those jungle "parties" when the tom-toms throbbed and their sturdy warriors gave their pep an extra kick (ed. italics) My own personal idea of jazz and its origin is told in this stanza by Vachel Lindsay:' Fat black bucks in a wine barrel roomWith a silk umbrella and the handle of a broom. Boomlay, Boomlay, Boomlay BOOM.' Lindsay is then transported to the Congo and its feats and revels and he hears, as I have heard, a 'thigh bone beating on a tin pan gong.' Mumbo Jumbo is the god of jazz. Be careful how you write of jazz else he will hoodoo you." (11)
If so, a hoodoo (uath dubh, pron. hooh dooh, a dark specter, a malevolent phantom) haunts the slick hack Walter Kingsley's "ground sweat" (grian suite, sunny site, fig. grave) for writing such racist tripe (dríb, filth).
Kingsley's faux-linguistic treatment of the word "Jass" has been quoted in the academic echo chambers by dude (dúd, numbskull) scholars, historians, lexicographers, and etymologists" galore (go leor, plenty, abundant, enough.) His facile, literate mullarkey on the word "Jass"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cute (ciúta, a clever quip, an ingenious trick) publicity gimmick (camóg, a crooked device; an equivocation, a trick) to boost his Big Shot (Séad, Seád, pron. "shod," a jewel, fig. a big chief) client Florenz Ziegfeld's summer musical spectacular Midnight Frolic, which featured the new hot music called "Jass" on the cool snazzy (snasach, pron. snassah, elegant) roof of the swank (somhaoineach, pron. suhwainek, wealthy, profitable) New Amsterdam hotel in midtown Manhattan. The NY Sun's editors got the joke and Flo Ziegfeld's advertising moolah (moll óir, pile of gold or money), humorously entitling Kingsley's piece: Whence Comes Jazz? -- Facts from the Great Authority on the Subject. (12)
Kingsley's putative source, the writer Lafcadio Hearn, never used the word "Jazz" or "Jass" or "Jaz" in any of his books, articles, or letters, a fact confirmed by Richard Holbrooke and Hearn's biographers. But, the Hearn bunkum (buanchumadh, pron. buan-kumah, perpetual invention, long made-up tale, fig. a shaggy dog story), and Kingsley's outrageously racist NY Sun article continues to be cited by American and English dictionaries. (13)
African-American Musicians' Hatred for the Word "Jazz"
The words "Jass" or "Jazz" were not used by any of the foundational African-American New Orleans musicians -- from Buddy Bolden and Bunk Johnson to Joe "King" Oliver, Sidney Bechet, and Louis Armstrong -- prior to the release of the first "Jass" record in history: Dixieland Jass One Step and Livery Stable Blues, in New York City, in March 1917. (14)
Louis Armstrong wrote in 1944: "I moved back home with my mother (in 1918). I was working at Tom Anderson's Cabaret located on 'Rampart...Lots of Big Shots from Lulu White's used to come there...And I was playing the Cornet. We played all sorts of arrangements T'wasn't called 'Jazz' back there in those days They played a whole lot of Ragtime music. We called it Dixie Jazz, in the later years." (15)
The influential New Orleans Creole reedman Sidney Bechet, who was a native speaker of French Creole Vernacular, called the music "ragtime" all his life. In his autobiography, "Treat It Gentle," Bechet set the tone for succeeding generations of African American musicians, who have expressed contempt and even hatred for the name "Jazz" for their music: "What does Jazz mean to you when I come up behind you: 'Jazz,' I say, 'what does that do to you? That doesn't explain the music." (16)
Bechet wrote: "But let me tell you one thing: Jazz, that's a name the white people have given to the music (my italics). There's two kinds of music. There's classic and there's ragtime. When I tell you ragtime, you can feel it, there's a spirit right in the word...But Jazz Jazz could mean any damn' thing: high times, screwing, ballroom. It used to be spelled Jass..." (17)
In 1968, at the height of the Black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back to back newspaper columns by San Francisco music critics Ralph Gleason of the Chronicle and Philip Elwood of the Examiner, the Chicago bandleader and drummer "Big Black" got right to the point: "We should kill Jazz, wipe jazz out...Jazz is not the proper name for anybody's musicThe truth is that jazz as a word is vulgar and profane and we should tear it down and then there won't be any jazz clubs, there will be music houses. The jazz image is a funky image. We ought to get a coffin and have a parade and bury it....It got the name through sarcasm, through misunderstanding...and jazz is no title for this music.'"
"They slapped that 'jazz' on the Black man's music to make sure everyone would treat it as an inferior kind of artistry." (18)
Chico Hamilton was interviewed by Les Tomkins in 1972: "The fact is music is a multi-billion dollar business now; it's come a long way. They've got away from using the word jazz, in many cases,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it's not a good word anyway. Originally, it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music. That's Mr. Ellington's bone of contention also, that it should be called something else." (19)
Duke Ellington said naming African-American music "Jazz" was equivalent to calling it a "four letter word." At a meeting of the California Arts Commission in Monterey in the 1960s, when one of the Commission members said that the word Jazz came from New Orleans, Duke Ellington said: "They didn't learn it there" Ellington later added, "By and large, jazz always has been like the kind of man you wouldn't want your daughter to associate with. The word 'jazz' has been part of the problem. In the 1920s I used to try to convince Fletcher Henderson that we ought to call what we were doing 'Negro music.' But it's too late for that now. This music has become so integrated you can't tell one part from the other so far as color is concerned." (20)
In 2003, Pianist and composer Billy Taylor confirmed that the negative attitude of African American musicians towards the word "Jazz" hasn't changed since Sidney Bechet's day. He spoke to Ben Wattenberg on the PBS program Think Tank.
Ben Wattenberg. "Is it true that Ellington never said that he played Jazz; that's not a word he used?"
Billy Taylor: "He hated the term, as many jazz musicians do. We're saddled with it. But the music was always called something by someone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usic itself. So the (term) ragtime came from other sources. The term Dixieland, swing, almost all of the categories that jazz is divided or subdivided into were named by people who didn'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usic. And all of the musicians hated the term (my italics) because they felt that the terms were too confining... So the terms, we're saddled with them. (Duke Ellington) called Jazz Negro music, because he was trying to write music that reflected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 and the expressions and emotion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race...
...
"Actually (Ellington) was an international musician...jazz was created by African slaves and it came out of the spiritual, it came out of some of the work songs...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bring any cultural supports...as people who were a part of this country. And so that's why African music is African American, and it's what happened when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had to refashion their cultural expressions to fit a new situation." (21)
II San Francisco "Jazz" 1913
In a series of groundbreaking articles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the word Jazz, written between 1938 and 1981, the world-class San Francisco sanasán (vocabularist, etymologist), researcher, archivist, and folklore collector, Peter Tamony, shocked Jazz scholars when he revealed that the word "Jazz" burst into pri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in the spring of 1913, in the sports pages of the San Francisco Bulletin in the jazzy prose of a natty (néata, neat, dapper) 27 year old San Francisco Irish-American baseball scribe with the snazzy moniker of "Scoop" Gleeson.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 strength of Peter Tamony's pre-Cyber Age grassroots scholarship that since the 1938 publication of his first article on the 1913 birth of the word "jazz" in San Francisco, only one earlier published example of "jazz" has been discovered by countless researchers, scouring thousands of published sources with the aid of computers. In 2004, using an historical newspaper data base and computer search engine, NYU librarian George Thompson found the word "jazz" in an anonymously written sports snippet in The Los Angeles Times, published on April 2, 1912, entitled Ben's Jazz Curve. Curiously, the "jazz" fizzled out in The L.A. Times after this single appearance. But, less than a year later, the new word "jazz" sizzled into print in San Francisco forever. (43)
In a series of "Special Dispatches" written from the San Francisco Seals baseball team's spring training camp at Boyes Hot Springs, Sonoma county, forty miles north of the city, and from Recreation Park stadium in the heart of the old Mission District, sports reporter "Scoop" Gleeson used the new word "Jazz" more than forty times in March and April, 1913. This hot word "Jazz" soon spread like verbal wildfire to the Bulletin sports headlines, other reporters, feature stories, and even the cartoons. (44)
Gleeson's first use of the word "Jazz" was on March 3rd, 1913: "McCarl has been heralded all along the line as a "busher," but now it all develops that this dope is very much to the "jazz." (45)
What "Scoop" Gleeson was saying here in early 20th century vernacular was that local baseball "experts," fans, and sports writers had put out the skinny" that the new Seals rookie George McCarl was an inexperienced "bush leaguer," or rural amateur league player. But, all this bad talk and gossip (dope) was nothing but the "Jazz," meaning a lot of "hot air" and baloney (béal ónna, pron. bail owny, foolish talk). Young George McCall, "Scoop" wrote, was an "experienced player" with six years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experience. (46)
Then three days later on March 6th, 1913, under the full page banner headline: "Seals Return From the Spa to Tackle the Famous White Sox!" the Bulletin editors gave "Scoop" Gleeson a full front page ballyhoo, a four paragraph, two column-wide lead, set in boldface type, to define the hot new word "Jazz" to San Francisco baseball fans.
"Come on, there Professor, string up the big harp and give us all a tune Everybody has come back to the old town full of the old 'jazz' and they promise to knock the fans off their feet with their playing.
"What is the 'jazz?' Why, it's a little of that 'old life,' the 'gin-i-ker,' the 'pep,' otherwise known as the enthusiasalum. A grain of 'jazz' and you feel like going out and eating your way through Twin Peaks. It's that spirit which makes ordinary players step around like Lajoies and (Ty) Cobbs
"'Hap' Hogan gave his men a couple of shots of 'near-jazz' last season and look what happened -- the Tigers became the most ferocious set of tossers in the league. Now the Seals have happened upon great quantities of it in the quiet valley of Sonoma and they're setting the countryside on fire." (47)
What did this hot new word "Jazz" mean to "Scoop" Gleeson in March 1913? The synonyms he used for "Jazz" were "pep," "enthusiasalum," the "gin-i-ker," and "spirit."
"Pep" is "hot" like pepper, from which it is derived, and is defined by Roget's Thesaurus as "energy," "spirit," "fire," and "vim." While Scoop's marvelous invented word "enthusiasalum" showed that the young "Scoop" Gleeson had linguistic pizzazz. (48)
But what did the mysterious synonym "gin-i-ker" mean? And how were great quantities of "Jazz" setting the Sonoma countryside on fire?
The answer is Irish.
The "Gin-i-ker" is the phonetic spelling of the Irish word-phrase "Tine Caor" (pron. jin-i-ker) and means "raging fire and lightning." It is the gin-i-ker (tine caor, a thunderbolt of fire) that produces "Jazz" (Teas, pron. jass, heat). (49)
Gin-i-ker
Tine caor (pronounced jin-i-ker)
Raging fire, lightning.
Tine, al. Teine (pron. jin-ih, chin-eh), fire; conflagration, incandescence; luminosity, flash. (50)
Caor (pron. kayr), a thunderbolt, a meteor, a round mass of flame, a glowing object. (51)
Jazz is the phonetic spelling of the Irish and Gaelic word Teas, meaning "heat and highest temperature."
Jazz
Teas (pron. jass or chass)
Heat, warmth, passion, excitement, fervor, ardor, zeal, enthusiasm, anger, and highest temperature. (52)
The ancient Irish word Teas (pron. jass, heat) was reborn in a 20th century Irish American gob (cab, pron. cob, mouth) as Jazz: the hottest American word of the 20th century.
Teas spelled "jazz" by "Scoop" Gleeson holds within it the divine racket (raic ard, loud ruckus) and clamour (glam mór, great howl) of the "Jazz" (Teas, pron. jass, heat, passion, excitement) of Irish American Vernacular and African American Music.
Jazz is always jazzy (teasaí, pron. jassy, hot, exciting, and passionate).
Jazzy
Teasaí (pron. jassy or chassy), adj.
Hot, warm, passionate, exciting, fervent, enthusiastic, feverish, angry. (53)
But how does an Irish word spelled Teas, which looks like it sounds like the English word "tease," become pronounced "Jass" in an Irish or American puss (pus, a mouth, lips, fig. a face)?
The Jazz (Teas, pron. jass, heat) of the Affricate
"The Rule of Tír" (tír, land, country) states that the Irish word Tír can be correctly pronounced "jeer, cheer, or tear" in the Irish language. So, too, the Irish word Teas, meaning "heat," can also be pronounced "jass" in Ulster and North Mayo, "chass" in Connaught, or "t'ass" in Munster, the three living dialects of the Irish language.
In Ulster and Connaught Irish, and in the languages of Scots-Gaelic and Manx, the word Teas, meaning "heat," is pronounced "jass" or "chass" and is called an affricate, which is a speech sound consisting of a stop and a fricative articulated at the same point.
The sound of the slender consonant "T" in the Irish word Teas (pron. "jass" or "chass"), meaning "heat," is created by blocking the air and then releasing it with friction against the palate. The sound produced resembles the "J" in the English word "joy" or the "Ch" in "chair." (54)
The fricative friction of the affricate produces the "heat" of Teas (pron. "jass" or "chass," heat, highest temperature), which is itself a word that is in a constant state of "Jazz" both in its meaning and in the natural physical law embodied in its articulation.
Dig it or not (Tuig é nó ná, pron. dig ay no naa, understand it or not), Jazz is an Irish and American word with naturally jazzy (teasaí, pron. "jassy." hot) onomatopoeia.
The Waters of Boyes Hot Springs, California
On March 8th, 1913, "Scoop" Gleeson wrote that the San Francisco Seals baseball team kept their Jazz in a can. . "Spence the catcher zipped the old pill around the infield. He opened a can of 'jazz' at the tap of the gong. Henley the pitcher put a little more of the old 'jazz' on the pill." (55)
On March 14th, "Scoop" told his readers precisely where to find the Jazz. It was in the jazzy (hot) waters of Boyes Hot Springs where, he wrote: "there's "jazz" in the morning dew, "jazz" in the daily bath, and "jazz" in the natural spring water" (56)
It was the Jazz of the gin-i-ker at the earth's core that caused the jazzy spring water of Boyes Hot Springs to bubble up and effervesce with 135 degrees Fahrenheit of natural Jazz.
On a website, almost ninety years later, the Mission Springs Hotel in Boyes Hot Springs, California, in Sonoma's Valley of the Moon, is still extolling the heat and healing properties of the natural spring water on its website: "Paradise found - where Mother Nature has generously combined health enhancing water and minerals heated to 135 degrees of perfection, 1,100 feet within the Earth's core."
It is the earth's water in a sizzle that is the hydrothermal womb where the "old jazz" became "life." (57)
By March 29th, 1913, the San Francisco Seals were a lifeless fizzle; though Scoop's snazzy prose still had pizzazz. "Scoop" used the hot new word Jazz more than ten times in this single story. (58)
Under the headline: "Now the Local Players Have Lost the "Jazz" and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It, "Scoop" lamented: "The poor old Seals have lost their 'jazz' and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it. It's a fact, gentle reader, that the 'jazz,' the pepper, the old life, has either been lost or stolen, and that the San Francisco club of today is made up of 'jazzless' Seals.
"There is a chance that the old 'jazz' was sent by parcel post, which may account for its failure to arrive yesterday
"The Seals pitcher, "Cac" Henley will need a gallon of 'jazz' From the way the White Sox stacked up, one might have suspected that they were inoculated with the 'jazz' during their stay in the Valley of the MoonSuffice it to say that the Seals were without the 'jazz' and they played in last season's faulty style. .... Manager Del had better send for the 'jazz' wagon -- Quick! Quick! Bring on the old 'jazz!'"
Then on April 10th, 1913, the word "Jazz" brought its Irish American verbal heat and excitement to the comic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In a five-column wide Bulletin sports page cartoon headlined: "Justin Fitzgerald, the Santa Clara Lightning Bolt," the speedy Fitzgerald was drawn by the cartoonist Breton a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gin-i-ker" with the head of a man and a lightning bolt for a body. (59)
In the cartoon the hapless Seals' infielders lurch and stumble, while the young slugger (slacaire, a batter) zaps around the bases like a "blue streak." In the cartoon's foreground, a fan in a slouch hat cracks to three cronies (comh-róghna, pron cuh-roney, fellow-favorites, mutual-sweethearts) in the stands: "He's full of the 'old jazz.'"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artoon, beyond the left field fence of Recreation Park at 15th and Valencia, in the Mission District's old "Irishtown" neighborhood, Breton has sketched in the steeple of Mission Dolores Cathedral and the hills of San Francisco's Twin Peaks.
In the hot spring of 1913, on the eve of a Great World War, there were thousands of native Irish-speakers and their first-generation Irish-American children living in the breac-Ghaeltachta parishes and neighborhoods surrounding the old Seals' stadium. Their old Mission District spiel (speal, cutting satiric speech) was peppered with the phonetic Jazz of the Irish language. (60)
In 1920, the U.S. Federal Census recorded hundreds of breac-Ghaeltachta, containing thousands of Irish speakers in American cities as geographically diverse as San Francisco, Boston, New York City, Springfield, Illinois, Butte, Montana, and Portland, Maine. (61)
By mid-April 1913, the word Jazz had become so hot in San Francisco that Bulletin columnist Ernest Hopkins devoted an entire feature story to this local verbal phenomenon. Hopkins' jazzy column was a lulu, illustrated with a cartoon of a dude (dúd, a dolt, a numbskull) in a swell three-piece suit, presumably Hopkins himself, precariously balancing the letters J-A-Z-Z on the tip of his middle-class snoot (snua ard, lofty visage.) (62)
In Praise of "Jazz" A Futurist Word Which Has Just Joined the Language
by Ernest Hopkins, April 5, 1913, S.F. Bulletin
This column is entitled "What's Not in the News" but occasionally a few things that are in the news leak in. We have been trying for some time to keep these things out, but hereby acknowledge ourselves powerless and surrender.
This thing is a word. It has recently become current in the Bulletin office through some means which we cannot discover but would stop up if we could. There should be every precaution taken to avoid the possibility of any more such words leaking in to disturb our vocabulary.
This word is "JAZ." It is also spelt "Jazz," and as they both sound the same and mean the same, there is no way of settling the controversy. The office staff is divided into two sharp factions, one of which upholds the single z and the other the double z. To keep them from coming to blows much Christianity is required.
"JAZZ" (We change the spelling each time so as not to offend either faction) can be defined, but it cannot be synonymized. If there were another word that exactly expressed the meaning of "jaz," "Jazz" would never have been born. A new word like a new muscle only comes into being when it has been long needed.
