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乡愁

斋主以后不许瞎说。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忌讳。人走过的路，总是难免回头看的，也总是难免惋惜的，但她自己能惋惜，你也跟着惋惜就不对了。尤其是没有回头路的时候。：）

------------------------

一排一排的书架，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者，知道的和一无所知的科目、话题，明知道这一辈子无法穷尽哪怕是一个枝节，却也无妨，就那样从容不迫地，不紧不慢地走过来，走过去，等走出图书馆时，书包里满了，怀里满了，搬回去，书桌书架也满了。

我差不多算是在图书馆里长大的，也总以为自己会在图书馆里终此一生。

小时候很少想“长大以后干什么”，我是乖孩子，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那么按部就班，象阿Q一样，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不知不觉，人就已经长到“长大以后”了，职业换过几回，已经作过的自然便不太去想，剩下的，有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比如说接替布什当美国总统，或者做到了也不会舒服的，比如说太平间的看守，好象自己最向往的、也最适合的形象，就是一个图书馆里的闲人，在一排排书架中间晃悠，漫无目的地东看看，西翻翻，就这么一路翻过去。

大学里的书用书包背，背不完的，夹在自行车后头；后来有车篮了，起初是那种塑料车筐，大红大绿的难看，缝隙还很宽，容易丢书。我就丢过一本。一个朋友大力推崇惠特曼，专门从他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借了《草叶集》，巴巴地给我寄了来。我还没太看，放到大缝隙的车筐里就丢了，害他赔了十多块钱。同学老实巴交没趣味，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惠特曼的诗，我就一直不大喜欢。

图书馆是贵族的，奢侈的，有闲阶级的。欧根•奥涅金闲居乡下时，就有邻近农庄的良家女子，怯生生地走来说，我喜欢你叔叔的图书馆，我时常从他这里借书。在叔叔的图书馆里，在一排排书架前，奥涅金轻而易举地俘获了塔吉亚娜的心，然后又漫不经心地离开了乏味的乡间，回到了圣彼得堡的繁华与喧嚣，留下她独自枯萎。

牛津有个学生活动中心，Oxford Union，里面常常有各种辩论，我们听不大懂，却也爱去凑热闹。许多年过去，听过的辩论全忘了，只记得那个大厅，大概有两三层楼高，四周全是深棕色的书架，从地面到房顶，全是精装的书。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写了这些书，也不知道什么人会去读这些书，还有更简单的问题，那高高的书架顶上的书，怎么才能取下来？

牛津有很多图书馆，最大的是博徳连(Bodleian)。听过一位教授的课，中世纪西班牙史，和我的专业毫不搭界，一直不乐意承认，选那门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位教授英俊得不可思议。选他的课的，果然大多是女生。其实他是有老婆的，老婆是他在哈佛的同学，据说博士作了十多年还没拿到学位，女生们便偷乐，大约有些幸灾乐祸、必欲取彼而代之的意思。有一回他带我们到博德连图书馆看原始资料，都是精装的中世纪犹太经文，漂亮的手写文字旁边装饰着精致的图画。书们都经历过漫长的时日，很脆很娇贵的样子，他很小心地翻弄着，细长的手指优雅地伸张。我们都半屏住呼吸。饶是这样，书脊还是突然裂开了。我们眼看着红晕从他的脑门一直蔓延到脖根，心里奇怪，大男人也有这么漂亮的红晕。

何兆武先生写他八十年代后出国，到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能够去书库里自由翻阅。《上学记》的叙述口气是十分平和的，老先生没有义愤填膺地大批判，也没有痛哭流涕地忆苦思甜，然而他反反复复提到好几回，北图的书库不让人进，要填索书单，每次只能填三张，然后呆呆地等图书管理员进库查找；三本书里能有一本能找到就已经是万幸，如果没有又必须重新填条，再重新等，等完了说不定还是没有，于是一天半天就在图书馆的柜台外无奈地流走。

