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的月亮女神：索菲亚•霍桑

菊子

说起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不能不想起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尤其是《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的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在女性主义尚在萌芽时期的十九世纪上半叶，霍桑是第一个塑造性感的女性角色的重要美国作家。尽管霍桑在小说中经常让他笔下的女性受到惩罚、羞辱甚至杀戮，然而，霍桑认同她们的内心世界，同情她们的社会际遇，使她们都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复杂的个性。

霍桑的《红字》，多年前在国内就读过；移居美国以后，又住到了霍桑的故乡，于是有机会寻访他的踪迹，重读他的著作和传记。读着读着，对他的妻子索菲亚(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1809-1871）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比拜伦勋爵还要英俊”

饶有兴味的是，霍桑发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重讲一遍的故事》(Twice Told Tales)的那一年，正好是他碰上索菲亚的那一年（1837年）；他的第一次创作高峰期，也正好是他们婚姻的头几年（1842-1846年）。

索菲亚和霍桑都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Salem)市，两家相距不过几条街，还有姻亲关系。然而，霍桑大学毕业以后就离群索居，长达十二年。他的父亲是船长，在他四岁时就死于海难，母亲从来就不曾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在他们家中，大家都各自在自己的房间吃饭，只是喝咖啡时才打个照面。直到1837年，霍桑和索菲亚才初次相遇，此时，他已经三十三岁，索菲亚则已经二十八岁，家人和她自己都相信，她永远也不会嫁人。

传统的文学史，以霍桑的记录为主，将索菲亚描写成一个疾病缠身、娇羞柔弱的小女子。霍桑给了她很多昵称，最常用的是“超凡脱俗的小鸽子（my ethereal dove）。”还有些浪漫的说法，说霍桑的爱情拯救了病魔缠身的索菲亚，就象罗伯特•勃朗宁的爱情，使瘫痪在床的伊丽莎白重新站了起来。确实，象艾米丽•狄金森和其他许多同时代女子一样，索菲亚也有过奇奇怪怪的生理疾病。她的父亲是一名牙医，在索菲亚幼年出牙哭闹时给她用过带水银的药，从此以后，她对声音就异常敏感，任何一点小小的声音都有可能引发她的偏头痛，病一发，她就逃回自己的房间，整日以清水、牛奶和面包为生。直至她结婚以后，这些疾病也并没有消失；她终身都在试用不同的医生和治疗方法。然而，她并不是多愁善感的“残废人。”尽管身体有病，她性情十分活泼开朗，感情充沛外向，加上她自少年时期就开始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更使她对生活充满了乐观情绪。

索菲亚还是一个相当有头脑和天赋的画家和作家。认识霍桑以后，索菲亚开始受到霍桑的性吸引，但是，从哲学上，她更接近的还是早就相识的老朋友爱默生。“我觉得爱默生先生是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人——最完整的人。作为一个整体，他是令人满意的——他是高贵的——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她想象在爱默生所在的地方，地球上所有的事件都是“一个伟大的单位，”因此他才能那么超脱，那么庄严。她将爱默生称为“现代的神谕……敢于正视真理的太阳的面目，并且反射出那些弱视的凡人无法窥见的极度光明……一个解说着生命的神秘的斯芬克斯……一个思想中的人。”

爱默生也比较欣赏索菲亚的艺术创作才能。爱默生发表《自然》(Nature)和《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以后，索菲亚写信给爱默生，表达她对作者思想的崇拜。爱默生自然故作谦虚一番，打趣说从她那些“华彩流溢、画面般的词句”中，他都不认得自己了。在回报她的赞扬时，他也同时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有一只能够制造美丽的眼睛，能够改变它所看见的风景和人物，并且能够从乏味的散文中读出诗歌。”他在1841年发表的《艺术》(Art)一文，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风景画和人物画的看法：“在风景画中，画家应当给我们呈现一种比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加完美的创造……他应当珍视自然的表现，而不是自然本身，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应当擢升那些令他愉悦的特征。”这种风景美学来自超验主义的一种观念，即看得见的美导向深邃的真理。关于人物画，他在《艺术》中强调，应当反映人物的性格，而不是他具体的五官形象。