This remarkable and satisfactory-sounding word, however, means something like life, vigor, energy, effervescence of spirit, joy, pep, magnetism, verve, virility, ebulliency, courage, happiness, oh, what's the use? JAZZ.
Nothing else can express it.
You can go on flinging the new word all over the world, like a boy with a new jack-knife. It is "jazz" when you run for your train; "jaz" when you soak an umpire; "Jazz" when you demand a raise; "jaz" when you hike thirty-five miles of a Sunday; "Jazz" when you simply sit around and beam so that all who look beam on you. Anything that takes manliness or effort or energy or activity or strength of soul is "jaz."
We would not have you apprehend that this new word is slang. It is merely futurist language, which as everybody knows is more than mere cartooning.
"Jazz" is a nice word, a classic word, easy on the tongue and pleasant to the ears, profoundly expressive of the idea it conveys - as when you say a home-run hitter is "full of the old jaz." (Credit Scoop.) There is and always has been an art of genial strength; to this art we now give the splendid title of "jazz."
The sheer musical quality of the word, that delightful sound like the crackling of an electric spark, commends it. It belongs to the class of onomatopoeia. It was important that this vacancy in our language should have been filled with a word of proper sound, because "jaz" is a quality often celebrated in epic poetry, in prizefight stories, in the tale of action or the meditative sonnet; it is a universal word, and must appear well in all society.
That is why "pep," which tried to mean the same but never could, failed; it was a rough-neck from the first, and could not wear evening clothes. "Jazz" is at home in bar or ballroom; it is a true American. "(Ernest Hopkins, S.F. Bulletin, April 19, 1913)
Less than a week later, on April 25th, "Scoop" spelled out the Irish definition of the American word Jazz for his San Francisco readers: "H.E.A.T. is a staple product of Los Angeles and Manager Dillon must have had some of it expressed to Oakland for use in the third game. However, the Seals invoked the aid of "jazz" which keeps equally in hot or cold weather and were thus able to win out on a 3 to 2 score." (63)
By May 1st "Scoop" Gleeson was writing poems to the elusive "jazz."
The old Wolf sat in the clubhouse door,
Hoping that his team might score.
The game rolled on, but he WOULD not go,
Because he loved those umpires so.
(Help! The old "jazz" is out again!). .(64)
By the end of May 1913 the Seals were 9-13 and totally out of "jazz" -- in last place. On June 5th, "Scoop" Gleeson blamed the loss of the old Jazz on an old Irish jinx: "Too long have the Oaks proved to be the hoodoofor the Seals." (65)
Then on July 7th in another large Breton cartoon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sports section, a distraught father rushes about, frantically searching for a bottle of "Jazz" water to revive his sick baby (the S.F. Seals.) But, in store after store, he is unable to find the life-giving "Jazz" to save his kid (cuid, a chuid, a term of affection, mo chuid, my darling) (66)
By July 24th, the Seals were truly sick kids and had lost 15 of the last 16 games. In August, they were in the cellar of the Pacific Coast League without a drop of "Jazz.". At the end of the 1913 baseball season, the San Francisco Seals had finished 5th out of 6 teams. (67)
But that "futurist" San Francisco Irish American Vernacular word "Jazz" was just starting to sizzle into the consciousness and print of American speech and culture.
In early June, 1913, the San Francisco "Jazz" had already whizzed east into Indiana. In a feature story entitled "Best Sellers in City Slang," the Fort Wayne Sentinel reported that the "old jazz" was the "newest slang term in San Francisco." (68)
By the Fall of 1913, Jazz jumped like an electric spark from the baseball diamond to the boxing ring. In The Oakland Tribune on October 4th, the slugger (slacaire, a batter; a mauler, a bruiser) in the story wasn't a Seal hitting a baseball with a smack (smeach, pron. smack, a whack) and a wallop (bhuail leadhb, pron. whual lob, a mighty blow), but two palookas dukin' (tuargain, pron. duargin, hammering, slugging) it out in the ring: "The Sailor was off his feet last night, although Clabby handed him shots of the old _-jazz which made the ex-sailor's knees sag." (69)
The Jazz of Ireland and San Francisco was on its way to becoming the hottest new word of the 20th century.
Daniel Cassidy is founder and co-director of An Léann Éireannach, the Irish Studies Program, at New College of California in San Francisco. Cassidy is an award-winning filmmaker and musician. His research on the Irish language influence on American vernacular and slang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Observer ("Decoding the Gangs of New York"), Ireland's Hot Press magazine,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nd Lá, the Irish-language newspaper. His book, 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Crossroad: How the Irish Invented Slang, will be published by CounterPunch Books in Spring 2007. Cassidy was born in Brooklyn and lives with his wife Clare in San Francisco. He can be reached at DanCas1@aol.com
Footnotes (abridged version)
(1) Cited in Peter Tamony, Jazz: The Word, And Its Extension To Music, JEMF Quarterly, Spring, 1981, p. 10.
(2) Edward "Scoop" Gleeson, San Francisco Bulletin, March 6, 1913, p.13
(3) Victor Record Review, March 7, 1917; cited in Peter Tamony, Jazz: The Word, And Its Extension To Music, JEMF Quarterly, Spring, 1981, p. 10.
(4) Louis Armstrong, Louis Armstrong: In His Own Words, ed. Thomas Brothers, Oxford, 1999, pp. 23-24, 38, 83: "T'wasn't called Jazz back there in those days," pp. 218-219; Sidney Bechet, Treat It Gentle: An Autobiography, N.Y., 1960, 1978, pp. 1-5; pp. 62-67; Alan Lomax, Mr. Jelly Roll: The Fortunes of Jelly Roll Morton, New Orleans Creole and "Inventor of Jazz," Berkeley, 1950, 1973, 2001, p. x, pp. 124-126.
(5)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Robert K. Barnhart, editor, 1988, USA, p. 551; Oxford Dictionary Online, Oxford Univ. Press, 2005, http;//dictionary.oed.com, 5/31/2005; "Jazz...origin unknown."
(6) Peter Tamony, Origin of Words, San Francisco Wasp, March 17, 1938, p. 5; Tamony, Jazz, The Word, Jazz: A Quarterly of American Music, ed. Ralph Gleason, Phillip Elwood, October, 1958, pp. 34-45 ; Tamony, JEMF Quarterly, Spring, 1981, pp. 9-11; Dick Holbrooke, Our Word Jazz, Storyville magazine, January, 1974, p. 58.
(7) Tamony, Jazz, The Word, Jazz: A Quarterly of American Music, p 35; OED Online, March 31, 2005,
(8)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p. 551; Tammany, Jazz, The Word, p. 46; Holbrooke, Our Word Jazz p. 58; Fradley H. Garner and Alan P. Merriam, The Word Jazz, The Jazz Review, Vol. 3, No. 3, March-April, 1960, pp. 39-40. David Meltzer, Writing Jazz, San Francisco, 1996, p. 3, quoting Eileen Southern on 'Jazzbo Brown' etymology.
(9) Jesse Sheidlower, MSN Slate Magazine Online, , December 11, 2004)
(10)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p. 789, "Phony or phoney, adj. not genuine, fake, sham. 1900American English; perhaps an alteration of Earlier English slang fawney a gilt brass ring used by swindlers (1781), borrowed from the Irish fáinne ring."
(11) Holbrooke, Our Word Jazz, Storyville magazine, pp. 5658.
(12) Tamony, JEMF Quarterly, p. 11: "Merriam-Garner materiallays to rest the alleged Arabic-African roots of the word. It details failoure to find the word 'jaz' in the literary work of Lafcadio Hearn; Holbrooke, p. 58, citing Lafcadio Hearn biographers Bisland, Krehbiel, Brenner, Thomas, Tinker, Hutson, et al.
(13) OED Online, March 31, 2005, quotes the August 1917, Kingsley NY Sun article and quotes a Dr. Bender, quoted in the NY Times in 1950, who cites Lafcadio Hearn bogus "Creole dialect" jazz meaning "to hurry up."
(14) Louis Armstrong, In His Own Words, NY, 1999, pp. 83, 218, 175
(15) Louis Armstrong, In His Own Words, pp. 33, 83. Big Shot: "Seód, al. seud, [Irish, séad], a jewel, often used figuratively, Hero, valiant man, chief or warrior." Faclair Gaidhlig Bu Beurla Le Dealbhan, Illustrated Gaelic-English Dictionary, Glasgow, 1901, 1994, p. 808; see also Robert Goffin, Horn of Plenty: The Story of Louis Armstrong, N.Y. 1947, pp. 109, 111: "(In 1917) Joe Olivershowed Louis a letter from Freddie Keppard. In it Freddie reported that the new music known as ragtime in New Orleans was called Jazz in Chicago and it was creating a torm."
(16) Treat It Gentle, An Autobiography, Sidney Bechet, p. 3; Martin Williams, Jazz Masters of New Orleans, 1967, NY, p. VI )
(17) Bechet, p. 3
(18) Philip Elwood, SF. Examiner-Chronicle, Sunday , November 10, p. B4/1-2; Ralph Gleason, SF. Chronicle, Nov. 1, 1968, p. 47, col. 7-8.
(19) Transcript of 1972 Interview: Chico Hamilton with Les Tomkins online
(20) Tamony, JEMF Quarterly, p. 13; Ralph J. Gleason, S.F. Chronicle, Nov. 1, 1968, p. 47, col. 7-8..
(21) PBS Online, Think Tank with Ben Wattenberg, official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Dr. Billy Taylor, 2003;
(43) ) Peter Tamony, Origin of Words, San Francisco Wasp, March 17, 1938; Tamony, Jazz, The Word, Jazz: A Quarterly of American Music, ed. Ralph Gleason, Phillip Elwood, October, 1958: Scoop Gleeson 1938 article "I Remember: The Birth of Jazz" in S.F. Call-Bulletin, Sept,. 3, 1938, reprinted in full, p. 40; Tamony, JEMF Quarterly, Spring, 1981. NYU librarian, George Thompson, using a computer search engine discovered one earlier baseball "jazz" on April 2, 1912 in anonymously written article in Los Angeles Times, part III, pg. 2: Ben's Jazz Curve. However, the old "jazz" fizzled in L.A. Times and did not reappear again until 1917-1918.
(44) San Francisco Bulletin newspaper: see especially: March 3, 6, 8, 14, 24, 29, April 2, 9, 10 (also Breton cartoon), 14, 25, May 1, 1913
(45) SF Bulletin, Mar. 3, 1913, p. 13
(46) Dineen, p. 821. Ónna, a., simple, silly.
(47) S.F. Bulletin, March 6, 1913, p. 16, cols. 6-7.
(48) The Original Roget's Thesaurus, 1852, 1965, N.Y., p. 102
(49) Teine caor, al. tine caor: a raging fire, lightning. Dineen, p. 1200.
(50) Teine, Dineen, p. 1200; tine, Ó Dónaill, p 1235; teine, Dwelly, p. 943.
(51) Caor, Dineen, p. 163, Ó Dónaill, p. 189; caoir, p. 163, caor, p. 165
(52) Teas, Dineen, pp. 1194-95, Ó Dónaill, pp. 1221-22, Dwelly, p. 942. Teas, heat, passion; Irish synonyms: ainmhian, an-suim, díochracht, díograis, grá, paisean, teasaíocht. Corpas Comhthreomhar Gaeilge-Béarla, Kevin P. Scannell. 2004:
(53) Teasaí, Dineen, pp. 1194-95, Ó Dónaill, pp. 1221-22, Dwelly, p. 942.
(54) Mícheál Ó Siadhail, Learning Irish, pp. 2-4, Sec. 4, 5, 6.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lender consonants varies somewhat from dialect to dialect; for example [t´] is an affricate [t_] in Ulster, a palatalized [tj] in Connacht, and an apical postalveolar [t] in Munster.--Eamonn Mhac an Fhailigh, "The Irish of Erris, Co. Mayo." Notes on affricates: The slender T and D. Daltaí Boards: The Irish pronunciation rule of the slender T. The Rule of Tír. Daltaí Board, Padraig, Jan 28, 2005. http://www.daltai.com/discus/messages/board-topics.html. "Taunt...of uncertain origin." (Barnhart, p. 1118.)
(55) S.F. Bulletin, March 8, 1913, p. 12
(56) S.F. Bulletin, March 14, 1913, p.20. See also "jazzers."
(57) History of Mission Springs Hotel, Sonoma County, California. Online:
(58) S.F. Bulletin, March 29, 1913, p. 26. (see also March 14, 1913
(59) S.F. Bulletin, April 10, 1913, p. 14 (see also: April 2, 1913, p. 17.
(60) Four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San Francisco: Assembly District 22, see examples: 508 534 Connecticut Street; 605-665 Arkansas Street; Precinct 27, SD4; Dolores Street; Assembly Dist. 25, Precinct 28, SD4: see 2688, 2690 24th Street,1069-1081 Dolores Street; Precinct 88, 1061-1065 Dolores St.; Precinct 48-50; Precinct 52; Precinct 150-159.
(61) 14th Census, Kings County, NY (Brooklyn), see examples: ED 910-912 (Greenpoint); 14th Census, Springfield, Illinois see: ED 119-120; Portland, Maine.
(62) Holbrooke, Storyville, Hopkins' article reprinted, pp. 52-55; S.F. Bulletin, April 5, 1913, back page number illegible.
(63) S.F. Bulletin, April 25, 1913, p. 19. "Seals SizzleH.E.A.T."
(64) S.F. Bulletin, May 1, 1913, p. 16
(65) S.F. Bulletin, May 1-31, 1913. May 1, 1913, subhead, p, 16. "Hoodoo, May 29, 1913, "Seals in Last Place."
(66) S.F. Bulletin, July 7, 1913: Breton cartoon: You Could Save Time by Calling Up the Undertaker First, p. 14.
(67) S.F. Bulletin, July 24, p. 15, Seals Lose 15 of 16 games; July 31, 1913, Seals in "cellar;"
(68) Fort Wayne Sentinel, Box: Best Sellers in City Slang, June 4, 1913, pg. 8, col.5.
(69) Oakland Tribune, October 4th, 1913, pg. 8 (illegible), col. 7.
Monday, July 24, 2006
Rembrandt
<< Previous Post | The Spark Home | Next Post >>
The Many Faces of Rembrandt van Rijn
By Arnold Chao
Fri, July 14, 2006, 12:01 am PDT
Self-portrait of Rembrandt, 1661
Of all the fine-art superstars, only one painted, drew, and etched nearly 100 self-portraits -- Rembrandt van Rijn, the Dutch Baroque artist. Was he an obsessed narcissist or just a perfectionist refining his craft? Why he was so prolific at whipping up pictures of himself will remain a mystery, but that won't stop art historians from glamorizing his eccentric achievement. Painting in a "dark manner" called tenebrism and using printmaking techniques known as burnt plate oil, Rembrandt emerges with a stoic stare. He gradually ages from his 20s to the year of his death in 1669. Like many artistic geniuses, the life of tragedy boosts fame, and he had his share of both. Although he didn't slice off an ear or kill himself driving drunk, he reputedly dove into poverty and also witnessed loved ones die from the plague. We crave his reactions to these events in each portrait, but creepy lighting and kooky outfits sometimes steal the show. Don't take our word for it; judge Rembrandt's work for yourself in commemoration of his 400th birthday.
Suggested Sites...
The Many Faces of Rembrandt van Rijn
By Arnold Chao
Fri, July 14, 2006, 12:01 am PDT
Self-portrait of Rembrandt, 1661
Of all the fine-art superstars, only one painted, drew, and etched nearly 100 self-portraits -- Rembrandt van Rijn, the Dutch Baroque artist. Was he an obsessed narcissist or just a perfectionist refining his craft? Why he was so prolific at whipping up pictures of himself will remain a mystery, but that won't stop art historians from glamorizing his eccentric achievement. Painting in a "dark manner" called tenebrism and using printmaking techniques known as burnt plate oil, Rembrandt emerges with a stoic stare. He gradually ages from his 20s to the year of his death in 1669. Like many artistic geniuses, the life of tragedy boosts fame, and he had his share of both. Although he didn't slice off an ear or kill himself driving drunk, he reputedly dove into poverty and also witnessed loved ones die from the plague. We crave his reactions to these events in each portrait, but creepy lighting and kooky outfits sometimes steal the show. Don't take our word for it; judge Rembrandt's work for yourself in commemoration of his 400th birthday.
Suggested Sites...
