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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的成年礼——《戴珍珠耳坠的女孩》
1 画室与人世
格蕊特（Griet）十七岁了，要离开家，去给画家约翰内斯·凡米尔（Johannes Vermeer）当清扫画室的女佣。格蕊特的父亲是烧瓷砖的艺人，因为事故伤了眼睛，养活全家的任务，将由格蕊特承担起来。她提着小包裹，背朝着父母的家，走向她的雇主，走向未知。
我是两年前看这部电影的，看完以后，一直心有戚戚，于是便将原小说借来看。书的封皮是柔和的暖棕色，封面的上部就是那幅《戴珍珠耳坠的女孩》，下部是凡米尔的一幅河岸风景。今年这个暖和的冬天里，我阅读的几本闲书，何兆武的《上学记》，马慧元的《北方人的巴赫》，碰巧都是这样的暖棕色。
小说细细地描写着十七世纪的荷兰小城德尔夫特（Delft），河道，街坊，店铺，行人，河中的撑船人。小城中心有一个石子码成的图案，分成八瓣， 其中一瓣指向她父母的家，一瓣指向画家的家。电影的开头和结尾，都有格蕊特站在这个米字路口的镜头。女孩子要成年了，她必须选择其中一个方向，然后沿着那个方向一直走下去。
父亲提起过画家的名字，为她作了简单的介绍，从此以后，在格蕊特的叙述中，画家就成了“他”——她不再提及他的名字，因为在格蕊特小小的世界里，他已经无所不在。豆蔻年华的少女离开家了，碰上了除了她父亲兄弟之外的第一个男人，于是，他就是她的宿命；她睁开眼后看见的这第一个男人，从此便永远留存在她的感情记忆中。
格蕊特面对的是极度的贫困和窘迫，画家也面对着世俗家庭生活的繁杂混乱。然而，在这片困窘和繁乱中，是一个干净、家具稀少到近乎空白的画室，连画家的妻子都无权涉足。这个画室是伟大的艺术作品的诞生地，也是一个少女情窦初开的花坛，一个世外桃源。爱情和艺术，原本就是人们逃脱世俗繁扰的途径。
绘画成了她感情上进入他的世界的媒介。画家教会她如何观察光，影，云彩的颜色，而她，也在刺激着他的创作灵感。格蕊特是新教徒，画家是天主教徒，画家家里硕大的耶稣受难像令她感到恐惧。意大利的拉菲尔、米开郎杰罗、波提切利们的画大多是宗教画，而荷兰的鲁本斯、伦勃朗和凡米尔们却着重俗世生活小景。凡米尔解释说，不管信仰哪一种宗教，其实，画家们描绘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绘画可能是为属灵服务的，但你别忘了，新教徒也能在所有地方、所有物事中看见上帝。描绘日常物体，桌子和椅子，碗和水罐，士兵和女佣的时候——难道他们不也是在庆祝上帝的创造？”
这个故事发生在1667年，与帕慕克《我的名字是红》的年代大致相当，但书中对宗教和绘画的讨论比较简略，不似曾是专业画家帕慕克的分析那样复杂深刻。更吸引我的，还是人的故事：格蕊特帮助他清扫画室，研磨颜料，整理道具，象海绵一样一点一点地浸入他的创作，最后成为他的画作的主题。艺术家和少女的感情，与画作的进展同时生长。因为是瞒着他的妻子，她为他作的每一桩小事，都带有偷情的味道。
格蕊特摘下了头上永远戴着的小白帽，终于让他看见了她平日里紧裹着的头发，就象中国新郎掀开了新娘的盖头；他又用一枚针刺穿了她的耳垂，为她戴上了一付耳坠，他的妻子的珍珠耳坠，那幅画的眼。那是格蕊特的成年礼，她的婚礼，她的初夜。
少女的青春，在一个艺术家、一个成熟男人的注目下，如花朵一般绽放。
爱情故事和艺术创作的故事背后，是普通人在真实世界的生活，女孩子们长大后，都必须面对它。与格蕊特和画家的故事平行的，是格蕊特和肉铺小老板皮特的恋爱故事。
两个家庭，两个世界，两个男人。一个男人手里总是有血，另一个总是很干净。 在听着皮特说话的时候，她的心里却在想着“他”。少女的初恋，就象是出麻疹，出过以后，她就可以开始柴米油盐，过寻常百姓的生活了。
电影中有一个小说里没有的细节：格蕊特站在窗前，看着天上的云，想着凡米尔给她讲过，云有许多颜色，一时间神思恍惚。女管家打趣她：“在想你那个肉铺小老板呢。”一句话就将她从幻想的云彩中拉回现实，她脸上梦幻般的光亮也骤然暗淡了。
画家不断地创作，画家的妻子不断地怀孕生孩子，也是世俗生活与艺术的一种对比和竞争。正在发育期间的女孩子，就近观察着生命的创造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书中没有直露的色情描写，字里行间却弥漫着情色的气息。因为压抑、朦胧、微妙，繁杂的家庭中众目睽睽，嫉妒的妻子无时不在虎视眈眈，更重要的是，女孩子又未历情事，一切都暗含着文字无法描述的张力, 这样的情色显得更加诱人。怪不得男人有处女情结，将混沌未开的少女领入人世，开启她懵懂的心扉、唤醒她沉睡的肉体，开辟鸿蒙、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其中必定有种种难以言说的新奇和快乐。而少女胆怯的归降，是失魂落魄后的千依百顺，曲意逢迎，还有无尽的缠绵和怅惘，与生俱来，挥之不去。