爱默生和索菲亚对创作过程和艺术的性质的理解相似，所指的都是新的创作，而不是给索菲亚赚来不少钱的临摹。爱默生在《自然》和《艺术》中讨论艺术问题时，用的代词都是“他”，因为他认为所有能够创作的都是男人；正因为如此，他对索菲亚才能的赞赏，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索菲亚的美学趣味，以及她对艺术家角色的理解，来自她的超验主义的乐观主义，和她认为所有存在都是统一的信仰。两者合一，她从思想上崇拜爱默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她对爱默生的崇拜中没有性的成分；在性上吸引她的是霍桑。

很多与霍桑同时代的人都描写过霍桑出众的外表，一是他精致完美的五官，一是他明亮的眼神和迷人的微笑。因为他极端害羞，在大庭广众之下往往沉默寡言，单以眼神和微笑作答，这样反而为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他平日深居简出，偶尔出门走在大街上，总是能够吸引女子们回首凝望；他头一次来访问索菲亚家的时候，索菲亚的姐姐伊丽莎白兴奋地喊她下楼来看他：“他比拜伦勋爵还要英俊！”

对理想婚姻的憧憬

1837年到1842年，霍桑和索菲亚进入了他们漫长的恋爱马拉松；到1839年7月，霍桑开始自称为索菲亚的丈夫。然而，他们的秘密婚约并没有限制索菲亚的活动：她继续与众多的朋友交往，并且继续她的艺术创作。她为霍桑的《一个温和的男孩》(A Gentle Boy)画了插图，这幅画既是她的创作，又是二人的定情之作：她试图用视觉的方式，表达霍桑用语言表达的信念和情感。除了画插图，她在与霍桑恋爱期间还继续画油画。霍桑收到这些画后，在各种各样的灯光下欣赏它们：白天的光，黄昏的光，蜡烛的光。另外，索菲亚还开始试探以前所不熟悉的泥塑。

以索菲亚惯常的乐观主义，她认为她和霍桑的婚姻会是一个理想的婚姻。在婚礼之前，她写信告诉朋友，婚姻会实现她“诗人的梦想。”霍桑不仅会是她的“国王，玩伴，情人，下属，骑士，或者，一言以蔽之，丈夫，”而且，他还会是她的平等伙伴，互相支持各自在自己的艺术领域里的追求。她给自己的姐姐描绘着她们将要过的婚姻生活：

他有一个书房，我有一个画室，一个在楼上，一下在楼下；早上，他任凭他的缪斯操纵着时，我也会听从我的缪斯。在我们从事的几门行业中，我们会快乐地分头发挥我们的能力。然后，下午时分，我们会聚到一起，交换那些从那深奥的未知世界来光顾我们的思想。哦，想一想，听着他讲话，或者告诉他我发现了什么，给他看我用铅笔和雕塑工具描绘下来的东西，将会是多么幸福！而他是一个多么公正、严谨和诚实的批评家！他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批评家。

更重要的是，索菲亚珍视霍桑的文学创作才能。她自己也曾经写过《古巴日记》，记录了她旅居古巴年间的生活，在波士顿的文化圈子中广为流传。霍桑读完《古巴日记》后，曾经抄录过她写的一些段落；他这样想象她以后帮助他写作的情景：“等我们住在一起时，在我编造我的不同的故事时，我想让我的小鸽子去阅读所有需要阅读的东西；然后，等我们脑袋挨着脑袋躺在枕头上时，她再将她研究出来的主要内容复述给我听。这样，知识就会象天国里的露珠一样，飘撒在我身上。”

傅勒接到索菲亚要结婚的消息时，十分兴奋地写信给索菲亚，夸奖霍桑本人身上有一种少见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如果我见过一个既有微妙的温柔来理解一个女人的心，又有安详的深度和男人气来满足她，那就是霍桑先生。”她还说，她相信嫁给这个男人能够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让爱情生长为它最罕见的一种形式：“知性的友谊。”（Intellectual friendship.)