Friday, June 30, 2006
卡夫卡:)
OMG.中国科技大学有位同学说发现《万象》复刊，很高兴。显然是女生了，喜欢关于狄金森的介绍。可是，这篇短文的前边，偏偏是这么一篇文字：天哪，难道还有人继续写这样的文字？Do they really mean it? :)
Philip Roth 在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里写道，David Kepesh到了布拉格，去参观了卡夫卡的墓地，还见到了他从前光顾的那位老妓女。对当地那位前知识分子的描写让我想起昆德拉。最有意思的是，那位捷克人说，凡是无法说清楚的荒唐事件和情景，他们就摇摇头，说上一句：“唉，就是卡夫卡了。”：）大约相当于中国人使用阿Q，可以意会的。卡夫卡=荒诞，阿Q=自欺欺人。：）
-----------------------------
第四版：综合副刊
党的颂歌
(三章)
文舟
党的章程
一点星火，迎着黎明前的黑暗轻轻摇曳，在静候十月革命带来的花期。13名形单只影的先辈，把一叶扁舟划过夜海，寻找着中国第一缕光明。
代表们审视着华厦版图，给多难的中国切脉问诊。星星之火怎样聚焦，才能打捞出水深火热的人民，才能焚毁反动派白色恐怖。
时间是1921年7月，孤帆一叶，与遥远的马列相约，一个政党就这样起航。当中国共产党在烈火中壮大，当新中国在这一只船上诞生，始终不变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诺言。
只是面对鲜艳的党旗，便想到撑着夜色行走的先辈，心就丛生许多感动，只是一想到嘉兴南湖的红船，在风雨中漂摇，爱就变成报国的决心。
没有秘书赶出的长篇讲话，党的章程替代了东亚病夫的处方，一声初啼，撕破了夜色沉沉的中国，露出一角希望。荒芜的田野才有了丰硕的麦穗，农历的十月才有挂果的秋天。
85年前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油印出一缕冲破黑暗的晨曦。
党的生日
先别唱歌，让我沉默一会，我怕惊动长眠于地下的英灵。也先别举杯，数一数中国革命每一枚脚印，都斟满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腔热血。
可是，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得备下85支蜡烛，并唱起歌，低沉的是大渡怒涛，激昂的是夹金山风雪。我还得举杯，醇香的是感恩的汉字，浓烈的是怀念的心情。我还得献花，含苞的是青春的祝福，怒放的是新世纪豪情。
这一天，我揩一把泪水，串成感恩的珍珠，给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件生日的礼品，那是和平环境下自己耕耘的一点收获，那是党的好政策播出的生活美景，那是初级阶段渐渐丰腴的物质生活。
85年的历程，每一步都斟满腥风血雨，每一步都踏向杂草荆棘，每一步都迈向求索的思考，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每一步都摸着石头过河。
点燃85支蜡烛，照亮了无数张面孔，有的倒下了，随枪林弹雨遍插在文明的祖土，变成孩子们教科书里最沉痛的一篇。更多的共产党人，又接到长征的命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画卷，需要赤子的付出，崇高的奉献。
面对党旗
起初是黑夜里点点星火，聚集在一艘小船，后来是白色恐怖中摇曳的烈焰，卷起醒风血雨的画卷。
缝补着密密麻麻的枪眼，那是中国革命充满仇恨的眼睛。尽染着无数先烈的热血，终于燃烧了旧中国的暗夜。
多少人为你前仆后继，多少人为你披荆斩棘，多少人肩着你的使命，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图前，发挥着一分力一分光的爱国热情。
舞动的旗帜是一首诗，大渡河风高浪急的韵脚，一读就读到长征的艰险，飞夺泸定桥的联想，一读就读出浪漫主义无法想象的激情。草地平平仄仄的比喻，煅造着诗的硬度，夹金山缠绵的大雪，考验着弱小的小米加步枪，超越自己。
党旗，鲜艳的画啊，在祖国溢香流彩的大地，春天的故事正在灿烂的阳光下继续，在三峡拦河大坝的涛声中，收获的是科学技术的乐章；在机声隆隆的工厂，出品的是初级阶段的效益；在广袤的田野，收获的是农村脱贫致富的甜蜜……
党旗漫卷东风，960万平方公里的圣土，掀动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点涌起了春天多彩多姿的信息。
又见《万象》
凌研淳
偶过书亭，寻常一瞥却见到了半年未曾谋面的《万象》，虽只是四月的那一期，却欣喜依旧。翻至封底，才知《万象》上一季因故停刊，至今才复刊，个中曲折，恐是唯有编者才能体味。
最后一次见《万象》约摸是在半年前，当时为收心敛性，将积攒了一年半载的书籍杂志托付于人，翻的最后一篇文章好象是袁紫衣写杜拉斯的，当时正值合肥寒冬，屋内供着不算太热的暖气，窗户上还残留着隔夜的冰花。将书箱封口完毕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万象》。
一别半年。
半年之后，看见换成了类似东瀛风格水粉画封面的《万象》，深蓝浓郁的山川和海水，半山腰上露着半边太阳———不知是夕阳还是朝阳。与以往的工笔人物画相比，少了几分清丽，多了一点厚重，多少还是有些不习惯。
卷首是关于Truman.Capote的专稿，还是怀念以前林文月先生的短小精悍的回忆散文,作阅读的开胃汤。细细的读下去还是有喜欢的，比如菊子的《花园中孤独的诗人：艾米莉狄金森》。
每读一篇，每翻一页,总是期待下一篇下一页有个喜爱的作者有篇俏皮的小文，虽然一刊读终了，有些淡淡的失落和遗憾，但终究一扫了前些日子急切等待的心情，神清气爽了起来。
Philip Roth 在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里写道，David Kepesh到了布拉格，去参观了卡夫卡的墓地，还见到了他从前光顾的那位老妓女。对当地那位前知识分子的描写让我想起昆德拉。最有意思的是，那位捷克人说，凡是无法说清楚的荒唐事件和情景，他们就摇摇头，说上一句：“唉，就是卡夫卡了。”：）大约相当于中国人使用阿Q，可以意会的。卡夫卡=荒诞，阿Q=自欺欺人。：）
-----------------------------
第四版：综合副刊
党的颂歌
(三章)
文舟
党的章程
一点星火，迎着黎明前的黑暗轻轻摇曳，在静候十月革命带来的花期。13名形单只影的先辈，把一叶扁舟划过夜海，寻找着中国第一缕光明。
代表们审视着华厦版图，给多难的中国切脉问诊。星星之火怎样聚焦，才能打捞出水深火热的人民，才能焚毁反动派白色恐怖。
时间是1921年7月，孤帆一叶，与遥远的马列相约，一个政党就这样起航。当中国共产党在烈火中壮大，当新中国在这一只船上诞生，始终不变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诺言。
只是面对鲜艳的党旗，便想到撑着夜色行走的先辈，心就丛生许多感动，只是一想到嘉兴南湖的红船，在风雨中漂摇，爱就变成报国的决心。
没有秘书赶出的长篇讲话，党的章程替代了东亚病夫的处方，一声初啼，撕破了夜色沉沉的中国，露出一角希望。荒芜的田野才有了丰硕的麦穗，农历的十月才有挂果的秋天。
85年前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油印出一缕冲破黑暗的晨曦。
党的生日
先别唱歌，让我沉默一会，我怕惊动长眠于地下的英灵。也先别举杯，数一数中国革命每一枚脚印，都斟满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腔热血。
可是，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得备下85支蜡烛，并唱起歌，低沉的是大渡怒涛，激昂的是夹金山风雪。我还得举杯，醇香的是感恩的汉字，浓烈的是怀念的心情。我还得献花，含苞的是青春的祝福，怒放的是新世纪豪情。
这一天，我揩一把泪水，串成感恩的珍珠，给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件生日的礼品，那是和平环境下自己耕耘的一点收获，那是党的好政策播出的生活美景，那是初级阶段渐渐丰腴的物质生活。
85年的历程，每一步都斟满腥风血雨，每一步都踏向杂草荆棘，每一步都迈向求索的思考，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每一步都摸着石头过河。
点燃85支蜡烛，照亮了无数张面孔，有的倒下了，随枪林弹雨遍插在文明的祖土，变成孩子们教科书里最沉痛的一篇。更多的共产党人，又接到长征的命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画卷，需要赤子的付出，崇高的奉献。
面对党旗
起初是黑夜里点点星火，聚集在一艘小船，后来是白色恐怖中摇曳的烈焰，卷起醒风血雨的画卷。
缝补着密密麻麻的枪眼，那是中国革命充满仇恨的眼睛。尽染着无数先烈的热血，终于燃烧了旧中国的暗夜。
多少人为你前仆后继，多少人为你披荆斩棘，多少人肩着你的使命，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图前，发挥着一分力一分光的爱国热情。
舞动的旗帜是一首诗，大渡河风高浪急的韵脚，一读就读到长征的艰险，飞夺泸定桥的联想，一读就读出浪漫主义无法想象的激情。草地平平仄仄的比喻，煅造着诗的硬度，夹金山缠绵的大雪，考验着弱小的小米加步枪，超越自己。
党旗，鲜艳的画啊，在祖国溢香流彩的大地，春天的故事正在灿烂的阳光下继续，在三峡拦河大坝的涛声中，收获的是科学技术的乐章；在机声隆隆的工厂，出品的是初级阶段的效益；在广袤的田野，收获的是农村脱贫致富的甜蜜……
党旗漫卷东风，960万平方公里的圣土，掀动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点涌起了春天多彩多姿的信息。
又见《万象》
凌研淳
偶过书亭，寻常一瞥却见到了半年未曾谋面的《万象》，虽只是四月的那一期，却欣喜依旧。翻至封底，才知《万象》上一季因故停刊，至今才复刊，个中曲折，恐是唯有编者才能体味。
最后一次见《万象》约摸是在半年前，当时为收心敛性，将积攒了一年半载的书籍杂志托付于人，翻的最后一篇文章好象是袁紫衣写杜拉斯的，当时正值合肥寒冬，屋内供着不算太热的暖气，窗户上还残留着隔夜的冰花。将书箱封口完毕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万象》。
一别半年。
半年之后，看见换成了类似东瀛风格水粉画封面的《万象》，深蓝浓郁的山川和海水，半山腰上露着半边太阳———不知是夕阳还是朝阳。与以往的工笔人物画相比，少了几分清丽，多了一点厚重，多少还是有些不习惯。
卷首是关于Truman.Capote的专稿，还是怀念以前林文月先生的短小精悍的回忆散文,作阅读的开胃汤。细细的读下去还是有喜欢的，比如菊子的《花园中孤独的诗人：艾米莉狄金森》。
每读一篇，每翻一页,总是期待下一篇下一页有个喜爱的作者有篇俏皮的小文，虽然一刊读终了，有些淡淡的失落和遗憾，但终究一扫了前些日子急切等待的心情，神清气爽了起来。
Monday, June 26, 2006
度假的假
周末出门，累得东倒西歪，幸亏星期一可以回办公室休息。
说真的，假期出远门玩的东西，不出远门也是可以玩的，但是，如果你不出这趟远门，就总是有别的事情牵挂着，让你玩不成。
去的地方自然是不错，但是，玩的时候，却忍不住跳出自己的躯壳来看自己。TAKE a vacation, CREATE memories, 都太“故意”，Holiday Resort 的所有建筑、景致、设施，都是为了人们游乐而来，目的一明确，令人觉得那么不真实，象是作戏。为什么作戏不好，我也说不清，只是有那么一种作戏的感觉，来了就有一种必须要玩疯了的感觉，不玩疯就觉得自己不对，象小时候没有完成作业一样。
还是自己老了，太清醒了吧，看看臭臭们，那才是真地玩得疯。可是，他们就是不出门，在院子里挖出一条小虫子，也是一样欣喜若狂的。
最近读的昆德拉和ROTH都写过度假胜地，可是他们写的是在度假胜地工作的人，而不是来度假的客人。我们在那里，觉得自己是“主人”，他们是为我们服务的人，其实，我们只是去那里寻找一种逃离现实的虚幻，而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
昆德拉的《轻》、“Farewell Party”等都写了一个度假的地方，尤其是游泳池，酒巴，托马斯就是在那里遇见特丽莎。从工作人员眼里看去，这些客人很少有可爱的。：）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看到一半，David Kepesh 还没有从自己婚姻的破裂里恢复过来。他写了三对婚姻，他自己的父母，他的教授/导师夫妇，他自己的。似乎很无望。人们盼望着婚姻给人提供的陪伴和温馨，但从一个刚刚离婚的眼里看去，一切都是那么绝望：他父母一生算是恩爱，可是他的母亲永远在怀念着年轻时在大都会的律师事务所里的生活，为了爱情她放弃了那种生活，搬到一个偏僻的旅游点，每年夏天为了无数的琐碎操心，只有淡季才能消消停停地用老式打字机工工整整地打出给朋友的信件，那时候她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她的丈夫，在她去世以后无法单独生活，只好卖掉饭店，搬入自己的兄弟家。
David Kepesh的导师八面玲珑，他的太太却十分粗俗，爱搬弄是非，在他们表面的夫唱妇随之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维系，DAVID这个cynic是想不明白的。
DAVID本人在英国荒唐一阵子以后，娶了一个绝色美人，结果两个人在婚姻中的使命就是互相争斗，互相伤害。：）他们都是六十年代性解放的产儿，却又指望用传统的方式维系他们的关系，“我”倒是人模狗样地当起了文学教授，她却忘不了年轻时在香港的冒险。:)“我”是回归了传统的美国主流社会，而“她”却永远成了流浪的吉普赛人。：）
说真的，假期出远门玩的东西，不出远门也是可以玩的，但是，如果你不出这趟远门，就总是有别的事情牵挂着，让你玩不成。
去的地方自然是不错，但是，玩的时候，却忍不住跳出自己的躯壳来看自己。TAKE a vacation, CREATE memories, 都太“故意”，Holiday Resort 的所有建筑、景致、设施，都是为了人们游乐而来，目的一明确，令人觉得那么不真实，象是作戏。为什么作戏不好，我也说不清，只是有那么一种作戏的感觉，来了就有一种必须要玩疯了的感觉，不玩疯就觉得自己不对，象小时候没有完成作业一样。
还是自己老了，太清醒了吧，看看臭臭们，那才是真地玩得疯。可是，他们就是不出门，在院子里挖出一条小虫子，也是一样欣喜若狂的。
最近读的昆德拉和ROTH都写过度假胜地，可是他们写的是在度假胜地工作的人，而不是来度假的客人。我们在那里，觉得自己是“主人”，他们是为我们服务的人，其实，我们只是去那里寻找一种逃离现实的虚幻，而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
昆德拉的《轻》、“Farewell Party”等都写了一个度假的地方，尤其是游泳池，酒巴，托马斯就是在那里遇见特丽莎。从工作人员眼里看去，这些客人很少有可爱的。：）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看到一半，David Kepesh 还没有从自己婚姻的破裂里恢复过来。他写了三对婚姻，他自己的父母，他的教授/导师夫妇，他自己的。似乎很无望。人们盼望着婚姻给人提供的陪伴和温馨，但从一个刚刚离婚的眼里看去，一切都是那么绝望：他父母一生算是恩爱，可是他的母亲永远在怀念着年轻时在大都会的律师事务所里的生活，为了爱情她放弃了那种生活，搬到一个偏僻的旅游点，每年夏天为了无数的琐碎操心，只有淡季才能消消停停地用老式打字机工工整整地打出给朋友的信件，那时候她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她的丈夫，在她去世以后无法单独生活，只好卖掉饭店，搬入自己的兄弟家。
David Kepesh的导师八面玲珑，他的太太却十分粗俗，爱搬弄是非，在他们表面的夫唱妇随之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维系，DAVID这个cynic是想不明白的。
DAVID本人在英国荒唐一阵子以后，娶了一个绝色美人，结果两个人在婚姻中的使命就是互相争斗，互相伤害。：）他们都是六十年代性解放的产儿，却又指望用传统的方式维系他们的关系，“我”倒是人模狗样地当起了文学教授，她却忘不了年轻时在香港的冒险。:)“我”是回归了传统的美国主流社会，而“她”却永远成了流浪的吉普赛人。：）
Monday, June 19, 2006
Philip Roth: Intellectual and Sensuality
Finished The Dying Animal, The Breast, and just started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The sequence of the sequal was: The Breast,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and The Dying Animal. First part of The Dying Animal was OK, second part below OK. The Breast, no matter how good it might be in literary history, nauseates me. Literarily. I had this faint physical discomfort (even disgust) the whole time I was reading it; the image is simply too repulsive. It probably takes a man to come close to understanding that kind of obsession with the female breast - was never quite able to "enjoy" Kafka.
I think the age of the protagonis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my discomfort. David Kepesh was already 70 years old in The Dying Animal, and he was remembering his love affair with a 24 years old when he was 62. Not that I'm against old man vs. young woman; it's just that I never considered a 62-old man a sexual being. I consider any 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exual being and a non-sexual one repulsive, against the laws of love and sensuality. :) Guess I'm wrong to write a 62-year-old off from the sexual world, but still, picturing a 62-year-old naked in bed cannot be pleasant; the worst scene in The Human Stain is when Antony Hopkins showed his bare chest with gray chest hair (OMG), and that's not even during an act. :)
But Roth does touch upon an interesting topic: how simple-minded, innocent young women were drawn towards sophisticated intellectuals (at least in the mind of that intellectual - is there any Freudian complex in here? :)). Once the women feel attracted, they are willing to ignore the age difference, although physically this older man is far less desirable than men of their own age.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money: some women are genuinely attracted to rich men, not just because of the money itself,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charm, the flavor, and the aura that money added to these men, who have proven their capability by accumulating wealth, the same way intellectuals gained their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this sense, intellect is no more sublime than money. :)
on the other hand, men were drawn towards women mostly because of the women's youth, their body, their energy, and their innocense (naivette, stupidity, you name it.) David Kepesh gave up hope for a family life and went on a lifetime pursuit of young women: steady supply from students of his own seminar. :)
But all of a sudden he realized his own mortality, so he started feeeling attached to this 24-year-old who left him for her own life; but how could he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her sense of loss upon the prospect of losing her breast and possibly her life; he did not seem to have replaced the breast as a plaything with any sense of love, companionship, and life itself.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began with a higher note: at least David Kepesh was young when the story unfolded. You could forgive a young person for his adventures, even if many of them have stepped out of boundaries: it is through looking at extraordinary lives of extraordinary folks that we see life more clearly; literary creations are fine sample of human specimen.
The sequence of the sequal was: The Breast,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and The Dying Animal. First part of The Dying Animal was OK, second part below OK. The Breast, no matter how good it might be in literary history, nauseates me. Literarily. I had this faint physical discomfort (even disgust) the whole time I was reading it; the image is simply too repulsive. It probably takes a man to come close to understanding that kind of obsession with the female breast - was never quite able to "enjoy" Kafka.
I think the age of the protagonis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my discomfort. David Kepesh was already 70 years old in The Dying Animal, and he was remembering his love affair with a 24 years old when he was 62. Not that I'm against old man vs. young woman; it's just that I never considered a 62-old man a sexual being. I consider any 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exual being and a non-sexual one repulsive, against the laws of love and sensuality. :) Guess I'm wrong to write a 62-year-old off from the sexual world, but still, picturing a 62-year-old naked in bed cannot be pleasant; the worst scene in The Human Stain is when Antony Hopkins showed his bare chest with gray chest hair (OMG), and that's not even during an act. :)
But Roth does touch upon an interesting topic: how simple-minded, innocent young women were drawn towards sophisticated intellectuals (at least in the mind of that intellectual - is there any Freudian complex in here? :)). Once the women feel attracted, they are willing to ignore the age difference, although physically this older man is far less desirable than men of their own age.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money: some women are genuinely attracted to rich men, not just because of the money itself,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charm, the flavor, and the aura that money added to these men, who have proven their capability by accumulating wealth, the same way intellectuals gained their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this sense, intellect is no more sublime than money. :)
on the other hand, men were drawn towards women mostly because of the women's youth, their body, their energy, and their innocense (naivette, stupidity, you name it.) David Kepesh gave up hope for a family life and went on a lifetime pursuit of young women: steady supply from students of his own seminar. :)
But all of a sudden he realized his own mortality, so he started feeeling attached to this 24-year-old who left him for her own life; but how could he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her sense of loss upon the prospect of losing her breast and possibly her life; he did not seem to have replaced the breast as a plaything with any sense of love, companionship, and life itself.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began with a higher note: at least David Kepesh was young when the story unfolded. You could forgive a young person for his adventures, even if many of them have stepped out of boundaries: it is through looking at extraordinary lives of extraordinary folks that we see life more clearly; literary creations are fine sample of human specimen.
