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喇叭

五喇叭


五喇叭不是五只喇叭，五喇叭是我小时候的小朋友。他其实长得还挺帅的，属于那种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的帝王之相。现在看来，他还有点深目隆准的异国情调，说不定还有点少数民族血统呢。

问题出在他的嘴巴。嘴巴本身也没有问题，嘴唇不厚不薄也不豁，牙齿也洁白整齐，可是他的整个嘴巴有点往前撮，总象是在吹喇叭的样子。他在家正好又是行五，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他叫五喇叭。

喇叭嘴自有喇叭嘴的好处。冬天上早操的时候，大家冻得手都伸不出来，不做广播体操了，改跑步。排队等着体育老师喊“一二三”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他鼻筒下拖了两条鼻涕，正一点一点向下迂回前进呢。眼看着鼻涕就要落下地去或流入嘴里了，却被他突出的喇叭嘴挡住了。关键一刻，五喇叭撮起喇叭一吸溜，两条龙就乖乖地缩回了大本营。

五喇叭家里清一色的五个男孩，上头有四个哥哥。其中三个哥哥在别处上学或工作，平时不在家。周末回家时，齐刷刷一排大汉，恍若原始森林。他那四个哥哥中，只有四哥我熟悉一些，四哥也有个绰号，叫四葫芦。二哥没有绰号，或者有绰号也没有人叫：二哥是劳动模范，还是全国人大代表。

我上学的路上都要经过五喇叭家，最怕的就是他们家门口那一段路。

夏天时候，天气闷热，没有一丝凉风，闷得人难受。陪奶奶乘凉的时候，她教过我一首儿歌，说是这首歌能够呼风唤雨：

风婆婆，起风来，
四条麻线搭风台。
搭得紧，溜溜滚，
搭得松，起大风。
风在天上转转，
地上有人看看，
越看越赶凉，
大风吹倒了船，
呜喂！

当着五喇叭，我们却不敢唱这首歌。因为五喇叭家里就有个“疯婆婆”，我们一唱“风婆婆”，他就会怒火满腔，要打我们。

五喇叭早就没有了爸爸。他爸爸出了事故死了，他奶奶一听噩耗就疯了，成了“疯婆婆”。疯婆婆平时不说话，夏天坐在门口乘凉，冬天坐在门口晒太阳。一等有飞机飞过，她的病就会发作，有时候“文”，有时候“武”；不管她是文是武，还是没疯的时候的沉默寡言，我都有些不知所措，走过他们家门口时，总是低着头，希望不要看见她，也希望她不要看见我。

五喇叭本来和我姐姐是同学。我姐姐只比我大一岁，我从上幼儿园时就开始在心里盼，盼着和她同班。我的推理是：她现在一年级，等到明年，我也可以上一年级，就可以和她同班了。好不容易等我也升上了一年级，她却又升了二年级了。追姐姐不成，倒追上了五喇叭：他学习不好，留了一级。和我同学两年后，他又留了级，最后成了我妹妹的同学。

五喇叭学习不好，体育却不错。印象中他似乎一年四季都穿着球鞋，从新穿到旧，从干净穿到脏，中间似乎从来也不曾洗过。等到鞋又旧又脏、不能再穿的时候，他又有了一双新球鞋，于是新鞋又开始了新的轮回。夏天的时候，老远就能闻到他的球鞋的恶臭。

就这么个五喇叭，却慢慢成了我的黄金搭档：我帮他作作业，他帮我抓苍蝇。我们小小年纪就有了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定期抓一定数额的苍蝇，带到学校上交给老师。老师把任务布置了，大家心里都清楚，抓得少的要挨批评，抓得多的，会得到老师的表扬。

每到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盼着有个哥哥。我那姐姐，别看比我大一岁，比我还没用。她从小体弱多病，哪怕看见一只小虫子从远处飞过，身上就要起“风疙瘩”，自己的苍蝇任务都完不成，更别说帮我了。男孩子里面，我只有一个好朋友清，他的苍蝇任务又往往是由他姐姐们包了，也指望不上。我自己也试着抓过，平时看见漫天遍野都是苍蝇，真抓时还真没有，好不容易看见一只，慌里慌张抓起苍蝇拍挥过去，要么扑个空，要么把那宝贵的苍蝇拍了个稀烂，看着苍蝇狼籍的遗体，真恨不得嚎啕大哭。

正为难时，没想到五喇叭自告奋勇地要帮忙。他带我去了公共厕所门口，让我拿好两只火柴盒，一只给他，一只给我，在旁边等他。不一会儿，只见他右手一挥，攥成一个拳头，然后神秘地晃悠两下，让我打开火柴盒。我有些不信，他便得意地亮出他的手心：里面果然躺着一只肥肥胖胖、毫发未伤的美丽苍蝇。用不了一会儿，两只火柴盒就都装满了，有普通的黑苍蝇，碰上运气好时，还有体壮色艳的绿头大苍蝇。大家互相祝贺一番，兴冲冲地满载而归。

我敢说，那一学期期末，我的成绩单上那个“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绝对是五喇叭的功劳。

想了半天，还真想不起来五喇叭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