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坦的：读托马斯•弗里德曼的”The World Is Flat”

世界是平坦的：读托马斯•弗里德曼的”The World Is Flat”

菊子

从小就形成了一种偏见：作学问是该坐冷板凳的，真有学问的人很谦虚，不应当夸夸其谈。这样的说教听多了，我不仅信以为真,而且还信了它的反定律：凡是口才好到能够称得上夸夸其谈的，其学问一定不怎么样。

一直比较喜欢看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的外交和金融专栏，也喜欢听他讲课，偶尔还能在星期天某个电视新闻访谈中看到他露面，虽然极不喜欢他的小胡子，却还是喜欢听他讲话，也喜欢读他的文字。偏偏美国学问家们和中国学究们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只是夸夸其谈，他的观点微不足道。

出了圈外，我才突然醒悟：我所崇拜的学问家们未尝也不想夸夸其谈，非不愿也，不能也。

弗里德曼的新书的题目，象作者一样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世界是平坦的——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也只有象他这样傲慢的、不靠历史吃饭的“历史学家”，才有能力和胆量，在一个世纪刚刚开始时就号称已经写出了它的历史，而且有办法让人看；在书中，他还朝着各国政府和千千万万的个人指手划脚，说服他们改变自己对世界和历史的宏观看法。

弗里德曼是名牌记者，有机会满世界乱飞，采访各国政界、军界、金融界、技术界的头面人物；他以报道中东政治外交起家，是《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后来又改作《纽约时报》的经济记者，并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如中东阿以冲突、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和国际金融，他都在自己的《纽约时报》专栏中进行过及时的报道和分析。他早先出版的书，《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和《勒克塞斯和橄榄树：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 Globalization)都曾经是十分轰动的畅销书，前者已经成为中学和大学教授中东政治与历史的基础教科书。



（一） 十项平坦化因素：世界是否真正平坦？


弗里德曼所说的平坦，指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他在书中列举了使世界变得平坦的十件大事：

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微软视窗诞生
二。1995年8月9日，Netscape 上市
三。工作流量软件：我们一起吃午饭吧，让你的应用系统与我的应用系统交谈
平坦世界的平台就此诞生
四：开放资源(Open Sourcing)：自我组织的合作群体
五。对外输出工作(Outsourcing)：Y2K
六。Offshoring: 与羚羊一起跑，与狮子一起吃
七。供应链(Supply Chain)：在阿肯色州吃寿司
八。对内输出工作(Insourcing)：(UPS)那些穿着好笑的褐色短裤的家伙们究竟在作什么
九。信息：Google, Yahoo!, MSN 网络搜索
十。类固醇：数码话，移动化，个人化，虚拟化

弗里德曼在书中不断地提及“平坦化”，认为自己这个“世界是平坦的”的重大发现，可以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作者在记者生涯中对政治经济的广泛涉猎，加之对各种科研技术也感兴趣，他的新书中的每一页都有很大的信息量，再加上每一个故事中都有鼎鼎大名的人物，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许多书呆子们就十分看不惯他这种得意洋洋的自吹自擂和狂妄自大。我却不然。想起他那表情生动的脸，还有那一副滑稽的小胡子，再读到这些亦庄亦谐的夸张海口，我总是乐不可支。

我虽然对前沿尖端技术不感兴趣，平时也不太爱玩各种各样花哨的电子玩具，好歹也算是在高科技公司混过几年，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一些；对于跨国公司如何运作，也有比较切身的体会。读到弗里德曼写科技公司发展和合作过程时，不得不佩服他作为圈外人的信息搜集和组织能力。

我却不敢说，他提供了这么丰富的信息，是否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准确、完整的当代世界的版图。就象他自己承认的，他是一个记者，而且是一个美国人。正因为如此，他的看法是平面的，肤浅的（我的老师们该自鸣得意了），而他的危机感，也是美国人担心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的危机感，不是生存受到威胁的危机感。

我仔仔细细地读了他的第一章，谈的是世界如何在一夜之间变得平坦了。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印度的技术发达程度，描写孟买的科技区有多少美国公司的分公司，印度的年轻人如何努力工作、接受美国公司培训、模仿地道的美国口音。

