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何先生的政治底线

《上学记》读完了，心境也随亲切、平和转为凄凉。前言误导，其实并没有停止在1949年——本来是该守住不读前言的老习惯的。何先生是散淡之人，本不期望他愤怒控诉、痛斥歼贼，然而历史就在这里，事实就在这里，他再温和婉转，也不能撒慌，不能回避不可回避的事实。

事实是，他的故事里所讲的那些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下场都很惨。所不同的是，就象波兰斯基的《钢琴师》，血腥和残酷都是渗透在背景里的事实，不言而喻。

动乱时代，文人们纷纷卷入政治或被政治卷入。他回忆西南联大时提到的很多人，下场都很悲惨。何先生的二姐起初是地下党，后来因挨整精神失常而去世；妹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政治风头反复、自己想不开而自杀。何先生还庆幸她没有活到文革：她会受不了。崇祯说：汝若何生我家！（西雅图的何恺青是大姐。）

以知识分子的自由度而衡量，按何先生的叙述，是每况愈下。北洋军阀时期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所以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蒋上台后搞专制、军事统治，但知识分子也还是有一定的说话的余地，只有在49年以后才有了彻底的控制，不仅是行动，还有思想。

不必认真统计，何先生言谈间随意提及的，傅雷、周作人、胡适的儿子等或自杀或郁郁而终，冯友兰等等趋炎附势、曲意逢迎，还有多少青年才俊荒废蹉跎，浪费了生命。

何先生大学时最好的朋友王浩，后来在美国定居，1972年随尼克松访华，想和他见一面。何先生给工宣队提出申请，工宣队置之不理，故而没见成。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另一位教授，就是因为见了从国外回来的朋友，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据说宗濮等大作文章，说何先生尖刻，把冯友兰说得太不堪：国民党统治时迎合国民党，共产党时又迎合共产党。具体事实、年月日等等也许确有不精确之处，but who cares?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难道不是象冯友兰、郭沫若那样被“阉割”了？更糟糕的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幸免。所以我们才逃之夭夭。我也从来不敢谴责这样的人，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处在同样的境地，并不会做得比他们好。

说起学潮，当局总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但一是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一是校方永远站在学生一边。蒋梦麟说学生就象他的子女，学生不救出来他就不罢休。没有一个人读到这里不会自动联想和比较；春秋笔法，以何先生的个性，已经是相当勇敢了。

还记得丁校长站在我们一边时，我们的惊喜和感激。惊喜，因为不曾奢望过；感激，因为突然觉得不那么茫然孤独。多数人，仅凭一腔热血，谁整天想着什么救国救民救世界？象我这样的自由电子，所盼望的也无非是 be left alone。现在想来，那还是奢望。

偶尔也想想，离开清华是不是一个错误。并不是真要回去，不过人偶尔是要 self-doubt 一下自己的。我想，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作出同样的选择。不光是在当时的出国潮中随波逐流。怪不得何先生当时大力支持。回去探亲时，我们虚伪，说以后还是要回来服务的。我们也会官样文章。：）系主任后来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回来干嘛。他不象何先生那样有学问，一辈子碌碌无为，但还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父亲，以前是协和医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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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治/反政治：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演讲，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这么告戒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T.S. Eliot 30年代的一句话：20世纪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思想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做一个布尔什维克，要么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自谦：“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如我，大概永远不会是有为的。”嘿嘿。活灵活现，何老头的谦虚是与生俱来的，连自嘲都不是，可是就不显得萎琐，照样令人尊敬。：）

《红楼梦》一书的大旨不应解说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隐派），也不是一部自传（考据派），它的主题是一部爱情故事。人生，尤其是人生中最难以捉摸的爱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传达的，所以只能借某些外在的迹象去猜测，去摸索。两个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灵渴求而又无从把握，此其所以成为艺术的绝唱。

A. Maurois(莫罗阿）的Meipe,傅雷译，《恋爱与牺牲》：“Maurois 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温情脉脉、处处值得我们怜悯和同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