康科德的伊甸园：从理想走向现实

带着希望，索菲亚嫁给了霍桑。她认为，婚姻会给她带来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满足。

1842年7月9日，在波士顿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新婚的霍桑夫妇当天就坐着马车来到了康科德。霍桑住到康科德，是由爱默生安排的。爱默生心爱的娃娃新娘和最亲近的弟弟查尔斯先后死于肺炎，他自己也辞去了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职位。他希望吸引一些人来到康科德。老庄园(The Old Manse)的主人、爱默生的继祖父去世后，房子空出来，于是由爱默生充当中介，请霍桑和索菲亚来看房子。霍桑和索菲亚来到康科德后，在老庄园里一住就是三年多。

这三年多，是霍桑夫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初到康科德时，她和霍桑在康科德河边和森林中采集野花，享受着新婚的快乐和夏天的闲散；在给家人的信件中，她大胆地描绘着她和霍桑之间亲密的两性生活，以至于屡屡受到她母亲的苛责。

然而，婚姻生活很快就改变了她。婚后不久，她不幸流产。她用结婚戒指在老庄园的窗台上刻下一句话：“人间的事故，都是上帝的安排。” 不久，她再次怀孕，并在女儿出生之前画了最后一幅油画，从此终身再也不曾提起过画笔。更重要的是，她从前梦想过的平等的艺术创作伙伴关系也随着婚姻而烟消云散。从此以后，她仅仅作为霍桑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而存在。

婚姻只是改变了霍桑的生活方式：他从前回避的人，如今成了他家的常客；而婚姻却完全改变了索菲亚，从此，她开始用霍桑的眼睛去看待周围的人物和环境，从前在她天空里闪耀的星星，如今都变得黯然失色。最重要的是爱默生。她经常见到爱默生夫妇，她称爱默生为柏拉图，说柏拉图会来到老庄园，参加聚集在那里的人群。“爱默生先生非常和善，侃侃而谈。”她在日记中说。但是，几个月后，她对爱默生作出了新的评价。“沃尔多•爱默生先生不怎么懂得爱……，”她给母亲写信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表示他懂得爱的话……他从来不懂得结合对任何灵魂的意义。”婚姻，加上频繁的近距离接触，改变了她对爱默生和爱默生主义的看法。她曾经赞扬爱默生是一个“单独的个体”（Unit)，是个人自立的绝好范例，现在，她批评他是一个“孤立的个体”（Isolation)。

玛格丽特•傅勒给康科德带来了她的朋友，大大丰富了索菲亚的社交圈子。而且，她在婚前对婚姻是两个平等的人的伙伴关系的看法，也和傅勒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中表达的观念十分一致。但是，傅勒的书于1845年出来时，索菲亚却认为傅勒在这个话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结过婚：只有结过婚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婚姻的意义，而单身的傅勒，因为缺乏婚姻经验，说什么都显得有些书呆气。结婚两年之内，索菲亚就不再认为“自给自足的个人主义”是值得赞赏的东西，至少在已婚人士中间不宜提倡。

索菲亚平生的最后一幅画是《恩第弥昂》(Endymion),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在人间的情人。她的灵感，来自从爱默生那里借来的一幅恩第弥昂的绘画。画面描绘的是正在沉睡的恩第弥昂被月神唤醒的场面。索菲亚自己后来说过：“这幅画，记录着那些幸福、充满希望的日子……恩第弥昂脸上闪耀着的希望之光，难道那不正是我的希望和我的现实？他的身体沉醉于睡眠之中，他的灵魂沐浴在光芒之下……每一根线条都流淌着完满……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的生活。”确实，她将自己描绘成了月亮女神，霍桑是沉睡中的恩第弥昂，这幅画是他们初婚时的幸福生活的写照。济慈和朗费罗都写过关于恩第弥昂的诗，他们的诗歌，描绘的是一个女子主动开始人类的性经验，从而改造了现实世界中的男子。