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说明世界变平坦了。从经济和技术上看，美国工人们最害怕的“工作输出”（outsourcing），其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世界是不平坦的：一言以蔽之，印度、中国的人力物力都比美国的要廉价得多。就算世界是平坦的，天平还是向着美国倾斜的。除了人工和原材料的差价，还有大大有利于美国的资源分布、传统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等等：“世界是平坦的”，并没有改变这些不平等。

从政治和军事上看，这种不平等更加明显。要一个成功的美国新闻记者、畅销作家理解这里暗含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所导致的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不满，显然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二）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挑战和应战方式


弗里德曼认为，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末柏林墙倒掉之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批发改革”（reform wholesale)的时代，许多国家如中国、俄国、墨西哥、巴西和印度都进行了宏观经济改革。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或者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批发改革已经不够，必须继之以“零售改革”。

批发改革是向外国开放外贸和投资，并且从上到下地进行一些宏观政策改革。而零售改革则包括从四个方面着手改进本国社会：基础设施，管理机关，教育，文化（你的国家和领导人与外界交往的一般方式）。零售改革的目的是使最大数量的人们享有最良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以此为依托，他们能够发明创造，创办公司，并且成为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愿意与他们合作的人们的最佳合作伴侣。

弗里德曼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一般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他引用大卫•兰地斯(David Landis)的名著《富国与穷国》(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说，有些国家持续贫穷，不简单是西方殖民主义、地理和历史遗产的影响，它和各国的文化遗产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如何看待努力工作、勤俭、诚实、耐心和坚韧等价值观念，还有它对变革、新科技、妇女平等等观念的接受程度。他本人认为有两种观念最重要，一是你的文化有多“外向”，即它对外国影响和观念是否开放，是否很“全球化”，二是你的文化有多“内向”：民族团结的向心力有多大，是否能够集中在发展上，社会中对与陌生人合作的信任程度如何，国家中的富有者是关心平民百姓、愿意在本土投资，还是不关心本国穷人生活、更愿意在国外投资？

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举墨西哥为例，认为离美国最近的墨西哥，却没有象中国和印度那样进行英语教育，也没有那么多的墨西哥学生到美国上大学，就和墨西哥的文化有关。来自十二个时区以外的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各有五万名，而来自近在咫尺的墨西哥的却只有一万人。弗里德曼说，中国不光是要致富。它还想变得强大。中国不光是想造通用汽车。它还想自己当通用汽车，还想让通用汽车破产垮台。谁有疑问，谁就该去和一名中国小青年聊一聊。

看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撒姆尔•亨廷顿十多年前划时代的论文：《文明的冲突》。苏联倒台后，亨廷顿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找到了两个文化上的敌人，一个是穆斯林世界，一个是中国。世界政治这十多年的发展，至少证明了他找的第一个敌人是找对了。中国暂时躲在了穆斯林兄弟背后，然而，在一些人头脑中，仍旧是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潜在敌人。

身为记者的弗里德曼对中国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他对中国改革的赞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评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以成败论功过的色彩：他显然十分赞同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

很显然，弗里德曼的“文化”指的是人们的经济行为方式，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甚至也不是亨廷顿的文明。他把复杂的问题大大的简化了。



（三） 平坦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平的希望？


无论世界如何象弗里德曼形容的那样平坦化，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依旧是当今世界辨别人群的最重要的标志。微观地看，每个个人最重要的身份证依旧是代表国籍的护照；宏观地看，他的所谓“平坦化”，不管程度如何，都并未改变传统政治与传统冲突的格局；顶多，它只不过是带来了新的冲突，或者是改变了传统冲突的方式和内容。

The Lexus amd the Olive Tree中，弗里德曼声言，一个国家是否将其经济和未来与全球一体化和贸易挂钩，将会成为阻止它与邻国交战的重要限制因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弗里德曼在多年的旅行中发现，两个都拥有麦当劳的国家，在两国都开了麦当劳快餐店以后，就再也不曾发生过双边战争。他将这个理论戏称为“防止冲突的金拱门理论”。(the Golden Arches Thoe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根据这个理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足够发展，其中产阶级足够大，可以支撑一个麦当劳快餐链，那么，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麦当劳国家。麦当劳国家的人不想打仗。他们情愿排队等他们的汉堡包。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编织进了全球贸易和生活水平逐步上升的有机组织系统，那么，这些国家的人就会认为战争的代价太高。