Klimpt's Mona Lisa
WASHINGTON (AFP) - Makeup magnate and fine art enthusiast Ronald Lauder has paid 135 million dollars, the highest known price ever paid for a painting, for a 1907 Gustav Klimt portrait.
The portait, "Adele Bloch-Bauer 1", a gold-encrusted image of the wife of a Jewish sugar industrialist, is considered a masterpiece of the Austrian Art Nouveau painter.
"This is our Mona Lisa," The New York Times quoted Lauder as saying Monday. "It is a once-in-a-lifetime acquisition."
The portait, "Adele Bloch-Bauer 1", a gold-encrusted image of the wife of a Jewish sugar industrialist, is considered a masterpiece of the Austrian Art Nouveau painter.
"This is our Mona Lisa," The New York Times quoted Lauder as saying Monday. "It is a once-in-a-lifetime acquisition."
乘凉
感觉有点象白头宫女:)
-----------------------
夏天的时候，最喜欢的，是酷暑渐散的黄昏时分，那种懒散的从容。一天下来，太阳已经收敛了火气，变得令人舒适地温和；如果有风吹着，那风也从白天的燥热，变得友好地清凉。
满头大汗地吃过了晚饭，洗完了澡，顿觉心清气爽。早就有人探听好了，今天是什么风向，哪个弄堂里最凉快。大人搬了竹床，小孩子提了小板凳，拖着凉拖鞋，踢踢踏踏，乘凉去来。
小时候的印象，祖母是偏高偏胖，极怕热，一到夏天，她的儿女们就变着法子给她消暑避暑。她那时快七十岁了，头发却又黑又密，天热时，只好请理发师把头发打薄。
祖母的夏装也很凉爽轻薄，黑色棕色的丝绸小褂，有她自己盘的布扣，也有商店里买来的玻璃扣、塑料扣，长袖短袖都有，裤子却一律是长裤。她是小脚，从来不穿拖鞋凉鞋，不管天多热，她都是长裤布鞋，一身整齐。父亲搬了竹床，祖母去那里坐了，我喜欢去给她打扇。周围也有许多大人小孩，也有人在说笑着讲着故事，讲的什么故事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只记得我手里拿着祖母的鹅毛扇从背后给她打扇，她在说笑着讲着故事，讲着讲着她的声音越来越远，讲着讲着，我手里的扇子到了她手里，她给我打着扇，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睡在家里的床上。
祖母略有些洁癖，也爱收拾打扮，一辈子讲究整洁，临终却没有逃过一劫。住防震棚那一年，大人都变得特别温和，也有时间屈尊和我们玩了，妈妈也将所有库存的好东西拿出来烧给我们吃，我们小孩子都有些欣喜若狂。只有祖母，高大的身体小小的脚，酷暑间在防震棚里爬进爬出，除了难受，还有失去体面时极度的难堪。她每每感慨，老来受这样的罪，一定是前世作了孽。
乘凉时，我们都要忙着吃打瓜。打瓜其实是一种小西瓜，大小相当于美国超市里偶尔见到的“光棍瓜”（Personal Watermelon)。瓜虽不大，里面的瓜子却是奇大奇多，说是吃打瓜，其实没多少瓜瓤，主要是为了吃出里面的瓜子。我们一人捧了一只，搏斗一阵后，每个人身边就有一堆黑黑的饱满的瓜子，还有一只掏空了的打瓜壳，可以当头盔戴在头上。我爱吃瓜子，想到瓜子的来路，却是不肯吃西瓜子。
打瓜的味道甜中带酸，浓而不腻，比起来，大西瓜就显得有些粗糙平常。短而圆、皮色深绿的西瓜还好，那皮色淡绿、大冬瓜型的西瓜，尤其是多雨年份的西瓜，便要逊色许多。笨笨的大西瓜，宜中午日头正旺时，稀里哗啦、大包大揽地啃，而打瓜则适合在半明半暗的黄昏中，不紧不慢地、息息索索地嚼。
没有冰箱的时候，每一根冰棒都是至宝。手里的几分钱已经攒出了汗，却还是拿不定主意买哪一种：水果冰棒便宜，味道却单是寡淡的甜；绿豆冰棒香，偶尔却有冰碴味；奶油冰棒、雪糕好吃，却价格昂贵——我这么犹豫不决，却也有它的好处：等我终于拿定主意豁出去买了，慢慢开始吃的时候，性急的小伙伴们早已吃完了他们那一份，于是我便更是故意磨蹭着慢慢吃，看他们馋涎欲滴，便得到一种促狭的优越感。
五喇叭家附近那条弄堂，是中午乘凉的最好去处。有时候，他妈妈会端出一大罐酸梅汤，给来她家附近乘凉的邻居们喝。五喇叭长大一些后，大家经常凑出零钱，让他跑到店里去买冰棒来。后来他再大些，便开始作生意了：他不再去冰棒摊上买，而是直接去冰棒店里批发，再用市价卖给我们，赚些薄利。如今五喇叭生意场上混得不错，大约还是倒腾冰棒练出来的经济头脑。
端午一到，就开始铺凉席了。凉席有轻有重，有薄有厚。有象竹床那样用竹子做的，也有芦苇的，好象还有草编的，最绝的是，有一种凉席，什么地方的特产，什么材料编成的，即便是特大号的，也能够卷成不盈一握的一小团。除了铺在床上的凉席，枕头也有凉枕垫，临睡前用凉水擦擦，就算没有多凉爽，起码可以自我安慰一下。
光是热还好些，令人讨厌的还有蚊子。有一种蚊香，看起来象是纸包的什么药草，然后纸卷又卷成一只圆圈；后来的蚊香也还是一圈一圈的卷，只不过材料换成了绿色的粉饼似的东西，点起来时，也是一圈一圈地从外圈烧到圆心。再后来的什么避蚊剂防蚊水，千奇百怪林林总总，还是敌不过这飞蚊将军，等到屋子里的气温稍稍可以忍受，大家就还是回去钻蚊帐。
关蚊帐，是我放学后的主要任务。夜幕降临之前，一定要把家里所有的蚊帐关好掖好。如果我忘了，妈妈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扑蚊子。她先用大芭蕉扇往蚊帐里扇一遍，然后钻进蚊帐，手里持着一盏煤油灯，一只一只地熏着芭蕉扇没有轰出去的蚊子。碰上蚊子特别多的阴雨天，或者是我放学后忘了关好蚊帐了，她就大获丰收：煤油灯的玻璃罩子下端，绕着圈躺着一摞棕色的小翅膀小腿。妈妈满头大汗地忙，有时候未免烦躁抱怨，我却替她很有成就感。
偶尔有特别毒特别凶的大蚊子，晚上趁你睡觉时不小心把胳膊靠近了蚊帐，它便隔着蚊帐咬你一圈。这样咬出来的包，又大又红又奇痒，没有一个星期消不了。有时候我真想和蚊子们谈判一回：你不就是想吃血吗，你爱吃多少吃多少，只要能不让人发痒才好。
有一天，该做作业了，却是困得东倒西歪。妈妈好心，就说让我干脆睡觉去。等上床了，却突然睡意全无，翻来覆去地折腾，却又不好意思再起来。妈妈听见了，以为是蚊帐里进了蚊子。端了罩灯进来，却没有找到蚊子，倒害我屏声静气地不敢动弹。那以后不久，我就离开家了，从来也没好意思告诉妈妈，其实那一天我是在“假寐”。
去北京后那些年间，夏日黄昏时，曾经在湖边漫不经心地游荡过，也在街头公园里看过老头下棋，看过中年男女就着一台录音机跳舞，直到风水轮流转，老太太们大红大绿地出来扭秧歌。碰到人抱怨北京天热，抱怨蚊子多，我总是要嗤之以鼻：三十六度算什么，三两个蚊子算什么，我们家那里，要四十度才能不上班，而且天气预报总是三十九度，连傻子都知道，今天的三十九度，比昨天的三十九度要热上好几度；要说蚊子么，也该看看我妈妈煤油灯罩里的蚊子山。
电视普及后，乘凉便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冰箱普及后，冰棒来得太容易，也不再那么珍贵，而空调，则是彻底结束了乘凉时代。
有了电视以后，人们天天盼着新闻连播，盼着自己上了瘾的连续剧，黄昏便不再那样逍遥，那样了无牵挂。刚开始时，还有热心人，搬了自家九吋的黑白电视机，到院子里放给大家看；等大家都纷纷买了大彩电时，便各自回家守着电扇，守着自家那张屏幕，乘凉的部落便日渐萧条起来。
去年夏天回国探亲，算是真正领教了北京那令人窒息的“桑拿天”。那样的闷热，即便到了晚上还是凝在空中经久不散，只好躲在室内吃冷气。
和北京相比，倒是老家反而好些。路边再也不大见得到乘凉的，偶尔有一两个，也不过一把椅子一只大蒲扇，孤单单地呆坐着，再不似从前那样，一到黄昏就有竹床一溜排开，千军万马似地浩浩荡荡。从前腐臭的江边，如今都修成了绿荫通道水泥地面，白天看起来虽有些千篇一律、直露平板，到了傍晚时，却有岸上的灯火，呼应着江中轮船上的灯火，还有夜色中的江水，荡漾出一份详和。在黄昏的佛咒下，乡亲们的心气也渐渐和缓下来，有人悠闲地漫无目的地荡来荡去，也有人就着录音跳着“休闲”舞。
江边乘凉时，有人在捡汽水瓶可乐罐。有那可恶之人，明知道旁边有人等着，喝完了却偏偏要将瓶子远远地抛到江心，抛得极远时，同伴还会高声叫好。于是捡瓶子的人就会争相跃入江中，往往有四五个人在争夺那一只瓶子罐子，胜利者班师上岸，其余的人则湿淋淋地悻悻而归。
空调和网络时代，处处是千篇一律的森冷，竟然忘记了炎热的滋味。黄昏时，出去闲逛一回，身上飘着避蚊剂的气味，虽然不甚好闻，倒也闲适。一天的忙碌之后，就算是一无所成，也已经不去自我谴责，反正这一天已经追不回来。这么一想，心情倒意外地轻松起来。
凡世的俗务是免不了的，人总是要吃喝拉撒，洒扫庭除；在黄昏的温和里，平时觉得累赘的繁琐杂事，也会附带上一种乐趣。院子里总是有玩不完的游戏，悠长悠长的黄昏，似乎黑夜永远不会来临。
更多的时候，是给胃也放个暑假，啃一块冰凉的西瓜，吃一个鲜嫩的水蜜桃权作晚餐，少了些厨房里的煎炸烹炒，也免了些狼吞虎咽的辛苦琐碎，心中那份如释重负，只有小时候生病旷课时能够比得上。
夏日的黄昏，少了孩子们的欢笑，究竟还是不完满。孩子们一边奔跑着，一边欢笑，奔跑，欢笑，那样的时刻就这样凝固下来，让你心中充满了浓稠的感激。
-----------------------
夏天的时候，最喜欢的，是酷暑渐散的黄昏时分，那种懒散的从容。一天下来，太阳已经收敛了火气，变得令人舒适地温和；如果有风吹着，那风也从白天的燥热，变得友好地清凉。
满头大汗地吃过了晚饭，洗完了澡，顿觉心清气爽。早就有人探听好了，今天是什么风向，哪个弄堂里最凉快。大人搬了竹床，小孩子提了小板凳，拖着凉拖鞋，踢踢踏踏，乘凉去来。
小时候的印象，祖母是偏高偏胖，极怕热，一到夏天，她的儿女们就变着法子给她消暑避暑。她那时快七十岁了，头发却又黑又密，天热时，只好请理发师把头发打薄。
祖母的夏装也很凉爽轻薄，黑色棕色的丝绸小褂，有她自己盘的布扣，也有商店里买来的玻璃扣、塑料扣，长袖短袖都有，裤子却一律是长裤。她是小脚，从来不穿拖鞋凉鞋，不管天多热，她都是长裤布鞋，一身整齐。父亲搬了竹床，祖母去那里坐了，我喜欢去给她打扇。周围也有许多大人小孩，也有人在说笑着讲着故事，讲的什么故事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只记得我手里拿着祖母的鹅毛扇从背后给她打扇，她在说笑着讲着故事，讲着讲着她的声音越来越远，讲着讲着，我手里的扇子到了她手里，她给我打着扇，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睡在家里的床上。
祖母略有些洁癖，也爱收拾打扮，一辈子讲究整洁，临终却没有逃过一劫。住防震棚那一年，大人都变得特别温和，也有时间屈尊和我们玩了，妈妈也将所有库存的好东西拿出来烧给我们吃，我们小孩子都有些欣喜若狂。只有祖母，高大的身体小小的脚，酷暑间在防震棚里爬进爬出，除了难受，还有失去体面时极度的难堪。她每每感慨，老来受这样的罪，一定是前世作了孽。
乘凉时，我们都要忙着吃打瓜。打瓜其实是一种小西瓜，大小相当于美国超市里偶尔见到的“光棍瓜”（Personal Watermelon)。瓜虽不大，里面的瓜子却是奇大奇多，说是吃打瓜，其实没多少瓜瓤，主要是为了吃出里面的瓜子。我们一人捧了一只，搏斗一阵后，每个人身边就有一堆黑黑的饱满的瓜子，还有一只掏空了的打瓜壳，可以当头盔戴在头上。我爱吃瓜子，想到瓜子的来路，却是不肯吃西瓜子。
打瓜的味道甜中带酸，浓而不腻，比起来，大西瓜就显得有些粗糙平常。短而圆、皮色深绿的西瓜还好，那皮色淡绿、大冬瓜型的西瓜，尤其是多雨年份的西瓜，便要逊色许多。笨笨的大西瓜，宜中午日头正旺时，稀里哗啦、大包大揽地啃，而打瓜则适合在半明半暗的黄昏中，不紧不慢地、息息索索地嚼。
没有冰箱的时候，每一根冰棒都是至宝。手里的几分钱已经攒出了汗，却还是拿不定主意买哪一种：水果冰棒便宜，味道却单是寡淡的甜；绿豆冰棒香，偶尔却有冰碴味；奶油冰棒、雪糕好吃，却价格昂贵——我这么犹豫不决，却也有它的好处：等我终于拿定主意豁出去买了，慢慢开始吃的时候，性急的小伙伴们早已吃完了他们那一份，于是我便更是故意磨蹭着慢慢吃，看他们馋涎欲滴，便得到一种促狭的优越感。
五喇叭家附近那条弄堂，是中午乘凉的最好去处。有时候，他妈妈会端出一大罐酸梅汤，给来她家附近乘凉的邻居们喝。五喇叭长大一些后，大家经常凑出零钱，让他跑到店里去买冰棒来。后来他再大些，便开始作生意了：他不再去冰棒摊上买，而是直接去冰棒店里批发，再用市价卖给我们，赚些薄利。如今五喇叭生意场上混得不错，大约还是倒腾冰棒练出来的经济头脑。
端午一到，就开始铺凉席了。凉席有轻有重，有薄有厚。有象竹床那样用竹子做的，也有芦苇的，好象还有草编的，最绝的是，有一种凉席，什么地方的特产，什么材料编成的，即便是特大号的，也能够卷成不盈一握的一小团。除了铺在床上的凉席，枕头也有凉枕垫，临睡前用凉水擦擦，就算没有多凉爽，起码可以自我安慰一下。
光是热还好些，令人讨厌的还有蚊子。有一种蚊香，看起来象是纸包的什么药草，然后纸卷又卷成一只圆圈；后来的蚊香也还是一圈一圈的卷，只不过材料换成了绿色的粉饼似的东西，点起来时，也是一圈一圈地从外圈烧到圆心。再后来的什么避蚊剂防蚊水，千奇百怪林林总总，还是敌不过这飞蚊将军，等到屋子里的气温稍稍可以忍受，大家就还是回去钻蚊帐。
关蚊帐，是我放学后的主要任务。夜幕降临之前，一定要把家里所有的蚊帐关好掖好。如果我忘了，妈妈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扑蚊子。她先用大芭蕉扇往蚊帐里扇一遍，然后钻进蚊帐，手里持着一盏煤油灯，一只一只地熏着芭蕉扇没有轰出去的蚊子。碰上蚊子特别多的阴雨天，或者是我放学后忘了关好蚊帐了，她就大获丰收：煤油灯的玻璃罩子下端，绕着圈躺着一摞棕色的小翅膀小腿。妈妈满头大汗地忙，有时候未免烦躁抱怨，我却替她很有成就感。
偶尔有特别毒特别凶的大蚊子，晚上趁你睡觉时不小心把胳膊靠近了蚊帐，它便隔着蚊帐咬你一圈。这样咬出来的包，又大又红又奇痒，没有一个星期消不了。有时候我真想和蚊子们谈判一回：你不就是想吃血吗，你爱吃多少吃多少，只要能不让人发痒才好。
有一天，该做作业了，却是困得东倒西歪。妈妈好心，就说让我干脆睡觉去。等上床了，却突然睡意全无，翻来覆去地折腾，却又不好意思再起来。妈妈听见了，以为是蚊帐里进了蚊子。端了罩灯进来，却没有找到蚊子，倒害我屏声静气地不敢动弹。那以后不久，我就离开家了，从来也没好意思告诉妈妈，其实那一天我是在“假寐”。
去北京后那些年间，夏日黄昏时，曾经在湖边漫不经心地游荡过，也在街头公园里看过老头下棋，看过中年男女就着一台录音机跳舞，直到风水轮流转，老太太们大红大绿地出来扭秧歌。碰到人抱怨北京天热，抱怨蚊子多，我总是要嗤之以鼻：三十六度算什么，三两个蚊子算什么，我们家那里，要四十度才能不上班，而且天气预报总是三十九度，连傻子都知道，今天的三十九度，比昨天的三十九度要热上好几度；要说蚊子么，也该看看我妈妈煤油灯罩里的蚊子山。
电视普及后，乘凉便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冰箱普及后，冰棒来得太容易，也不再那么珍贵，而空调，则是彻底结束了乘凉时代。
有了电视以后，人们天天盼着新闻连播，盼着自己上了瘾的连续剧，黄昏便不再那样逍遥，那样了无牵挂。刚开始时，还有热心人，搬了自家九吋的黑白电视机，到院子里放给大家看；等大家都纷纷买了大彩电时，便各自回家守着电扇，守着自家那张屏幕，乘凉的部落便日渐萧条起来。
去年夏天回国探亲，算是真正领教了北京那令人窒息的“桑拿天”。那样的闷热，即便到了晚上还是凝在空中经久不散，只好躲在室内吃冷气。
和北京相比，倒是老家反而好些。路边再也不大见得到乘凉的，偶尔有一两个，也不过一把椅子一只大蒲扇，孤单单地呆坐着，再不似从前那样，一到黄昏就有竹床一溜排开，千军万马似地浩浩荡荡。从前腐臭的江边，如今都修成了绿荫通道水泥地面，白天看起来虽有些千篇一律、直露平板，到了傍晚时，却有岸上的灯火，呼应着江中轮船上的灯火，还有夜色中的江水，荡漾出一份详和。在黄昏的佛咒下，乡亲们的心气也渐渐和缓下来，有人悠闲地漫无目的地荡来荡去，也有人就着录音跳着“休闲”舞。
江边乘凉时，有人在捡汽水瓶可乐罐。有那可恶之人，明知道旁边有人等着，喝完了却偏偏要将瓶子远远地抛到江心，抛得极远时，同伴还会高声叫好。于是捡瓶子的人就会争相跃入江中，往往有四五个人在争夺那一只瓶子罐子，胜利者班师上岸，其余的人则湿淋淋地悻悻而归。
空调和网络时代，处处是千篇一律的森冷，竟然忘记了炎热的滋味。黄昏时，出去闲逛一回，身上飘着避蚊剂的气味，虽然不甚好闻，倒也闲适。一天的忙碌之后，就算是一无所成，也已经不去自我谴责，反正这一天已经追不回来。这么一想，心情倒意外地轻松起来。
凡世的俗务是免不了的，人总是要吃喝拉撒，洒扫庭除；在黄昏的温和里，平时觉得累赘的繁琐杂事，也会附带上一种乐趣。院子里总是有玩不完的游戏，悠长悠长的黄昏，似乎黑夜永远不会来临。
更多的时候，是给胃也放个暑假，啃一块冰凉的西瓜，吃一个鲜嫩的水蜜桃权作晚餐，少了些厨房里的煎炸烹炒，也免了些狼吞虎咽的辛苦琐碎，心中那份如释重负，只有小时候生病旷课时能够比得上。
夏日的黄昏，少了孩子们的欢笑，究竟还是不完满。孩子们一边奔跑着，一边欢笑，奔跑，欢笑，那样的时刻就这样凝固下来，让你心中充满了浓稠的感激。
Sunday, June 11, 2006
The Human Stain;Merchant of Venice
The Human Stain
波士顿靠海，城市象是一面扇子，从海边向西部延伸开来。内圈是城市，一二八公路是一环，四九五公路就是二环了。
离城区越远，离美国越近。大波士顿，尤其是剑桥，都是相当国际化的，离开它们之后，往西一走，便见到真正的美国。