到美国后，我当过TA（助教），也给一位教授作过RA（研究助手），他写的是关于日占时期上海租界历史的一本书。每隔一段时间，国会图书馆就给他寄来一堆缩微胶卷，是当年美军缴获的日本外交部文件。我的任务，就是从里面挑出他能用得上的资料，然后翻译成英文。每个星期一次，我们去图书馆找到一台读缩微胶卷的机器，一起挑选资料。从缩微胶卷里看到活生生的历史，和看二手材料的感觉又是不同。

有书可读，有时间可读书，有事没事在图书馆里泡着，饿了出去吃一顿，吃完了回头再泡，泡到灯火阑珊的时候慢悠悠地蹓跶着荡回家，那样的日子，真是快活。

除了正当职业，我也打过零工，两份工，居然都是在图书馆里。上大学时，毕业之前还有一门劳动课，大部分同学都去昌平植树，我却被分在系里的图书馆帮忙。图书管理员是个干瘦干瘦的广东老头，说话慢得让人暴跳如雷，听他说话，就象眼睁睁地看着光阴在显微镜下，一寸一寸地被撕裂开来虚度着。

那却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看书脊的乐趣。忙着将书们分类上架时，看书的内容的可能性便不大，于是对书们只能以貌取人，厚的，薄的，硬皮的，软装的，崭新的无人问津的，被众多的读者翻得卷了角的，就如同芸芸众生的命运，参差不齐地在面前一字排开。小心翼翼地伺弄着他们，心里有一些诚惶诚恐。

便是走马观花，也能窥见历史的一丝端倪。就在那个系图书馆里，我看见过一本翻译成中文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好奇中，翻开来看，原来这本书最初是私人的，一个人将这本书赠给他的朋友，并且题了赠言：“祝你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希特勒！”

我们有事后诸葛亮的特权，却不知道，写这份祝辞的人，一定不会是希望他的朋友成为希特勒那样的屠夫；据何先生介绍，三十年代的爱国青年们，盼望的是强人救国，美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中国人是不想仿效的，连蒋介石想的都是强人当道的苏俄，不然也不会将儿子送到苏联。历史嘲弄书本，书本也嘲弄历史。

在美国的大学里也打过一份图书馆工，每星期七八个小时，在大台的咨询台接接电话、教新读者怎么查目录。生意清淡的时候，我就看着门口来来去去的读者们发呆。来往的人大多很年轻，匆匆忙忙地赶作业，慢慢腾腾地消磨着无穷无尽的青春岁月。问到简单的问题，我就很神气地回答他们；问到难的，我就把他们交给后面办公室里的正儿八经的图书馆员。里面一个 Leslie 喜欢研究家史，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她有个姑奶奶被人判作巫婆，在波士顿广场给吊死了。

如今，互联网突飞猛进，许多资讯都很容易从网上查到了，更关键的是，我的职业学生生涯也结束了，柴米油盐焦头烂额的时候，想起图书馆，抑制不住的乡愁就劈头盖脸地弥漫开来。

好象也不是稀罕作学问。“学问”也作过几年，“专业”却是鸡肋，索然无味得很，想起“学以致用”，立马呵欠连天。多年积攒的宝贝书们，搬家后存在地下室的书库里，偶尔进去取出一本，然后就飞也似地逃将出来，竟是作贼一般。

如今，也去图书馆，每周至少有一次，带两位小朋友去少儿部。大毛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用小车推着他，他都知道去图书馆该从哪里拐弯，换一条路线，他就会哇哇乱叫着抗议。小朋友一天天长大，小朋友看的书一天天变小，于是我可以趁他们忙着翻书、趁图书管理员没有盯着的时候，偷偷跑到楼上的成年部。——按规定，六岁以下的小读者，必须随时有大人陪伴。

今年的愿望，就是有一整天时间，去图书馆里泡啊泡，一直泡到饥肠辘辘、两眼昏花，然后懵里懵懂地抱一大抱书回家，回家的时候，怀里的书太多，一路往下掉，好不容易搬回家，桌面堆满了，书架塞满了，没来得及还书，图书馆罚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