看这样的书，太舒服，太柔情，太觉得罪过。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了，也是头一次下雪，下完很快就化了，家里暖暖和和的，都是等着明天过年的气氛；小说又是写得这样的温柔体贴，格蕊特讲着故事，明明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却还是那样逆来顺受，没有大声抗议、痛哭流涕，我们也就很难“看戏文流泪，替古人担忧”了。
（二） 电影与小说
小说作者叫特蕊茜·夏维里埃（Tracy Chevalier），出生于美国华盛顿DC，现在和丈夫儿子一起定居在英国。封皮上有介绍，夏维里埃著作不多，名不见经传。能够邂逅这本小书，纯粹是因为电影。书是1999-2000出版的，电影是2003年拍成的，主要演员是斯嘉蕾特·乔翰森（Scarlett Johansson） 和柯伦·费斯（Colin Firth）。
我对荷兰艺术史一无所知，听说过一些大名鼎鼎的画家的名字，零零星星地看过一些人所共知的名画。作者虽然看过有关凡米尔的历史资料，这部小说却只这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和作品的解释和演绎，不是历史。不过， 看完小说和电影后，也让人想顺藤摸瓜，找一些荷兰艺术史的书来慢慢地看。
我更喜欢的，是小说中所讲的那个温婉动人的故事。在色情作品充斥着各种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感官进行着狂轰滥炸的时代，人们的禁忌越来越少，感情和感官也都变得麻木迟钝。而三个多世纪以前的这个故事，以其纯真、舒缓和克制，触动着我们心灵深处某个尘封已久的柔软的角落，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纯真年代，让我们对红尘中的痴男怨女，兀自生出温柔的怜悯。
杜拉斯一遍又一遍地写着自己初恋的中国情人，以七十多岁老妇的心，反复搜寻着那个十五岁少女的记忆，让她回忆、甚或有些自欺欺人地证明，就算她贫困、窘迫，他却也曾经为她的必然离去而黯然神伤，于是，她这一生的苦涩和挣扎，记忆和忘却，便不再是那么难以忍受。
格蕊特只看着画家的眼睛，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丝遗憾和悔恨。没看过柯伦·费斯别的电影，看过一些剧照，只觉他脸部轮廓模糊了些，五官也略显平淡。然而，在这部电影中，大约是因为留长发的缘故，他的脸显得比较清瘦，那一双眼睛如同带着柔软的钩子，十足的性感，那双修长的手，也总是欲擒故纵，欲揽还休，反而令人遐想不已，回味无穷。不费一兵一卒，自能攻城略地，纵没有海誓山盟，也令人柔软了心肠。他的眼和手，随便哪一样，就足以与《情人》中梁家辉的臀部媲美。
演格蕊特的演员斯嘉蕾特·乔翰森，是 Lost in Translation里的女主角，有年轻女星们少见的风致，既性感又不张扬，带着一种欧洲式的隽永韵味。她生于1984年，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有十九岁。在整部电影中，她的台词只有五六十句，一切都靠她的眼神和动作来表现；她的脸如冰雪般纯净、天真，于羞涩和收敛中杏眼含春、眉目传情，很好地诠释了原画中的气韵。
男女之间闪闪烁烁、若即若离、半推半就的温情，在电影中也表现得更加细微动人。书中细细描述的日常琐碎和勾心斗角都被淡化成了背景，于是故事便凝炼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个艺术家和他笔下的美丽少女的情感上；格蕊特不用承担讲故事的任务，不必向我们交待那些琐碎，她也因此有机会洗脱许多人间烟火气，更加超凡脱俗，温柔可爱。
电影还有一个小说所没有的优势，就是光、影和声。这部电影的摄影，色彩柔和，镜头抒缓，和故事的叙事风格正好吻合。片中所有的镜头都简洁干净，让人觉得，随时将镜头定格，都会是荷兰那些名画家笔下的一幅民俗画；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音乐主题是格蕊特，悠长而忧郁的旋律，如同生命的长河，无情地缓缓流淌，倾诉着花季少女说不尽的期盼和遗憾，喜悦和忧伤。
小说最后一章，交待格蕊特十年后的生活，在我看，便有些画蛇添足。电影因为时间限制，有些地方反而处理得更干脆利落。我们不一定需要知道“后来呢”，因为无论主人公们后来怎样生活，最要紧的，还是当初的故事，是她的纯真美丽给了他创作灵感，而他的沉默寡言和画家的眼睛，又将她从一个少女变成了女人，留下的，便是这一幅色泽柔和鲜艳、表情亦喜亦悲的《戴珍珠耳坠的女孩》，荷兰的蒙娜·丽莎，在时空中凝固了的，永恒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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