电影 The Human Stain的背景就是麻州西部的一座小大学城。不知道是不是Amherst;没有看过 Philip Roth的小说。本来有好奇心，该找原小说来看，也看看作者传记，想想也没必要：电影反映的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在哪里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每天碰到、不必每天面对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消失，电影只不过将它浓缩在两个小时里表现出来。Antony Hopkins 和 Nicole Kidman 对戏，两个人是很不和谐的一对，就象他们身负的两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种族差异，阶级差异。电影并没有试图给他们找出什么出路，因为现实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出路；故事相当残酷，然而是以一种令人能够忍受的方式表现出来。我现在已经受不了痛哭流涕、逼着你非哭不可的激情场面，所以更喜欢这样的风格。说穿了也和昆德拉是一样的：举重若轻。
好象连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都涉猎了还不够，导演又让Ed Harris带出越战。战争给人留下的创伤，失去孩子后给人留下的创伤，谎言和欺骗以至于失去亲人的内疚和犯罪感，都是无法愈合的，人们只能尽其所能勉强活下去。所以我们能够原谅一个暮年的失业老教授和一个年轻但没有什么教养的 White Trash之间的恋情，甚至为他们双方都感到庆幸；就是那个冷酷疯狂的前夫，最后冰上独钓、想念儿子的一幕也让人心中一软。
只有那个作家显得有些游离。不象是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许还是我不太习惯跳出故事来看故事；那个演员（Forrest Gump里的长官）的表情总让我觉得（替他）尴尬。
The Merchant of Venice
显然是“修正主义”的电影，是用二十世纪的观念重新诠释莎士比亚的伟大杰作。
Al Pacino的Shylok炉火纯青……如果你没有任何背景（和偏见），光看这部电影，你不能不同情他的处境，理解他的选择：犹太人受侮辱的环境，因为不能正常经商被迫从事放高利贷的职业，住在Ghetto里，出门必须带红帽子，并且忍受基督徒往脸上吐痰的当面羞辱。夏洛克早已成为高利贷和贪婪的代名词，可是在这部电影中，夏洛克不要双倍的赔偿，一定要一磅肉，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报复，是要讨回自己的尊严。
Jeremy Irons的安东尼奥不错，他的傲慢与偏见是时代的傲慢与偏见，而在他的傲慢与偏见背后他又没有失去人性，比如说，他当初借高利贷本来就是为了朋友，他后来放弃自己可以得的夏洛克一半财产，而不是对夏洛克穷追猛打、落井下石，也是在面对死亡和屠刀之后的一点人性的复苏。不记得莎翁原作的内容了，只是觉得电影有些理想化，不过我喜欢这样粉饰太平的理想化，给人一点希望。
演巴萨尼奥的是 Ralph Finnens的弟弟 Joseph,比哥哥年轻一些，而且也没有总是戴着“忧伤”这一副面具。他演的那些部分so so 啦，甚至包括鲍西娅整个求婚的故事啊，还有鲍西娅在法庭的戏剧化/喜剧化场面，都无法和Pacino and Irons的重头戏/悲剧抗衡。
想一想，几百年前的威尼斯，人家还真是依法办事啊，合同上怎么写还就真怎么办。另外，中国人对犹太人有那么大的偏见，莎翁功劳不小，只怕这个修正主义电影也无济于事。
波士顿靠海，城市象是一面扇子，从海边向西部延伸开来。内圈是城市，一二八公路是一环，四九五公路就是二环了。
离城区越远，离美国越近。大波士顿，尤其是剑桥，都是相当国际化的，离开它们之后，往西一走，便见到真正的美国。
电影 The Human Stain的背景就是麻州西部的一座小大学城。不知道是不是Amherst;没有看过 Philip Roth的小说。本来有好奇心，该找原小说来看，也看看作者传记，想想也没必要：电影反映的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在哪里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每天碰到、不必每天面对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消失，电影只不过将它浓缩在两个小时里表现出来。Antony Hopkins 和 Nicole Kidman 对戏，两个人是很不和谐的一对，就象他们身负的两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种族差异，阶级差异。电影并没有试图给他们找出什么出路，因为现实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出路；故事相当残酷，然而是以一种令人能够忍受的方式表现出来。我现在已经受不了痛哭流涕、逼着你非哭不可的激情场面，所以更喜欢这样的风格。说穿了也和昆德拉是一样的：举重若轻。
好象连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都涉猎了还不够，导演又让Ed Harris带出越战。战争给人留下的创伤，失去孩子后给人留下的创伤，谎言和欺骗以至于失去亲人的内疚和犯罪感，都是无法愈合的，人们只能尽其所能勉强活下去。所以我们能够原谅一个暮年的失业老教授和一个年轻但没有什么教养的 White Trash之间的恋情，甚至为他们双方都感到庆幸；就是那个冷酷疯狂的前夫，最后冰上独钓、想念儿子的一幕也让人心中一软。
只有那个作家显得有些游离。不象是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许还是我不太习惯跳出故事来看故事；那个演员（Forrest Gump里的长官）的表情总让我觉得（替他）尴尬。
The Merchant of Venice
显然是“修正主义”的电影，是用二十世纪的观念重新诠释莎士比亚的伟大杰作。
Al Pacino的Shylok炉火纯青……如果你没有任何背景（和偏见），光看这部电影，你不能不同情他的处境，理解他的选择：犹太人受侮辱的环境，因为不能正常经商被迫从事放高利贷的职业，住在Ghetto里，出门必须带红帽子，并且忍受基督徒往脸上吐痰的当面羞辱。夏洛克早已成为高利贷和贪婪的代名词，可是在这部电影中，夏洛克不要双倍的赔偿，一定要一磅肉，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报复，是要讨回自己的尊严。
Jeremy Irons的安东尼奥不错，他的傲慢与偏见是时代的傲慢与偏见，而在他的傲慢与偏见背后他又没有失去人性，比如说，他当初借高利贷本来就是为了朋友，他后来放弃自己可以得的夏洛克一半财产，而不是对夏洛克穷追猛打、落井下石，也是在面对死亡和屠刀之后的一点人性的复苏。不记得莎翁原作的内容了，只是觉得电影有些理想化，不过我喜欢这样粉饰太平的理想化，给人一点希望。
演巴萨尼奥的是 Ralph Finnens的弟弟 Joseph,比哥哥年轻一些，而且也没有总是戴着“忧伤”这一副面具。他演的那些部分so so 啦，甚至包括鲍西娅整个求婚的故事啊，还有鲍西娅在法庭的戏剧化/喜剧化场面，都无法和Pacino and Irons的重头戏/悲剧抗衡。
想一想，几百年前的威尼斯，人家还真是依法办事啊，合同上怎么写还就真怎么办。另外，中国人对犹太人有那么大的偏见，莎翁功劳不小，只怕这个修正主义电影也无济于事。
Friday, June 09, 2006
举重若轻的昆德拉
把昆德拉当闲书看，觉得有些“扫地斯文”，本没打算写感想。看马甲山边开玩笑，说让我代她看书，于是花了点工夫把自己撒在四处的贴子整理了一下，算是替人写的作业。：）
---------------------------------------
编辑让撤稿，那就撤稿吧，别处也不能贴了。山边，领了银子咱俩分。:)
---------------------------------------
编辑让撤稿，那就撤稿吧，别处也不能贴了。山边，领了银子咱俩分。:)
Wednesday, June 07, 2006
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http://www.uncp.edu/news/2004/pat_valenti_2.htm
Dr. Valenti presents the first biography of Sophia Hawthorne
By Scott Bigelow
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is known almost exclusively in her role as the wife of Nathaniel, who portrayed her as the fragile, ethereal, infirm "Dove." The image invented by Nathaniel served his needs but the reality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fiction.
Dr. Valenti's research reveals an independent, sensuous and daring woman. Sophia was an accomplished artist before her marriage to Nathaniel, and she ignited Nathaniel's imagination.
"She changed the way he thought," Dr. Valenti said. "It was not acknowledged, but people now recognize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and the influence of a wife on her husband. Look at Nancy and Ronald Reagan."
In "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Dr. Valenti places the story of Sophia's life within its own context, as well as within the context of her marriage. Dr. Valenti begins the book with parallel biographies of Sophia and Nathaniel at comparable periods in their lives.
Sophia was born into a progressive home, in which women played strong roles. She was an ambitious and talented student, who aspired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painter.
While an 18-month journey to Cuba was a watershed event in the young Sophia's life, by comparison, Nathaniel's travels took him as far as Niagara Falls, Dr. Valenti said.
Nathaniel's early life contrast sharply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ly woman who became his wife. Those differences resulted in a creative tension that inspired his best writing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ir marriage.
Volume I of Dr. Valenti's biography concludes with the birth of their second child. The book also offers fresh interpretations of Nathaniel Hawthorne's fiction, examining it through the filter of Sophia's personality.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feminism and cultural history will find much to enric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is woman and the era.
Dr. Valenti presents the first biography of Sophia Hawthorne
By Scott Bigelow
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is known almost exclusively in her role as the wife of Nathaniel, who portrayed her as the fragile, ethereal, infirm "Dove." The image invented by Nathaniel served his needs but the reality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fiction.
Dr. Valenti's research reveals an independent, sensuous and daring woman. Sophia was an accomplished artist before her marriage to Nathaniel, and she ignited Nathaniel's imagination.
"She changed the way he thought," Dr. Valenti said. "It was not acknowledged, but people now recognize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and the influence of a wife on her husband. Look at Nancy and Ronald Reagan."
In "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Dr. Valenti places the story of Sophia's life within its own context, as well as within the context of her marriage. Dr. Valenti begins the book with parallel biographies of Sophia and Nathaniel at comparable periods in their lives.
Sophia was born into a progressive home, in which women played strong roles. She was an ambitious and talented student, who aspired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painter.
While an 18-month journey to Cuba was a watershed event in the young Sophia's life, by comparison, Nathaniel's travels took him as far as Niagara Falls, Dr. Valenti said.
Nathaniel's early life contrast sharply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ly woman who became his wife. Those differences resulted in a creative tension that inspired his best writing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ir marriage.
Volume I of Dr. Valenti's biography concludes with the birth of their second child. The book also offers fresh interpretations of Nathaniel Hawthorne's fiction, examining it through the filter of Sophia's personality.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feminism and cultural history will find much to enric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is woman and the era.