索菲亚本来想忍痛出售这幅画，因为他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世，霍桑虽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小说和随笔，出版商们却很少付稿酬。索菲亚开始画这幅画，就是因为她母亲建议她靠绘画来赚钱。对此，霍桑深感屈辱：他本来就知道自己捉襟见肘，不得已时，他们还接受过索菲亚那些富裕朋友赠送的钱款。他们的女儿出生几天之内，霍桑就动笔开始写《美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the Beautiful)，写的就是创造力和家庭生活的冲突。女儿一出生，家庭生活的现实向他们严峻地挑战，他们的蜜月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以后，索菲亚放弃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她的世界里，只有丈夫和孩子。她在给她的姐姐的信中说：“如果我能够帮助我丈夫的工作，那么我会将它当作我生命中的主要使命。但外在上，我能给他作的只是给他补衬衣和袜子——精神上则是另外一回事。”

索菲亚极为崇拜她的丈夫，在她的信中，她总是将他描述成最伟大的最有创新性的作家。每一次他们搬往一个新家，她马上将霍桑的书房收拾得舒适安逸。从结婚之初，她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霍桑写作时她从不打搅，而且想方设法不让孩子和客人打搅他。她还在批评家和家人面前为霍桑辩护，尽一切可能减少外界对她丈夫的写作的干扰。

索菲亚是霍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善意但严格的批评家。《红字》写成时，索菲亚反映强烈，霍桑说：“这个故事使她心碎，让她头疼欲裂，只好上床休息——这就意味着，这个故事是一个辉煌的成功！”尤其是在家境困窘时，作为妻子的索菲亚对丈夫的一贯支持，对于霍桑坚持自己的写作生涯，是至关重要的。

霍桑自己曾经说过，他不是那种极端殷勤好客的人，不会象他们那样将自己的心精心烹制、沾上脑浆，当作珍闻献给他们所心爱的公众。对霍桑这样内向、冷漠的人来说，他和热情的索菲亚的婚姻生活，无论是否符合两个人最初的理想，对于霍桑的女性主题，终究是一种重要的经验。不能想象，如果霍桑象梭罗那样一辈子独身，是否会写出那么多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是否会那么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婚姻、家庭等女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主题。他那些复杂的女性人物，部分来自他自己深刻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部分来自他周围众多女性尤其是索菲亚的影响，这就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甚至任何时代的其他男性作家。

与超验主义擦肩而过

康科德是索菲亚埋葬自己的艺术创作梦想的地方，它却成了霍桑的创作乐园。在这里，霍桑虽然没有能够在思想上加入爱默生、梭罗和玛格丽特•傅勒的超验主义圈子，然而，康科德活跃的文化生活、安静的环境，却从各方面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便利。从经济上看，这几年，霍桑虽然生活俭朴，但他毕竟衣食无忧，毋须为生计操劳，可以集中精力从事写作。

到了康科德，霍桑碰见的日后超验主义的伟大人物们，也都过着不太“正常”的生活。梭罗正住在爱默生家，作作零活，换取食宿；玛格丽特•傅勒已经三十二岁，却没有任何结婚的迹象。爱默生又痛失爱子，他的妻子利蒂安在严重的忧郁症中无法自拔，每天捱到午后才下楼，脸色煞白，黑衣黑纱，活像一只游魂。

1841年，霍桑夫妇前来康科德的前一年，爱默生就以很冷峻的笔调写过婚姻。其时，他的妻子身体欠佳，而且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用的概念是“梅争提乌斯式的婚姻(Mezentian Marriage)。”梅争提乌斯(Mezentius)是古希腊的一个暴君，他最著名的暴行就是将活人绑在尸体上，让他们慢慢等死。爱默生认为，或许所有的婚姻对灵魂都是致命的：“将一个人这样紧紧地绑附在另一个人身上，不是灵魂的计划或前景。灵魂是完全孤独的。”他告诫自己培养自给自足，从创造一切、毁灭一切的精神中吸取力量。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世间所有婚姻中都无法避免的痛苦，便显得不那么令人痛心疾首了。”为了给自己日益疏远自己的妻子作辩护，爱默生说，对一个自给自足的人来说， “宇宙就是他的新娘。”