意识到新麦当劳越开越多、没有麦当劳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少，弗里德曼又提出“戴尔理论”：如果两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是一个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两个国家或地区就不会发生战争。为了证实这个理论，他说，伊拉克、叙利亚、南黎巴嫩、北朝鲜、巴基斯坦和伊朗都不是任何一个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已经证明了他的理论，下一步的考验就在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了。

这里暴露了弗里德曼作为美国人和美国记者的最大缺陷：美国中心论，极端简单化，和盲目的乐观和自信。他的分析的前提是：没有美国，就没有全球；只有美国这些臭名昭著的敌人，才会为着莫名其妙的原因发动战争；全球化是有利于全球的，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国家只会从中获利，不会发生相互冲突，因而也永远不会导致战争。

弗里德曼以他的方式，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发出了挑战。他举例说，仅次于印尼的世界第二大穆斯林国家是印度，有一千五百万伊斯兰教徒，但印度却没有出“基地”战士，没有在关他摩关押，也没有在伊拉克志愿战斗。答案在于印度的世俗文化、自由市场和民主环境，以及非暴力的传统和印度教的忍让风格。

弗里德曼还以他惯有的热情和乐观，描写了一个成功的印度工业家的故事。这个企业家用自己的财富，在贫穷偏远的“不可接触者”地区开办学校。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可接触的”孩子摆脱贫穷，而是让他们重新拥有梦想。

在书末，弗里德曼又回到了他的专业中心：阿以冲突。他和几个巴勒斯坦青年对话，发现一个青年的钱包中，一张是阿拉法特的照片，一张是他的女朋友的照片。他愿意为阿拉法特去死，更愿意为他的女朋友而活；另一个青年也愿意为阿拉法特去死，但他更愿意为孟菲斯大学而活，他想和他的表兄一样去美国学工程，但是他拿不到签证。

一边是愤怒，一边是希望；一边是潜在的恐怖份子，一边是向往美好未来的梦想者。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变得平坦之后，更多的青年会成为有梦想有理想的创造性的劳动者，而不是愤怒、绝望、暴力的恐怖份子。

而在别处，作者也写了平坦化过程中的一个美国人。尼克•伯恩斯是美国驻北约大使，波士顿红袜队的铁杆球迷。他和作者聊着天，身后有四台平面电视。前三台上播放着由Predator drones从伊拉克不同地区发来的即时照片。第四台，伯恩斯聚精会神地看着的那一台，正在放一场扬基队和红袜队的棒球比赛。

在怒气冲冲、前途渺茫的巴勒斯坦青年，和胸有成竹、潇洒自如的美国将军之间，世界显然是不平坦的。自然，作为美国人，弗里德曼也不曾怀疑过，他所希望维护的美国的地位，在世界别的国家、别的文化中的人们看来，会是不公正的，现有的世界秩序也并非完满无缺的。



（四） 理论依据：与《共产党宣言》殊途同归


其实，书一拿到手，我一眼就能看出端倪：这本书更象是新闻报道，至多是新闻特写的汇集，而不是历史著作。书看完了，我又开始同意学究们的看法：弗里德曼的东西就是肤浅。书是2004年出的头版，迄今为止，作者已经“升级”修改了一回。原因就象他在书中阐述的一样：这世界变化快。这么多新的理论、名词，整本书却终究超不过一堆新闻资料的罗列，没有抽象概括出一个“体系”。用不了几年，书中的知识一过期，这本书也就是一本旧像册的价值。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先入为主，因为他的专长是国际政治和经济，我期待着他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具体明晰的世界政治经济地理地图。这也许是他傲慢的同时的自知之明之处：二十一世纪毕竟刚刚开始，在世界不断平坦化的年代，任何体系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还记得我在大洋彼岸的时候，装模作样地赶时髦读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位老师访问美国后，回去郑重地宣布，其实美国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因为三大差别早已被消灭。丹尼尔•贝尔曾经宣布过《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如今，他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起码，冷战时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应当是结束了。

因此，弗里德曼也不加隐讳地承认，他其实和马克思恩格斯殊途同归。他借哈佛政治理论学家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之口说，他所描述的那个平坦化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里揭示过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描述是：技术和资本的无限发展，将最终消除全球商业的所有壁垒、界限、冲突和限制。

弗里德曼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时，他很佩服马克思，在工业革命发展的早期就能够详细描述那些使世界变得平坦的力量，而且还预见到了这些力量今天还能继续使世界变得更加平坦。

几年前，听说北大清华拿到了十七亿特别教育基金，一个朋友就苦笑着说：怎么我们一离开哪儿，哪儿就有好事。朋友当年留校，现在也和我一样，在美国得过且过，胡乱度日。看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书才明白，原来世界本来是平坦的，只不过我们总是在不好的那一边。



（五） 美国受到的挑战和应战方式


分析了全世界以后，弗里德曼坦率承认，他毕竟是美国人，最关心的自然是美国。他认为，美国在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优势受到了挑战：数目差距，雄心差距，教育差距。(The numbers gap, the ambition gap, and the education gap.)