Tuesday, June 06, 2006
How the Goslins Crossed the Road :)
大雁们还知道走“雁”行横道呢。（不喜欢加拿大鹅这个名字
Chipmunk 占领瓦尔登湖停车场：Ice Cream Truck 停放的地方
Chipmunk 占领瓦尔登湖停车场
湖中的一对野鸭
湖中的一条鱼
蓝宇，A Breath of Scandal
花椒好象介绍过《蓝宇》，说它是最好的中文同性恋电影。确实不错，平实感人，尤其是蓝宇的表演，演出了恋爱中的人患得患失、明知不可长久时的无奈和依恋。
不过，电影有两个我不喜欢的硬伤：一是扯上六四，二是最后让蓝宇死掉。六四和故事情节毫无关系，扯上去，就象涂万金油，也象是拿它来招徕观众，让我觉得受了冒犯；让蓝宇死就更拙劣了，似乎爱人不死不足以表现爱情深厚。不过也不知道怎么让它结尾才好，大团圆似乎更俗气。：）
A Breath of Scandal 是新出的老电影的DVD版本，索菲亚·罗兰演一个奥地利公主，既任性又服从伴随命运而来的将爱情与婚姻分离开来的社会习俗。很喜剧化，巧合，调侃，最后皆大欢喜。最喜欢的是她的漂亮衣服，漂亮腰身，美丽的宫殿和美丽的乡村景色。维也纳的皇宫，似乎比伦敦的皇宫更加富丽堂皇。几十年前的人，比现在天真多了，搁在性解放的今天，谁还会去拍这样的电影？
噢，还看了 Pirates of Caribeans,笑得前仰后合，Johny Depp 留着小胡子，画着黑眼圈，真难看。:)
不过，电影有两个我不喜欢的硬伤：一是扯上六四，二是最后让蓝宇死掉。六四和故事情节毫无关系，扯上去，就象涂万金油，也象是拿它来招徕观众，让我觉得受了冒犯；让蓝宇死就更拙劣了，似乎爱人不死不足以表现爱情深厚。不过也不知道怎么让它结尾才好，大团圆似乎更俗气。：）
A Breath of Scandal 是新出的老电影的DVD版本，索菲亚·罗兰演一个奥地利公主，既任性又服从伴随命运而来的将爱情与婚姻分离开来的社会习俗。很喜剧化，巧合，调侃，最后皆大欢喜。最喜欢的是她的漂亮衣服，漂亮腰身，美丽的宫殿和美丽的乡村景色。维也纳的皇宫，似乎比伦敦的皇宫更加富丽堂皇。几十年前的人，比现在天真多了，搁在性解放的今天，谁还会去拍这样的电影？
噢，还看了 Pirates of Caribeans,笑得前仰后合，Johny Depp 留着小胡子，画着黑眼圈，真难看。:)
Sunday, June 04, 2006
Onegin; More Kundera
看了电影《奥涅金》，Ralph Fiennes 演的欧根。唉，干吗看这样的电影呢，年轻时念过的诗篇，老了时再来看根据诗篇改编成的由英国人演的俄国电影，不是找气受么。生气倒不至于，只是主人公尤其是塔吉亚娜，整个就象一个蜡象馆的蜡人，即便是爱上奥涅金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气和魅力（还是故意的啊？怪不得人家彼得堡来的花花公子看不上她）。本来还喜欢English Patient 里的 Ralph Fiennes,叫那谁一说也不敢再喜欢了，觉得他演的有地方木，有的地方过，总之，怎么都不得劲。
（不好意思，还看了个 Legally Blonde 2, 我都没脸承认。再次感谢上帝，我没有一个美国女儿。）
Kundera: The Farewell Party
不喜欢这一篇。写心理、写人物都不够出色，写情节也赶不上优秀的侦探或通俗小说。无情没关系，但无情又加上拙劣的心计、盘算，再加上拙劣的巧合，就不是好小说了。乡下简单男子的痴情显得蠢笨，而美国商人突然的好心，也没有让人觉得有丝毫美好，没有给小说增添什么亮色。
Kundera: Ignorance
还是不错的，两个主人公的心路历程都描写得不错。都是移民，但是对故地的记忆，还有故人对他们的记忆，竟有那么大的不同。女主人公的法国朋友，从前很“同情”她，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总觉得她有义务回到捷克，而她却已经把巴黎当作了她的家。看到这里我忍不住微笑：人们总愿意把自己的感觉强加于人，如果你不符合他的期待，他就会失望气恼。女主人公没有搬回捷克，结果失去了这个朋友：她们的友谊居然是以共产主义为维系的。:)
回到故地的那种失落和惆怅，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吧，虽然我们还比较幸运，即便是二十年后再回去，故土也不应当如此冷酷，可是我们毕竟已经是外人，那里的“沸腾的生活”，早已与我们不再相关。
（不好意思，还看了个 Legally Blonde 2, 我都没脸承认。再次感谢上帝，我没有一个美国女儿。）
Kundera: The Farewell Party
不喜欢这一篇。写心理、写人物都不够出色，写情节也赶不上优秀的侦探或通俗小说。无情没关系，但无情又加上拙劣的心计、盘算，再加上拙劣的巧合，就不是好小说了。乡下简单男子的痴情显得蠢笨，而美国商人突然的好心，也没有让人觉得有丝毫美好，没有给小说增添什么亮色。
Kundera: Ignorance
还是不错的，两个主人公的心路历程都描写得不错。都是移民，但是对故地的记忆，还有故人对他们的记忆，竟有那么大的不同。女主人公的法国朋友，从前很“同情”她，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总觉得她有义务回到捷克，而她却已经把巴黎当作了她的家。看到这里我忍不住微笑：人们总愿意把自己的感觉强加于人，如果你不符合他的期待，他就会失望气恼。女主人公没有搬回捷克，结果失去了这个朋友：她们的友谊居然是以共产主义为维系的。:)
回到故地的那种失落和惆怅，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吧，虽然我们还比较幸运，即便是二十年后再回去，故土也不应当如此冷酷，可是我们毕竟已经是外人，那里的“沸腾的生活”，早已与我们不再相关。
Friday, May 26, 2006
织
织
菊子
没人的时候，我总是庆幸自己没有生在男耕女织时代：要我编织，一没那个耐心，二没那份细致，照我奶奶的说法，就我这种毛毛草草的丫头，按古时候的标准一定嫁不出去；就算胡乱嫁了，肯定也是个四体不勤的懒婆娘、五谷不分的笨媳妇，家里肯定乱七八糟，丈夫肯定没人伺候，孩子肯定鼻涕吊吊破衣烂衫，扣子掉了也没人缝，衣裳破了也没人补。
女孩子玩的游戏里，我偏爱的都是蹦蹦跳跳活动量大的攻城、跳格子等等，秀秀气气、花花绿绿的、纯是女孩子玩的东西，我就嫌烦得慌。班里的手工课，别的女生做的东西总是小巧灵光，只有我的总是潦潦草草、大而化之，比男生做的也强不了多少。妈妈总是忙，没有教过我什么手艺，奶奶总是一边给我编辫子一边说，多亏现在是新社会。
饶是这样，我还偏偏和编织结了缘。
在老师眼里，我从来就不是好学生。如今老大不小了，回去见到小时候的朋友，大家还要传我的笑话。老师们都知道我功课虽好，上课却极爱开小差，还骚扰周围的同学。有那宽容一点的，只要我不影响别人，就允许我自己玩。于是，百无聊赖之中，我便得以绞尽脑汁地自得其乐，其中一样娱乐方式，就是玩钩针。
钩针有两种，一种小小的带倒齿的，使用的材料是缝衣服的细线。这种钩针的好处是因为有倒齿，不容易脱针，坏处是线太细，千年万年，白线都被脏手指染得漆黑八黑了，钩出来的却还是只有大拇指那么大的一小块。上课的时候，我一边低着头与钩针搏斗，一边幻想着钩出一条衬领，送给情郎哥。现在想来，如果我真有那耐心坚持下去，等那一条衬领钩成，恐怕也到了我该嫁人的时候了。
后来手稍微灵活了一点，学会了用不带齿的钩针。不带齿的钩针型号有大有小，大号的可以直接用粗毛线，很快就能钩出一大截。看着那一大截，心里很有成就感。可惜功课慢慢难起来，家长老师日夜盯着，连课外书都不让读了，钩针等纯粹玩耍的东西更是无缘问津。就这样懵懵懂懂，读了小学读中学，读了中学读大学，忽然就真地到了嫁人的日子。
跟着宿舍里的同学，到商店里买来了毛线，说是要给男朋友织件衣服。同学说，你第一次织东西，毛衣你就别想了，织条毛裤吧。那就织毛裤。毛线虽然粗，织起来却还是比钩要慢得多，一条毛裤，说是我的杰作，其实同学织了一大半。那时候就想，七仙女还真是伟大，为了给董永赎身，彻夜织布，可见爱情是多大的动力。倒还没敢把自己也想成七仙女。
现在想来，临时抱佛脚，大约也不过是钓金龟的狡猾本能：当了许多年的书呆，除了读书考试、打牌吹牛外，还真没有学到别的东西；男朋友面前晃一晃毛线棒针，再拿其实多半是别人捉刀的毛裤去支撑一下门面，其实不过是为了证明，此女虽呆虽鲁，依旧还是下得厅堂、入得厨房的贤淑女子，庶几可妻也。
也不是没闹笑话。三天织裤、两天晒网地忙乎着，织到关键时候，问师傅说：前边是不是该织个小洞洞。同学虽比我大几岁，却也还是个黄毛丫头，红着脸，只说不用。再问，又再问，她还是说不用。疑疑惑惑地织了个满裆毛裤，交给男朋友后，他多少有些夸张地充分表达了足够的惊喜、感激，倒是没有抱怨过不方便。
稀里糊涂地学来的手艺，也派上了正经用场。不知什么时候，北京街头忽然五彩缤纷起来，仔细一看，是各色各样的马海毛毛衣。一看毛衣价格，居然都在一百以上，绝不是我们穷学生买得起的。好在那马海毛毛线却是便宜得很。于是跟着同学上街，买了毛线，买了大棒针，左绕右绕，一件漂亮的马海毛衣就出来了；长长的泡泡袖，短短的腰身，下面再配一件大花格呢裙，裙子有长有短，有百摺的，有平板的，还有侧身没有缝上、其实只是一大块毛料的，穿的时候要仔细绕过腰身，让开口落在右前方，扣好系好。脚上再蹬上一双高腰皮鞋，左顾右盼、前瞻后仰之间，脑子里萦绕的尽是潇洒、豪放、俊俏等大词，恍惚之间，还以为自己也穿上了时装，赶上了时髦。
出国了，留洋了，以为这些土土的手艺以后再也用不着了。有一天，却突然发现自己在钩一件小毛毯。岁月就象是一只小陀镙，七转八转，就这样把我转成了一个母亲。我一边钩，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电视，等到孩子突然提前出世，我已经钩好了两条小毛毯，还织了一套小海军服。
孩子在特护病房里住了十八天。那是我生命中最长的十八天。
护士说，我可以从家里拿一样东西，放在孩子的小暖箱上。我拿来了我钩的第一件毛毯。那上面，我钩了六十朵花，因为早已知道是男孩子，所以花朵是黄色的。每一朵花上，都有五只小花瓣，有一朵却特别钩成了六瓣的。我在心里暗暗地对孩子说：你快点长大，长大了我考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够找到那一朵六瓣的花。那一针针，那一线线，那一朵朵花，连着我和我的宁馨儿。
如今，那个小婴儿变成了一个长身玉立、英气勃勃的小男孩。
二毛出世时，尽管家里有很多毛毯，为了尊重他的独立地位，我还是专门为他编了两条。在幼儿园里，他将毛毯视为珍宝，好在还没有达到《查理•布朗》里丽莎的弟弟莱诺斯的严重程度。即便有那么严重，起码他没有那么一个伶牙俐齿的姐姐，成天对着他冷嘲热讽。
我的好朋友约拉，是一个美丽的公主。我刚出国时，花钱都会本能地换算成人民币，故而买衣服都是十分谨慎。她则对时尚十分敏感，哪怕手头紧张，买衣服却只买最好的。她的哲学是，越是穷人，越是买不起便宜货，因为便宜货淘汰得快。跟着她，我的欣赏口味也提高了不少，不过心里却担心，若是给她买礼物，恐怕很难令她满意。
美丽的公主总是要受些磨难的。公主嫁了王子后，要生小王子的时候，却出了麻烦，从五个月时就开始卧床休息。我当时正是奶瓶尿布缺觉的时候，至今想起来只觉得白天黑夜都连成一片，出门后见到太阳都觉得明晃晃地扎眼；想到朋友的孩子这样娇贵，又想到千金也难买公主一笑，就决定给他钩一条毛毯。一边钩，一边东倒西歪地打瞌睡。等到约拉的孩子在圣诞节前夜出生时，我的毛毯也完工了。
给她写贺卡的时候，我给她讲了我从奶奶那里听来的老家的旧风俗。据说，新生的孩子是被人踢到这个世界来的，所以他们总是不停地哭，所以他们的小屁股上有踢过后留下的青印；孩子出生的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人们要千方百计讨好他们，他们才会踏踏实实地留下来。孩子生了病，孩子的母亲会拿着一块布，挨家挨户去求那一家的母亲帮她缝一针，一直要找到一千个母亲，缝成一件小衣服。孩子穿上这一件千家衣，就如同有了一千个母亲；有人世间一千个母亲的爱，千丝万缕地缠住了他，这个孩子就不会后悔来到我们的世界，从此以后，他就会没灾没病，健康成长。
约拉说，因为这个故事，我给她的孩子的礼物，便成了无价之宝。
练得了满身技艺，老三的念头是决然掐断了，偶尔想起编织钩针，难免有些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好在日子忙碌，无病呻吟发感慨的时间也不多。不过，有一天参加一个小展销会，那里有家庭妇女拍买自己编织的小毛毯、小围巾，推销时，都一径强调那是手工制作的。我一看，那图案、选料、手工都远不如我的，这样的东西还能卖出那样的天价，我就想，Bingo, 以后老了，无聊了，唠叨了，脑子也痴呆了，没人爱理我了，书也看不进去了，网也上不成了，只要眼睛不全瞎，就还有编结可以打发光阴。
好象连全瞎了都没有关系。闭着眼睛试了一下，打平针还可以。
菊子
没人的时候，我总是庆幸自己没有生在男耕女织时代：要我编织，一没那个耐心，二没那份细致，照我奶奶的说法，就我这种毛毛草草的丫头，按古时候的标准一定嫁不出去；就算胡乱嫁了，肯定也是个四体不勤的懒婆娘、五谷不分的笨媳妇，家里肯定乱七八糟，丈夫肯定没人伺候，孩子肯定鼻涕吊吊破衣烂衫，扣子掉了也没人缝，衣裳破了也没人补。
女孩子玩的游戏里，我偏爱的都是蹦蹦跳跳活动量大的攻城、跳格子等等，秀秀气气、花花绿绿的、纯是女孩子玩的东西，我就嫌烦得慌。班里的手工课，别的女生做的东西总是小巧灵光，只有我的总是潦潦草草、大而化之，比男生做的也强不了多少。妈妈总是忙，没有教过我什么手艺，奶奶总是一边给我编辫子一边说，多亏现在是新社会。
饶是这样，我还偏偏和编织结了缘。
在老师眼里，我从来就不是好学生。如今老大不小了，回去见到小时候的朋友，大家还要传我的笑话。老师们都知道我功课虽好，上课却极爱开小差，还骚扰周围的同学。有那宽容一点的，只要我不影响别人，就允许我自己玩。于是，百无聊赖之中，我便得以绞尽脑汁地自得其乐，其中一样娱乐方式，就是玩钩针。
钩针有两种，一种小小的带倒齿的，使用的材料是缝衣服的细线。这种钩针的好处是因为有倒齿，不容易脱针，坏处是线太细，千年万年，白线都被脏手指染得漆黑八黑了，钩出来的却还是只有大拇指那么大的一小块。上课的时候，我一边低着头与钩针搏斗，一边幻想着钩出一条衬领，送给情郎哥。现在想来，如果我真有那耐心坚持下去，等那一条衬领钩成，恐怕也到了我该嫁人的时候了。
后来手稍微灵活了一点，学会了用不带齿的钩针。不带齿的钩针型号有大有小，大号的可以直接用粗毛线，很快就能钩出一大截。看着那一大截，心里很有成就感。可惜功课慢慢难起来，家长老师日夜盯着，连课外书都不让读了，钩针等纯粹玩耍的东西更是无缘问津。就这样懵懵懂懂，读了小学读中学，读了中学读大学，忽然就真地到了嫁人的日子。
跟着宿舍里的同学，到商店里买来了毛线，说是要给男朋友织件衣服。同学说，你第一次织东西，毛衣你就别想了，织条毛裤吧。那就织毛裤。毛线虽然粗，织起来却还是比钩要慢得多，一条毛裤，说是我的杰作，其实同学织了一大半。那时候就想，七仙女还真是伟大，为了给董永赎身，彻夜织布，可见爱情是多大的动力。倒还没敢把自己也想成七仙女。
现在想来，临时抱佛脚，大约也不过是钓金龟的狡猾本能：当了许多年的书呆，除了读书考试、打牌吹牛外，还真没有学到别的东西；男朋友面前晃一晃毛线棒针，再拿其实多半是别人捉刀的毛裤去支撑一下门面，其实不过是为了证明，此女虽呆虽鲁，依旧还是下得厅堂、入得厨房的贤淑女子，庶几可妻也。
也不是没闹笑话。三天织裤、两天晒网地忙乎着，织到关键时候，问师傅说：前边是不是该织个小洞洞。同学虽比我大几岁，却也还是个黄毛丫头，红着脸，只说不用。再问，又再问，她还是说不用。疑疑惑惑地织了个满裆毛裤，交给男朋友后，他多少有些夸张地充分表达了足够的惊喜、感激，倒是没有抱怨过不方便。
稀里糊涂地学来的手艺，也派上了正经用场。不知什么时候，北京街头忽然五彩缤纷起来，仔细一看，是各色各样的马海毛毛衣。一看毛衣价格，居然都在一百以上，绝不是我们穷学生买得起的。好在那马海毛毛线却是便宜得很。于是跟着同学上街，买了毛线，买了大棒针，左绕右绕，一件漂亮的马海毛衣就出来了；长长的泡泡袖，短短的腰身，下面再配一件大花格呢裙，裙子有长有短，有百摺的，有平板的，还有侧身没有缝上、其实只是一大块毛料的，穿的时候要仔细绕过腰身，让开口落在右前方，扣好系好。脚上再蹬上一双高腰皮鞋，左顾右盼、前瞻后仰之间，脑子里萦绕的尽是潇洒、豪放、俊俏等大词，恍惚之间，还以为自己也穿上了时装，赶上了时髦。
出国了，留洋了，以为这些土土的手艺以后再也用不着了。有一天，却突然发现自己在钩一件小毛毯。岁月就象是一只小陀镙，七转八转，就这样把我转成了一个母亲。我一边钩，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电视，等到孩子突然提前出世，我已经钩好了两条小毛毯，还织了一套小海军服。
孩子在特护病房里住了十八天。那是我生命中最长的十八天。
护士说，我可以从家里拿一样东西，放在孩子的小暖箱上。我拿来了我钩的第一件毛毯。那上面，我钩了六十朵花，因为早已知道是男孩子，所以花朵是黄色的。每一朵花上，都有五只小花瓣，有一朵却特别钩成了六瓣的。我在心里暗暗地对孩子说：你快点长大，长大了我考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够找到那一朵六瓣的花。那一针针，那一线线，那一朵朵花，连着我和我的宁馨儿。
如今，那个小婴儿变成了一个长身玉立、英气勃勃的小男孩。
二毛出世时，尽管家里有很多毛毯，为了尊重他的独立地位，我还是专门为他编了两条。在幼儿园里，他将毛毯视为珍宝，好在还没有达到《查理•布朗》里丽莎的弟弟莱诺斯的严重程度。即便有那么严重，起码他没有那么一个伶牙俐齿的姐姐，成天对着他冷嘲热讽。
我的好朋友约拉，是一个美丽的公主。我刚出国时，花钱都会本能地换算成人民币，故而买衣服都是十分谨慎。她则对时尚十分敏感，哪怕手头紧张，买衣服却只买最好的。她的哲学是，越是穷人，越是买不起便宜货，因为便宜货淘汰得快。跟着她，我的欣赏口味也提高了不少，不过心里却担心，若是给她买礼物，恐怕很难令她满意。
美丽的公主总是要受些磨难的。公主嫁了王子后，要生小王子的时候，却出了麻烦，从五个月时就开始卧床休息。我当时正是奶瓶尿布缺觉的时候，至今想起来只觉得白天黑夜都连成一片，出门后见到太阳都觉得明晃晃地扎眼；想到朋友的孩子这样娇贵，又想到千金也难买公主一笑，就决定给他钩一条毛毯。一边钩，一边东倒西歪地打瞌睡。等到约拉的孩子在圣诞节前夜出生时，我的毛毯也完工了。
给她写贺卡的时候，我给她讲了我从奶奶那里听来的老家的旧风俗。据说，新生的孩子是被人踢到这个世界来的，所以他们总是不停地哭，所以他们的小屁股上有踢过后留下的青印；孩子出生的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人们要千方百计讨好他们，他们才会踏踏实实地留下来。孩子生了病，孩子的母亲会拿着一块布，挨家挨户去求那一家的母亲帮她缝一针，一直要找到一千个母亲，缝成一件小衣服。孩子穿上这一件千家衣，就如同有了一千个母亲；有人世间一千个母亲的爱，千丝万缕地缠住了他，这个孩子就不会后悔来到我们的世界，从此以后，他就会没灾没病，健康成长。
约拉说，因为这个故事，我给她的孩子的礼物，便成了无价之宝。
练得了满身技艺，老三的念头是决然掐断了，偶尔想起编织钩针，难免有些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好在日子忙碌，无病呻吟发感慨的时间也不多。不过，有一天参加一个小展销会，那里有家庭妇女拍买自己编织的小毛毯、小围巾，推销时，都一径强调那是手工制作的。我一看，那图案、选料、手工都远不如我的，这样的东西还能卖出那样的天价，我就想，Bingo, 以后老了，无聊了，唠叨了，脑子也痴呆了，没人爱理我了，书也看不进去了，网也上不成了，只要眼睛不全瞎，就还有编结可以打发光阴。
好象连全瞎了都没有关系。闭着眼睛试了一下，打平针还可以。
Tuesday, May 23, 2006
The Milan Kundera Fever - Years Later
忙坏累坏了，今天来向博克汇报汇报。
看了电影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也读了几本他的书Being, The Book of Forgetfulness and Laughter, Slowness, Identity.