相形之下，霍桑的相对和谐的婚姻，倒成了一桩例外。1842年9月，霍桑抵达康科德两个月以后，他和爱默生结伴，从康科德镇往西逶迤西行，一直走到了二十英以外的哈佛镇。这一年，这两位美国史上的巨人尚未成名：霍桑三十八岁，只出版了一本《再讲一次的故事》(Twice Told Stories)，爱默生三十九岁，也没有发表太多的东西：他出版了小册子《自然》，是在霍桑搬入老庄园之前，在霍桑现在的书房里完成的；一两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演讲，和他的《论文集》(Essays)中的头几篇。私底下，他们并不欣赏对方的作品。爱默生很少读小说。1838年，索菲亚的姐姐、有识别天才的天才伊丽莎白•皮波蒂将霍桑的一篇短文带给爱默生看。爱默生在日记中抱怨道：“这篇短文没有任何内涵。”这不仅仅是一时偏见；终其一生，爱默生一直不看好霍桑的小说，认为他是个好批评家，而不是一个好作家。

反过来看，霍桑对爱默生的散文也不感兴趣。他频频谢绝参加爱默生的演讲，说他从来也没有觉得听讲座对他有过什么好处；他给索菲亚写信说，有爱默生演讲的门票，还是送给别人才能物尽其用。根据他们的儿子日后的回忆，霍桑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发现抽象的东西中难以表达真理。他自己表达真理的形式，就是由具体的人从事具体的活动构成的故事。

霍桑和爱默生的品性也截然不同。爱默生是彻底的乐观，而霍桑却沉缅于人性的忧伤和罪恶感。就象亨利•詹姆士所说：“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太阳崇拜者，爱默生不会觉得霍桑那种能够象猫一样在黑暗中看见东西的能力有多大价值。”他们都同样热爱大自然，但是他们的创造形式却截然不同：爱默生是概括性的，基本上是阳光明媚的，而霍桑则是具体性的，是在阴暗之处的。

霍桑最终也没有接受超验主义哲学，他一直徘徊在超验主义圈子的外围。这群人频繁的送往迎来，使天性害羞好静的他不胜烦扰。而且，由于他政治上的冷淡和保守，和积极反对蓄奴制的爱默生和梭罗等人也格格不入。然而，霍桑接触到的超验主义潮流正处在上升时期，它对自我文化的强调，对社会改革的乐观，和一个由复杂的个人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一群杰出的人们和他们的新思想的刺激，促成了霍桑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霍桑在老庄园期间写的小说，尤其是《胎记》（The Birth Mark)、《美的艺术家》和《拉帕奇尼的女儿》(Rappaccini's Daughter)，表达了对理想的男女关系的失望。他在小说中，表达了与傅勒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中对理想婚姻的描绘：男性寻求一个可以和他一起“向一个共同的圣坛朝圣的伴侣，”他可以和她“在生活的路途上互相交流他们的想法和理想。”霍桑的小说，表达了男性对这个他本来希望能够适合他的理想的女性的失望。通过超验主义哲学，索菲亚能够从她的女儿身上看到超出尘世的永生的精神，所以她可以充满乐观地告诉他， 他“实现了她所有的梦想，”而霍桑的短篇小说，则打破了他从前以为婚姻可以同样完善他对她的理想形象的想法。这种想象在婚姻现实面前的破灭，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霍桑居住在老庄园期间的创作丰收。


客串在文学和现实生活中间

现实，还以更具体的方式逼近霍桑。1845年3月，老庄园的房主、爱默生的继祖父的儿子打算收回房子；有记录说，他已经拖欠了六个月的房租。从此以后，家庭负担时时提醒着他：他没有养活这个家庭的能力。无奈之中，他们离开了心爱的康科德，回到了萨勒姆，一家人分散寄居在不同的亲戚家中。在对老庄园和相对安定、创作灵感丰富的新婚生活的怀念情绪中，霍桑写了《古宅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一书，使这座朴素的老房子闻名于世。