关于数目差距，弗里德曼引用美国科协的统计说，美国一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平均年龄还在不断上升。

至于雄心，弗里德曼说，公司总裁们把工作送往国外，不仅是因为工资成本可以下降75%，更重要的是，工作效率会翻一番。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今日的中国，比尔•盖茨是布兰妮•斯比尔斯。人们对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必要的尊重。而在今日的美国，布兰妮•斯比尔斯就是布兰妮•斯比尔斯。培养一个科学家、工程师至少需要十五年。美国的问题就在这里。

关于教育差距，弗里德曼说，很多送往国外的工作是高深的研究工作，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才能廉价，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受的教育和美国一样好：“在中国，即便你有百万里挑一的才华，还有一千三百个人和你一样出众。”目前，美国在科学和工程的研究生院级别的教学上依旧领先，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也很优秀，但英特尔总裁巴雷特说：“中国在十年以后就会达到我们的水平。”

弗里德曼是五十年代人，所以他还记得冷战时期苏联卫星上天时美国人所面临的危机感。他认为美国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只不过现在的危机不是来自“实行极端共产主义的苏联、中国和北朝鲜，而是来自实行极端资本主义的中国、印度和南朝鲜。”对付这样的挑战，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大社会，其中，在这个没有终身铁饭碗的年代，政府有责任建立一个使美国人更容易被雇佣的系统、安全网和机构组织。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慈悲的平坦主义”(compassionate flatism)，显然是从布什的“慈悲的保守主义”延伸而来。

弗里德曼认为目前的危机比五十年代的危机更难对付，因为美国政府很难象肯尼迪那样在危机面前令全民族同仇敌忾：经济和科技方面受到的挑战，毕竟不如导弹危机那样戏剧化。另外，布什也不是肯尼迪。肯尼迪在应对苏联卫星上天的威胁的办法，不是冒冒失失地放导弹，而是号召美国人齐心协力，赶紧也将自己的宇航员送上月球。弗里德曼调侃说，要指望布什象肯尼迪那样作出明智的反应，还不如自己闷头登月球去来得快些。

他主张美国人从领导阶层建设、更新工作技能、不鼓励懒汉的正当福利保障、社会发展与保护环境互相合作等方面继续努力。

最后，弗里德曼还强调，美国父母们必须严格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他说，他要这样教训自己的女儿：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会告诉他：好好吃完你的晚饭，印度和中国的孩子们都在挨饿呢。现在，他会告诉他的女儿：好好作完你的功课，印度和中国的孩子们象饿狼一样等着抢你的工作饭碗呢。“简单说来，我们需要随时准备严厉管教子女的新一代父母：有的时候，你就得收起Game Boy,关了电视，收起Ipod,让你的孩子坐下来干正经事。”

这一点令我大受震动，不禁又怀疑自己是跳了火坑。每次回国，见到的家人朋友都在雄心勃勃地开创着事业，自己难免惭愧于自己的不求上进、安贫乐道。回到美国，惭愧、自责几个星期以后，日子照样不紧不慢地过着。至于孩子，看到侄儿侄女们寒暑假期都在那里补习功课，看到姐妹朋友们都在为孩子的求学、补习寝食难安，心里不免庆幸。

看着汤姆的书，我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掉以轻心。

走马观花一般溜完了这本四百多页的书，感觉也象听了一个口才好的人讲话：听时觉得津津有味，听完茫然不知所云。根据书评和广告，还真有忧心忡忡的父母询问弗里德曼，他们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教育自己的子女。我本能地奉行着我的驼鸟政策，决定闭眼不看严峻的现实，抵制弗里德曼的危机感，冒着孩子将来无法就业、落后挨打的危险，且让他们享受他们的表兄弟们享受不到了轻松快乐的童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