印象最深的自然是Being,一是四处都看见《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二当然是因为看了电影，还有三是因为电影是DDL演的。:)小说自然比电影要丰富得多，许多地方他停下故事来讲哲学，因为他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的哲学倒也还不深奥，也不让人急着跳过去；许多人物，尤其是那个瑞士教授等等，都比在电影里要有血有肉，Thomas在小说里也更加平和，更加生动。
小说集里有好有坏，最好的是最后那一篇 Border。
不过，从趣味上讲，最接近我口味的是 Slowness and Identity.背景已经是法国而不是捷克，主题的政治色彩也完全淡化了，但是还有小说可写，因为即便是所有的政治的、社会的压迫、黑暗、不公正都排除在外之后，人们发现他们仍旧还是不幸福，连抱怨都找不到理由；《慢》中，十八世纪的人们在认真偷情，十九世纪的人在认真写诗，只有二十世纪的人一片茫然，在所有从前人们奉为神圣的东西面前都玩世不恭，其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淡漠了，没有了禁忌，也就没有了图腾和神圣。（图腾和禁忌是什么来着？）
Identity 还好一些，两个人之间的四角恋爱，自己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自己；好在结尾还是温情的，还是让他们能够享受那种纯真的朴素的依恋和爱情。：）
看完书再看看书本夹克上的介绍，才发现我喜欢的这两本书都是直接用法语写的。法语，通过英语的中介，自然与我的距离更近一些；而捷克通向我的桥梁是共产主义，自然我有意无意地在拒绝它。
又想起来（尤其是读 Identity 的时候感觉更加强烈）：昆德拉运用的不同时代、场景、性格、identity 之间的转换，如今似乎又有了更加具体、更加物化的形式：网络。看到过一些网文，写人们在网上网下人格的变化与冲突，真是一个全新的venue,可以探索、创新的主题和可能性太多了。
看了电影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也读了几本他的书Being, The Book of Forgetfulness and Laughter, Slowness, Identity.
印象最深的自然是Being,一是四处都看见《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二当然是因为看了电影，还有三是因为电影是DDL演的。:)小说自然比电影要丰富得多，许多地方他停下故事来讲哲学，因为他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的哲学倒也还不深奥，也不让人急着跳过去；许多人物，尤其是那个瑞士教授等等，都比在电影里要有血有肉，Thomas在小说里也更加平和，更加生动。
小说集里有好有坏，最好的是最后那一篇 Border。
不过，从趣味上讲，最接近我口味的是 Slowness and Identity.背景已经是法国而不是捷克，主题的政治色彩也完全淡化了，但是还有小说可写，因为即便是所有的政治的、社会的压迫、黑暗、不公正都排除在外之后，人们发现他们仍旧还是不幸福，连抱怨都找不到理由；《慢》中，十八世纪的人们在认真偷情，十九世纪的人在认真写诗，只有二十世纪的人一片茫然，在所有从前人们奉为神圣的东西面前都玩世不恭，其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淡漠了，没有了禁忌，也就没有了图腾和神圣。（图腾和禁忌是什么来着？）
Identity 还好一些，两个人之间的四角恋爱，自己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自己；好在结尾还是温情的，还是让他们能够享受那种纯真的朴素的依恋和爱情。：）
看完书再看看书本夹克上的介绍，才发现我喜欢的这两本书都是直接用法语写的。法语，通过英语的中介，自然与我的距离更近一些；而捷克通向我的桥梁是共产主义，自然我有意无意地在拒绝它。
又想起来（尤其是读 Identity 的时候感觉更加强烈）：昆德拉运用的不同时代、场景、性格、identity 之间的转换，如今似乎又有了更加具体、更加物化的形式：网络。看到过一些网文，写人们在网上网下人格的变化与冲突，真是一个全新的venue,可以探索、创新的主题和可能性太多了。
Monday, May 08, 2006
世界是平坦的：读托马斯•弗里德曼的”The World Is Flat”
世界是平坦的：读托马斯•弗里德曼的”The World Is Flat”
菊子
从小就形成了一种偏见：作学问是该坐冷板凳的，真有学问的人很谦虚，不应当夸夸其谈。这样的说教听多了，我不仅信以为真,而且还信了它的反定律：凡是口才好到能够称得上夸夸其谈的，其学问一定不怎么样。
一直比较喜欢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的外交和金融专栏，也喜欢听他讲课，偶尔还能在星期天某个电视新闻访谈中看到他露面，虽然极不喜欢他的小胡子，却还是喜欢听他讲话，也喜欢读他的文字。偏偏美国学问家们和中国学究们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只是夸夸其谈，他的观点微不足道。
出了圈外，我才突然醒悟：我所崇拜的学问家们未尝也不想夸夸其谈，非不愿也，不能也。
弗里德曼的新书的题目，象作者一样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世界是平坦的——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也只有象他这样傲慢的、不靠历史吃饭的“历史学家”，才有能力和胆量，在一个世纪刚刚开始时就号称已经写出了它的历史，而且有办法让人看；在书中，他还朝着各国政府和千千万万的个人指手划脚，说服他们改变自己对世界和历史的宏观看法。
弗里德曼是名牌记者，有机会满世界乱飞，采访各国政界、军界、金融界、技术界的头面人物；他以报道中东政治外交起家，是《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后来又改作《纽约时报》的经济记者，并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如中东阿以冲突、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和国际金融，他都在自己的《纽约时报》专栏中进行过及时的报道和分析。他早先出版的书，《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和《勒克塞斯和橄榄树：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 Globalization)都曾经是十分轰动的畅销书，前者已经成为中学和大学教授中东政治与历史的基础教科书。
（一） 十项平坦化因素：世界是否真正平坦？
弗里德曼所说的平坦，指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他在书中列举了使世界变得平坦的十件大事：
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微软视窗诞生
二。1995年8月9日，Netscape 上市
三。工作流量软件：我们一起吃午饭吧，让你的应用系统与我的应用系统交谈
平坦世界的平台就此诞生
四：开放资源(Open Sourcing)：自我组织的合作群体
五。对外输出工作(Outsourcing)：Y2K
六。Offshoring: 与羚羊一起跑，与狮子一起吃
七。供应链(Supply Chain)：在阿肯色州吃寿司
八。对内输出工作(Insourcing)：(UPS)那些穿着好笑的褐色短裤的家伙们究竟在作什么
九。信息：Google, Yahoo!, MSN 网络搜索
十。类固醇：数码话，移动化，个人化，虚拟化
弗里德曼在书中不断地提及“平坦化”，认为自己这个“世界是平坦的”的重大发现，可以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作者在记者生涯中对政治经济的广泛涉猎，加之对各种科研技术也感兴趣，他的新书中的每一页都有很大的信息量，再加上每一个故事中都有鼎鼎大名的人物，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许多书呆子们就十分看不惯他这种得意洋洋的自吹自擂和狂妄自大。我却不然。想起他那表情生动的脸，还有那一副滑稽的小胡子，再读到这些亦庄亦谐的夸张海口，我总是乐不可支。
我虽然对前沿尖端技术不感兴趣，平时也不太爱玩各种各样花哨的电子玩具，好歹也算是在高科技公司混过几年，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一些；对于跨国公司如何运作，也有比较切身的体会。读到弗里德曼写科技公司发展和合作过程时，不得不佩服他作为圈外人的信息搜集和组织能力。
我却不敢说，他提供了这么丰富的信息，是否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准确、完整的当代世界的版图。就象他自己承认的，他是一个记者，而且是一个美国人。正因为如此，他的看法是平面的，肤浅的（我的老师们该自鸣得意了），而他的危机感，也是美国人担心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的危机感，不是生存受到威胁的危机感。
我仔仔细细地读了他的第一章，谈的是世界如何在一夜之间变得平坦了。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印度的技术发达程度，描写孟买的科技区有多少美国公司的分公司，印度的年轻人如何努力工作、接受美国公司培训、模仿地道的美国口音。
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说明世界变平坦了。从经济和技术上看，美国工人们最害怕的“工作输出”（outsourcing），其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世界是不平坦的：一言以蔽之，印度、中国的人力物力都比美国的要廉价得多。就算世界是平坦的，天平还是向着美国倾斜的。除了人工和原材料的差价，还有大大有利于美国的资源分布、传统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等等：“世界是平坦的”，并没有改变这些不平等。
从政治和军事上看，这种不平等更加明显。要一个成功的美国新闻记者、畅销作家理解这里暗含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所导致的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不满，显然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二）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挑战和应战方式
弗里德曼认为，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末柏林墙倒掉之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批发改革”（reform wholesale)的时代，许多国家如中国、俄国、墨西哥、巴西和印度都进行了宏观经济改革。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或者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批发改革已经不够，必须继之以“零售改革”。
批发改革是向外国开放外贸和投资，并且从上到下地进行一些宏观政策改革。而零售改革则包括从四个方面着手改进本国社会：基础设施，管理机关，教育，文化（你的国家和领导人与外界交往的一般方式）。零售改革的目的是使最大数量的人们享有最良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以此为依托，他们能够发明创造，创办公司，并且成为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愿意与他们合作的人们的最佳合作伴侣。
弗里德曼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一般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他引用大卫•兰地斯(David Landis)的名著《富国与穷国》(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说，有些国家持续贫穷，不简单是西方殖民主义、地理和历史遗产的影响，它和各国的文化遗产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如何看待努力工作、勤俭、诚实、耐心和坚韧等价值观念，还有它对变革、新科技、妇女平等等观念的接受程度。他本人认为有两种观念最重要，一是你的文化有多“外向”，即它对外国影响和观念是否开放，是否很“全球化”，二是你的文化有多“内向”：民族团结的向心力有多大，是否能够集中在发展上，社会中对与陌生人合作的信任程度如何，国家中的富有者是关心平民百姓、愿意在本土投资，还是不关心本国穷人生活、更愿意在国外投资？
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举墨西哥为例，认为离美国最近的墨西哥，却没有象中国和印度那样进行英语教育，也没有那么多的墨西哥学生到美国上大学，就和墨西哥的文化有关。来自十二个时区以外的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各有五万名，而来自近在咫尺的墨西哥的却只有一万人。弗里德曼说，中国不光是要致富。它还想变得强大。中国不光是想造通用汽车。它还想自己当通用汽车，还想让通用汽车破产垮台。谁有疑问，谁就该去和一名中国小青年聊一聊。
看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撒姆尔•亨廷顿十多年前划时代的论文：《文明的冲突》。苏联倒台后，亨廷顿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找到了两个文化上的敌人，一个是穆斯林世界，一个是中国。世界政治这十多年的发展，至少证明了他找的第一个敌人是找对了。中国暂时躲在了穆斯林兄弟背后，然而，在一些人头脑中，仍旧是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潜在敌人。
身为记者的弗里德曼对中国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他对中国改革的赞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评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以成败论功过的色彩：他显然十分赞同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
很显然，弗里德曼的“文化”指的是人们的经济行为方式，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甚至也不是亨廷顿的文明。他把复杂的问题大大的简化了。
（三） 平坦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平的希望？
无论世界如何象弗里德曼形容的那样平坦化，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依旧是当今世界辨别人群的最重要的标志。微观地看，每个个人最重要的身份证依旧是代表国籍的护照；宏观地看，他的所谓“平坦化”，不管程度如何，都并未改变传统政治与传统冲突的格局；顶多，它只不过是带来了新的冲突，或者是改变了传统冲突的方式和内容。
The Lexus amd the Olive Tree中，弗里德曼声言，一个国家是否将其经济和未来与全球一体化和贸易挂钩，将会成为阻止它与邻国交战的重要限制因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弗里德曼在多年的旅行中发现，两个都拥有麦当劳的国家，在两国都开了麦当劳快餐店以后，就再也不曾发生过双边战争。他将这个理论戏称为“防止冲突的金拱门理论”。(the Golden Arches Thoe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根据这个理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足够发展，其中产阶级足够大，可以支撑一个麦当劳快餐链，那么，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麦当劳国家。麦当劳国家的人不想打仗。他们情愿排队等他们的汉堡包。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编织进了全球贸易和生活水平逐步上升的有机组织系统，那么，这些国家的人就会认为战争的代价太高。
意识到新麦当劳越开越多、没有麦当劳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少，弗里德曼又提出“戴尔理论”：如果两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是一个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两个国家或地区就不会发生战争。为了证实这个理论，他说，伊拉克、叙利亚、南黎巴嫩、北朝鲜、巴基斯坦和伊朗都不是任何一个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已经证明了他的理论，下一步的考验就在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了。
这里暴露了弗里德曼作为美国人和美国记者的最大缺陷：美国中心论，极端简单化，和盲目的乐观和自信。他的分析的前提是：没有美国，就没有全球；只有美国这些臭名昭著的敌人，才会为着莫名其妙的原因发动战争；全球化是有利于全球的，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国家只会从中获利，不会发生相互冲突，因而也永远不会导致战争。
弗里德曼以他的方式，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发出了挑战。他举例说，仅次于印尼的世界第二大穆斯林国家是印度，有一千五百万伊斯兰教徒，但印度却没有出“基地”战士，没有在关他摩关押，也没有在伊拉克志愿战斗。答案在于印度的世俗文化、自由市场和民主环境，以及非暴力的传统和印度教的忍让风格。
弗里德曼还以他惯有的热情和乐观，描写了一个成功的印度工业家的故事。这个企业家用自己的财富，在贫穷偏远的“不可接触者”地区开办学校。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可接触的”孩子摆脱贫穷，而是让他们重新拥有梦想。
在书末，弗里德曼又回到了他的专业中心：阿以冲突。他和几个巴勒斯坦青年对话，发现一个青年的钱包中，一张是阿拉法特的照片，一张是他的女朋友的照片。他愿意为阿拉法特去死，更愿意为他的女朋友而活；另一个青年也愿意为阿拉法特去死，但他更愿意为孟菲斯大学而活，他想和他的表兄一样去美国学工程，但是他拿不到签证。
一边是愤怒，一边是希望；一边是潜在的恐怖份子，一边是向往美好未来的梦想者。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变得平坦之后，更多的青年会成为有梦想有理想的创造性的劳动者，而不是愤怒、绝望、暴力的恐怖份子。
而在别处，作者也写了平坦化过程中的一个美国人。尼克•伯恩斯是美国驻北约大使，波士顿红袜队的铁杆球迷。他和作者聊着天，身后有四台平面电视。前三台上播放着由Predator drones从伊拉克不同地区发来的即时照片。第四台，伯恩斯聚精会神地看着的那一台，正在放一场扬基队和红袜队的棒球比赛。
在怒气冲冲、前途渺茫的巴勒斯坦青年，和胸有成竹、潇洒自如的美国将军之间，世界显然是不平坦的。自然，作为美国人，弗里德曼也不曾怀疑过，他所希望维护的美国的地位，在世界别的国家、别的文化中的人们看来，会是不公正的，现有的世界秩序也并非完满无缺的。
（四） 理论依据：与《共产党宣言》殊途同归
其实，书一拿到手，我一眼就能看出端倪：这本书更象是新闻报道，至多是新闻特写的汇集，而不是历史著作。书看完了，我又开始同意学究们的看法：弗里德曼的东西就是肤浅。书是2004年出的头版，迄今为止，作者已经“升级”修改了一回。原因就象他在书中阐述的一样：这世界变化快。这么多新的理论、名词，整本书却终究超不过一堆新闻资料的罗列，没有抽象概括出一个“体系”。用不了几年，书中的知识一过期，这本书也就是一本旧像册的价值。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先入为主，因为他的专长是国际政治和经济，我期待着他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具体明晰的世界政治经济地理地图。这也许是他傲慢的同时的自知之明之处：二十一世纪毕竟刚刚开始，在世界不断平坦化的年代，任何体系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还记得我在大洋彼岸的时候，装模作样地赶时髦读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位老师访问美国后，回去郑重地宣布，其实美国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因为三大差别早已被消灭。丹尼尔•贝尔曾经宣布过《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如今，他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起码，冷战时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应当是结束了。
因此，弗里德曼也不加隐讳地承认，他其实和马克思恩格斯殊途同归。他借哈佛政治理论学家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之口说，他所描述的那个平坦化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里揭示过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描述是：技术和资本的无限发展，将最终消除全球商业的所有壁垒、界限、冲突和限制。
弗里德曼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时，他很佩服马克思，在工业革命发展的早期就能够详细描述那些使世界变得平坦的力量，而且还预见到了这些力量今天还能继续使世界变得更加平坦。
几年前，听说北大清华拿到了十七亿特别教育基金，一个朋友就苦笑着说：怎么我们一离开哪儿，哪儿就有好事。朋友当年留校，现在也和我一样，在美国得过且过，胡乱度日。看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书才明白，原来世界本来是平坦的，只不过我们总是在不好的那一边。
（五） 美国受到的挑战和应战方式
分析了全世界以后，弗里德曼坦率承认，他毕竟是美国人，最关心的自然是美国。他认为，美国在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优势受到了挑战：数目差距，雄心差距，教育差距。(The numbers gap, the ambition gap, and the education gap.)