离开康科德以后，他在塞来姆的海关当了一年多的巡查员(surveyor)。《红字》的序中，他用幽默的口气描述了在那里和上了年纪、机械刻板的人朝夕相处的的乏味生活。只有离开那个职位以后，他才能重新提笔从事创作。除了《红字》以外，他还完成了《七个尖角顶的房子》(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这两部小说，稳固地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一个天才的作家，霍桑一生，不仅要面对所有有创作力的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文思枯竭，还一直受到生活困顿、无以为生的威胁。为此，他被迫放下笔，两次离开心爱的康科德。第一次，他离开老庄园去当海关巡查员；1852年他在康科德买下一所小房子一年多以后，又一次离开康科德到英国当领事。

霍桑基本上是非政治的，但因为他的大学同学弗兰克林•皮尔斯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著作中除了纯文学创作外，还包括了为皮尔斯写的一部政治传记。1853年，迫于生计，借用他和皮尔斯的私人关系，霍桑谋到了驻英国利物浦的领事职位。他首先在英国当了四年的领事，然后在意大利等国旅行，七年以后才重新回到康科德。他在欧洲写了《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开了在美国文学中描写国外的美国人的先河。

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罗姆说，霍桑是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只有亨利•詹姆斯和威廉•福克纳可以和他匹敌。他的最高成就，就在于他创造了“美国的夏娃”——海丝特•白兰。自海丝特以后，美国文学上涌现了大批女性角色，然而没有一个可以和她在美学和文化上的反响相抗衡。海丝特这个角色充满了感性和悲剧色彩，令那个根本配不上她的懦弱的情人阿瑟•丁梅斯代尔，和她那恶魔般的丈夫罗杰•齐林渥斯相形见绌。

《红字》的主题，是霍桑对清教的伪善和裁判的质疑。他在书中对偷情、有了私生子的海斯特的同情，使他受到了同时代的清教徒的谴责。然而，恰恰是他对罪恶和赎罪问题的探寻，使今天的读者仍然对他的作品感兴趣。道貌岸然的法官们只能惩罚最明显的罪人的罪行，海斯特必须戴着红字，而她的情人不仅不受到惩罚，反而因为不断惩治她而受到公众敬仰。她的丈夫实际上逼死了她的情人，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霍桑周游欧洲之后，直接回到了康科德。1864年，他在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旅行期间，在睡眠中安详地去世，葬在康科德镇上的公共墓地——睡谷（Sleepy Hollow）的作家岭(Author’s Ridge)，与爱默生、梭罗、阿尔科特等人的长眠之处毗邻。
1868年，索菲亚迁居伦敦，一边整理霍桑的作品和日记，一边发表游记《英国和意大利散记》（Notes on England and Italy)，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1871年，索菲亚于伦敦去世。

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了索菲亚在美国文学史上的意义。索菲亚和霍桑新婚之后，他们曾经一起写日记，日记发表时，却只有霍桑写的那一部分。直到2006年，新出版的日记才补上了索菲亚写的那一部分。2006年6月26日，她的后人将她的遗骨从英国移回，安置在睡谷中霍桑的坟墓旁，让她陪伴着丈夫，接受慕名而来的访客的景仰。

参考资料：

Harold Bloom ed.: Nathaniel Hawthorn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Study Guide: Bloom's Major Novelists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Broomall, PA, 2000)

John L. Idol Jr. and Melinda M. Ponder eds., Hawthorne and Women: Engendering and Expanding the Hawthorne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1999)

Megan Marshall: The Peabody Sisters: Three Women Who Ignited American Romanticism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New York, 1005)

Patricia Dunlavy Valenti: Sophia Peabody Hawthorne, A Life, Volume 1, 1809-1847(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and London, 2004)

Philip McFarland: Hawthorne in Concord (Grove Press, New York,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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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索菲亚•皮波第•霍桑

图二：装载着索菲亚和霍桑长女乌娜的马车，缓缓驶入睡谷（2006年6月26日）

图三：霍桑

图四：老庄园(The Old Manse)

图五：老庄园招牌

图六：老庄园北，靠近美国内战爆发的北桥一侧

图七：霍桑和索菲亚简朴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