关于数目差距，弗里德曼引用美国科协的统计说，美国一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平均年龄还在不断上升。
至于雄心，弗里德曼说，公司总裁们把工作送往国外，不仅是因为工资成本可以下降75%，更重要的是，工作效率会翻一番。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今日的中国，比尔•盖茨是布兰妮•斯比尔斯。人们对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必要的尊重。而在今日的美国，布兰妮•斯比尔斯就是布兰妮•斯比尔斯。培养一个科学家、工程师至少需要十五年。美国的问题就在这里。
关于教育差距，弗里德曼说，很多送往国外的工作是高深的研究工作，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才能廉价，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受的教育和美国一样好：“在中国，即便你有百万里挑一的才华，还有一千三百个人和你一样出众。”目前，美国在科学和工程的研究生院级别的教学上依旧领先，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也很优秀，但英特尔总裁巴雷特说：“中国在十年以后就会达到我们的水平。”
弗里德曼是五十年代人，所以他还记得冷战时期苏联卫星上天时美国人所面临的危机感。他认为美国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只不过现在的危机不是来自“实行极端共产主义的苏联、中国和北朝鲜，而是来自实行极端资本主义的中国、印度和南朝鲜。”对付这样的挑战，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大社会，其中，在这个没有终身铁饭碗的年代，政府有责任建立一个使美国人更容易被雇佣的系统、安全网和机构组织。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慈悲的平坦主义”(compassionate flatism)，显然是从布什的“慈悲的保守主义”延伸而来。
弗里德曼认为目前的危机比五十年代的危机更难对付，因为美国政府很难象肯尼迪那样在危机面前令全民族同仇敌忾：经济和科技方面受到的挑战，毕竟不如导弹危机那样戏剧化。另外，布什也不是肯尼迪。肯尼迪在应对苏联卫星上天的威胁的办法，不是冒冒失失地放导弹，而是号召美国人齐心协力，赶紧也将自己的宇航员送上月球。弗里德曼调侃说，要指望布什象肯尼迪那样作出明智的反应，还不如自己闷头登月球去来得快些。
他主张美国人从领导阶层建设、更新工作技能、不鼓励懒汉的正当福利保障、社会发展与保护环境互相合作等方面继续努力。
最后，弗里德曼还强调，美国父母们必须严格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他说，他要这样教训自己的女儿：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会告诉他：好好吃完你的晚饭，印度和中国的孩子们都在挨饿呢。现在，他会告诉他的女儿：好好作完你的功课，印度和中国的孩子们象饿狼一样等着抢你的工作饭碗呢。“简单说来，我们需要随时准备严厉管教子女的新一代父母：有的时候，你就得收起Game Boy,关了电视，收起Ipod,让你的孩子坐下来干正经事。”
这一点令我大受震动，不禁又怀疑自己是跳了火坑。每次回国，见到的家人朋友都在雄心勃勃地开创着事业，自己难免惭愧于自己的不求上进、安贫乐道。回到美国，惭愧、自责几个星期以后，日子照样不紧不慢地过着。至于孩子，看到侄儿侄女们寒暑假期都在那里补习功课，看到姐妹朋友们都在为孩子的求学、补习寝食难安，心里不免庆幸。
看着汤姆的书，我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掉以轻心。
走马观花一般溜完了这本四百多页的书，感觉也象听了一个口才好的人讲话：听时觉得津津有味，听完茫然不知所云。根据书评和广告，还真有忧心忡忡的父母询问弗里德曼，他们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教育自己的子女。我本能地奉行着我的驼鸟政策，决定闭眼不看严峻的现实，抵制弗里德曼的危机感，冒着孩子将来无法就业、落后挨打的危险，且让他们享受他们的表兄弟们享受不到了轻松快乐的童年吧。
菊子
从小就形成了一种偏见：作学问是该坐冷板凳的，真有学问的人很谦虚，不应当夸夸其谈。这样的说教听多了，我不仅信以为真,而且还信了它的反定律：凡是口才好到能够称得上夸夸其谈的，其学问一定不怎么样。
一直比较喜欢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的外交和金融专栏，也喜欢听他讲课，偶尔还能在星期天某个电视新闻访谈中看到他露面，虽然极不喜欢他的小胡子，却还是喜欢听他讲话，也喜欢读他的文字。偏偏美国学问家们和中国学究们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只是夸夸其谈，他的观点微不足道。
出了圈外，我才突然醒悟：我所崇拜的学问家们未尝也不想夸夸其谈，非不愿也，不能也。
弗里德曼的新书的题目，象作者一样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世界是平坦的——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也只有象他这样傲慢的、不靠历史吃饭的“历史学家”，才有能力和胆量，在一个世纪刚刚开始时就号称已经写出了它的历史，而且有办法让人看；在书中，他还朝着各国政府和千千万万的个人指手划脚，说服他们改变自己对世界和历史的宏观看法。
弗里德曼是名牌记者，有机会满世界乱飞，采访各国政界、军界、金融界、技术界的头面人物；他以报道中东政治外交起家，是《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后来又改作《纽约时报》的经济记者，并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如中东阿以冲突、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和国际金融，他都在自己的《纽约时报》专栏中进行过及时的报道和分析。他早先出版的书，《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和《勒克塞斯和橄榄树：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 Globalization)都曾经是十分轰动的畅销书，前者已经成为中学和大学教授中东政治与历史的基础教科书。
（一） 十项平坦化因素：世界是否真正平坦？
弗里德曼所说的平坦，指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他在书中列举了使世界变得平坦的十件大事：
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微软视窗诞生
二。1995年8月9日，Netscape 上市
三。工作流量软件：我们一起吃午饭吧，让你的应用系统与我的应用系统交谈
平坦世界的平台就此诞生
四：开放资源(Open Sourcing)：自我组织的合作群体
五。对外输出工作(Outsourcing)：Y2K
六。Offshoring: 与羚羊一起跑，与狮子一起吃
七。供应链(Supply Chain)：在阿肯色州吃寿司
八。对内输出工作(Insourcing)：(UPS)那些穿着好笑的褐色短裤的家伙们究竟在作什么
九。信息：Google, Yahoo!, MSN 网络搜索
十。类固醇：数码话，移动化，个人化，虚拟化
弗里德曼在书中不断地提及“平坦化”，认为自己这个“世界是平坦的”的重大发现，可以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作者在记者生涯中对政治经济的广泛涉猎，加之对各种科研技术也感兴趣，他的新书中的每一页都有很大的信息量，再加上每一个故事中都有鼎鼎大名的人物，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许多书呆子们就十分看不惯他这种得意洋洋的自吹自擂和狂妄自大。我却不然。想起他那表情生动的脸，还有那一副滑稽的小胡子，再读到这些亦庄亦谐的夸张海口，我总是乐不可支。
我虽然对前沿尖端技术不感兴趣，平时也不太爱玩各种各样花哨的电子玩具，好歹也算是在高科技公司混过几年，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一些；对于跨国公司如何运作，也有比较切身的体会。读到弗里德曼写科技公司发展和合作过程时，不得不佩服他作为圈外人的信息搜集和组织能力。
我却不敢说，他提供了这么丰富的信息，是否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准确、完整的当代世界的版图。就象他自己承认的，他是一个记者，而且是一个美国人。正因为如此，他的看法是平面的，肤浅的（我的老师们该自鸣得意了），而他的危机感，也是美国人担心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的危机感，不是生存受到威胁的危机感。
我仔仔细细地读了他的第一章，谈的是世界如何在一夜之间变得平坦了。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印度的技术发达程度，描写孟买的科技区有多少美国公司的分公司，印度的年轻人如何努力工作、接受美国公司培训、模仿地道的美国口音。
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说明世界变平坦了。从经济和技术上看，美国工人们最害怕的“工作输出”（outsourcing），其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世界是不平坦的：一言以蔽之，印度、中国的人力物力都比美国的要廉价得多。就算世界是平坦的，天平还是向着美国倾斜的。除了人工和原材料的差价，还有大大有利于美国的资源分布、传统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等等：“世界是平坦的”，并没有改变这些不平等。
从政治和军事上看，这种不平等更加明显。要一个成功的美国新闻记者、畅销作家理解这里暗含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所导致的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不满，显然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二）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挑战和应战方式
弗里德曼认为，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末柏林墙倒掉之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批发改革”（reform wholesale)的时代，许多国家如中国、俄国、墨西哥、巴西和印度都进行了宏观经济改革。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或者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批发改革已经不够，必须继之以“零售改革”。
批发改革是向外国开放外贸和投资，并且从上到下地进行一些宏观政策改革。而零售改革则包括从四个方面着手改进本国社会：基础设施，管理机关，教育，文化（你的国家和领导人与外界交往的一般方式）。零售改革的目的是使最大数量的人们享有最良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以此为依托，他们能够发明创造，创办公司，并且成为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愿意与他们合作的人们的最佳合作伴侣。
弗里德曼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一般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他引用大卫•兰地斯(David Landis)的名著《富国与穷国》(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说，有些国家持续贫穷，不简单是西方殖民主义、地理和历史遗产的影响，它和各国的文化遗产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如何看待努力工作、勤俭、诚实、耐心和坚韧等价值观念，还有它对变革、新科技、妇女平等等观念的接受程度。他本人认为有两种观念最重要，一是你的文化有多“外向”，即它对外国影响和观念是否开放，是否很“全球化”，二是你的文化有多“内向”：民族团结的向心力有多大，是否能够集中在发展上，社会中对与陌生人合作的信任程度如何，国家中的富有者是关心平民百姓、愿意在本土投资，还是不关心本国穷人生活、更愿意在国外投资？
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举墨西哥为例，认为离美国最近的墨西哥，却没有象中国和印度那样进行英语教育，也没有那么多的墨西哥学生到美国上大学，就和墨西哥的文化有关。来自十二个时区以外的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各有五万名，而来自近在咫尺的墨西哥的却只有一万人。弗里德曼说，中国不光是要致富。它还想变得强大。中国不光是想造通用汽车。它还想自己当通用汽车，还想让通用汽车破产垮台。谁有疑问，谁就该去和一名中国小青年聊一聊。
看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撒姆尔•亨廷顿十多年前划时代的论文：《文明的冲突》。苏联倒台后，亨廷顿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找到了两个文化上的敌人，一个是穆斯林世界，一个是中国。世界政治这十多年的发展，至少证明了他找的第一个敌人是找对了。中国暂时躲在了穆斯林兄弟背后，然而，在一些人头脑中，仍旧是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潜在敌人。
身为记者的弗里德曼对中国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他对中国改革的赞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评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以成败论功过的色彩：他显然十分赞同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
很显然，弗里德曼的“文化”指的是人们的经济行为方式，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甚至也不是亨廷顿的文明。他把复杂的问题大大的简化了。
（三） 平坦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平的希望？
无论世界如何象弗里德曼形容的那样平坦化，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依旧是当今世界辨别人群的最重要的标志。微观地看，每个个人最重要的身份证依旧是代表国籍的护照；宏观地看，他的所谓“平坦化”，不管程度如何，都并未改变传统政治与传统冲突的格局；顶多，它只不过是带来了新的冲突，或者是改变了传统冲突的方式和内容。
The Lexus amd the Olive Tree中，弗里德曼声言，一个国家是否将其经济和未来与全球一体化和贸易挂钩，将会成为阻止它与邻国交战的重要限制因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弗里德曼在多年的旅行中发现，两个都拥有麦当劳的国家，在两国都开了麦当劳快餐店以后，就再也不曾发生过双边战争。他将这个理论戏称为“防止冲突的金拱门理论”。(the Golden Arches Thoe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根据这个理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足够发展，其中产阶级足够大，可以支撑一个麦当劳快餐链，那么，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麦当劳国家。麦当劳国家的人不想打仗。他们情愿排队等他们的汉堡包。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编织进了全球贸易和生活水平逐步上升的有机组织系统，那么，这些国家的人就会认为战争的代价太高。
意识到新麦当劳越开越多、没有麦当劳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少，弗里德曼又提出“戴尔理论”：如果两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是一个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两个国家或地区就不会发生战争。为了证实这个理论，他说，伊拉克、叙利亚、南黎巴嫩、北朝鲜、巴基斯坦和伊朗都不是任何一个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已经证明了他的理论，下一步的考验就在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了。
这里暴露了弗里德曼作为美国人和美国记者的最大缺陷：美国中心论，极端简单化，和盲目的乐观和自信。他的分析的前提是：没有美国，就没有全球；只有美国这些臭名昭著的敌人，才会为着莫名其妙的原因发动战争；全球化是有利于全球的，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国家只会从中获利，不会发生相互冲突，因而也永远不会导致战争。
弗里德曼以他的方式，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发出了挑战。他举例说，仅次于印尼的世界第二大穆斯林国家是印度，有一千五百万伊斯兰教徒，但印度却没有出“基地”战士，没有在关他摩关押，也没有在伊拉克志愿战斗。答案在于印度的世俗文化、自由市场和民主环境，以及非暴力的传统和印度教的忍让风格。
弗里德曼还以他惯有的热情和乐观，描写了一个成功的印度工业家的故事。这个企业家用自己的财富，在贫穷偏远的“不可接触者”地区开办学校。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可接触的”孩子摆脱贫穷，而是让他们重新拥有梦想。
在书末，弗里德曼又回到了他的专业中心：阿以冲突。他和几个巴勒斯坦青年对话，发现一个青年的钱包中，一张是阿拉法特的照片，一张是他的女朋友的照片。他愿意为阿拉法特去死，更愿意为他的女朋友而活；另一个青年也愿意为阿拉法特去死，但他更愿意为孟菲斯大学而活，他想和他的表兄一样去美国学工程，但是他拿不到签证。
一边是愤怒，一边是希望；一边是潜在的恐怖份子，一边是向往美好未来的梦想者。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变得平坦之后，更多的青年会成为有梦想有理想的创造性的劳动者，而不是愤怒、绝望、暴力的恐怖份子。
而在别处，作者也写了平坦化过程中的一个美国人。尼克•伯恩斯是美国驻北约大使，波士顿红袜队的铁杆球迷。他和作者聊着天，身后有四台平面电视。前三台上播放着由Predator drones从伊拉克不同地区发来的即时照片。第四台，伯恩斯聚精会神地看着的那一台，正在放一场扬基队和红袜队的棒球比赛。
在怒气冲冲、前途渺茫的巴勒斯坦青年，和胸有成竹、潇洒自如的美国将军之间，世界显然是不平坦的。自然，作为美国人，弗里德曼也不曾怀疑过，他所希望维护的美国的地位，在世界别的国家、别的文化中的人们看来，会是不公正的，现有的世界秩序也并非完满无缺的。
（四） 理论依据：与《共产党宣言》殊途同归
其实，书一拿到手，我一眼就能看出端倪：这本书更象是新闻报道，至多是新闻特写的汇集，而不是历史著作。书看完了，我又开始同意学究们的看法：弗里德曼的东西就是肤浅。书是2004年出的头版，迄今为止，作者已经“升级”修改了一回。原因就象他在书中阐述的一样：这世界变化快。这么多新的理论、名词，整本书却终究超不过一堆新闻资料的罗列，没有抽象概括出一个“体系”。用不了几年，书中的知识一过期，这本书也就是一本旧像册的价值。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先入为主，因为他的专长是国际政治和经济，我期待着他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具体明晰的世界政治经济地理地图。这也许是他傲慢的同时的自知之明之处：二十一世纪毕竟刚刚开始，在世界不断平坦化的年代，任何体系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还记得我在大洋彼岸的时候，装模作样地赶时髦读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位老师访问美国后，回去郑重地宣布，其实美国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因为三大差别早已被消灭。丹尼尔•贝尔曾经宣布过《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如今，他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起码，冷战时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应当是结束了。
因此，弗里德曼也不加隐讳地承认，他其实和马克思恩格斯殊途同归。他借哈佛政治理论学家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之口说，他所描述的那个平坦化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里揭示过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描述是：技术和资本的无限发展，将最终消除全球商业的所有壁垒、界限、冲突和限制。
弗里德曼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时，他很佩服马克思，在工业革命发展的早期就能够详细描述那些使世界变得平坦的力量，而且还预见到了这些力量今天还能继续使世界变得更加平坦。
几年前，听说北大清华拿到了十七亿特别教育基金，一个朋友就苦笑着说：怎么我们一离开哪儿，哪儿就有好事。朋友当年留校，现在也和我一样，在美国得过且过，胡乱度日。看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书才明白，原来世界本来是平坦的，只不过我们总是在不好的那一边。
（五） 美国受到的挑战和应战方式
分析了全世界以后，弗里德曼坦率承认，他毕竟是美国人，最关心的自然是美国。他认为，美国在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优势受到了挑战：数目差距，雄心差距，教育差距。(The numbers gap, the ambition gap, and the education gap.)
关于数目差距，弗里德曼引用美国科协的统计说，美国一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平均年龄还在不断上升。
至于雄心，弗里德曼说，公司总裁们把工作送往国外，不仅是因为工资成本可以下降75%，更重要的是，工作效率会翻一番。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今日的中国，比尔•盖茨是布兰妮•斯比尔斯。人们对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必要的尊重。而在今日的美国，布兰妮•斯比尔斯就是布兰妮•斯比尔斯。培养一个科学家、工程师至少需要十五年。美国的问题就在这里。
关于教育差距，弗里德曼说，很多送往国外的工作是高深的研究工作，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才能廉价，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受的教育和美国一样好：“在中国，即便你有百万里挑一的才华，还有一千三百个人和你一样出众。”目前，美国在科学和工程的研究生院级别的教学上依旧领先，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也很优秀，但英特尔总裁巴雷特说：“中国在十年以后就会达到我们的水平。”
弗里德曼是五十年代人，所以他还记得冷战时期苏联卫星上天时美国人所面临的危机感。他认为美国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只不过现在的危机不是来自“实行极端共产主义的苏联、中国和北朝鲜，而是来自实行极端资本主义的中国、印度和南朝鲜。”对付这样的挑战，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大社会，其中，在这个没有终身铁饭碗的年代，政府有责任建立一个使美国人更容易被雇佣的系统、安全网和机构组织。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慈悲的平坦主义”(compassionate flatism)，显然是从布什的“慈悲的保守主义”延伸而来。
弗里德曼认为目前的危机比五十年代的危机更难对付，因为美国政府很难象肯尼迪那样在危机面前令全民族同仇敌忾：经济和科技方面受到的挑战，毕竟不如导弹危机那样戏剧化。另外，布什也不是肯尼迪。肯尼迪在应对苏联卫星上天的威胁的办法，不是冒冒失失地放导弹，而是号召美国人齐心协力，赶紧也将自己的宇航员送上月球。弗里德曼调侃说，要指望布什象肯尼迪那样作出明智的反应，还不如自己闷头登月球去来得快些。
他主张美国人从领导阶层建设、更新工作技能、不鼓励懒汉的正当福利保障、社会发展与保护环境互相合作等方面继续努力。
最后，弗里德曼还强调，美国父母们必须严格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他说，他要这样教训自己的女儿：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会告诉他：好好吃完你的晚饭，印度和中国的孩子们都在挨饿呢。现在，他会告诉他的女儿：好好作完你的功课，印度和中国的孩子们象饿狼一样等着抢你的工作饭碗呢。“简单说来，我们需要随时准备严厉管教子女的新一代父母：有的时候，你就得收起Game Boy,关了电视，收起Ipod,让你的孩子坐下来干正经事。”
这一点令我大受震动，不禁又怀疑自己是跳了火坑。每次回国，见到的家人朋友都在雄心勃勃地开创着事业，自己难免惭愧于自己的不求上进、安贫乐道。回到美国，惭愧、自责几个星期以后，日子照样不紧不慢地过着。至于孩子，看到侄儿侄女们寒暑假期都在那里补习功课，看到姐妹朋友们都在为孩子的求学、补习寝食难安，心里不免庆幸。
看着汤姆的书，我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掉以轻心。
走马观花一般溜完了这本四百多页的书，感觉也象听了一个口才好的人讲话：听时觉得津津有味，听完茫然不知所云。根据书评和广告，还真有忧心忡忡的父母询问弗里德曼，他们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教育自己的子女。我本能地奉行着我的驼鸟政策，决定闭眼不看严峻的现实，抵制弗里德曼的危机感，冒着孩子将来无法就业、落后挨打的危险，且让他们享受他们的表兄弟们享受不到了轻松快乐的童年吧。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