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围城（二）

（二）《后殖民批评的吊诡》和东方主义

初次读到张宽是在《华夏文摘》上。碰巧就是《后殖民批评的吊诡》。文章内容，很惭愧，从那以后到现在，也读过好几次，内容却还是不甚了了；《华夏文摘》上当时的讨论，也是反反复复，象是在吊诡“吊诡”。

这本书是张宽自选的，文集的头六篇都是关于萨伊德和东方主义的，可见这个话题在作者心目中的分量。在这个论题上，作者曾经对国内思想界和读书界有过比较大的影响。张宽就东方学在《读书》1993年第9期发表了一篇六千字的短文《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从“东方主义”到“西方主义”》，一时竟撩起纷纷扬扬，使“东方学”在国内成为“显学”。

十五年后，回头再看看当时人们慷慨激昂的争论，只能报以旁观者无关痛痒的微笑；若是一定要参与争论、一定要投票表决，很可能会站到张宽的反面。张宽六四时在国外，自称对六四之后西方社会“制裁中国”的呼声有“反弹”情绪，而且中国申请二零零零年奥运会失败，也令他大感情绪受挫；而我六四以后，却仍然在国内水深火热了好几年，还没有机会清除八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在我身上的影响，我的种族观念向来也比较淡漠，不太接受用东方主义、种族主义解释诸多问题的模式。至于奥运会，我虽是超级体育迷，对奥运会品牌的“强国剂”却是大不以为然。

张宽倾向于认为，西方的汉学家们，多多少少都有对中国的偏见，而且他们的学术，也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乃至或多或少的殖民成分。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一文中，张宽举例说，费正清曾经同情过中国革命，麦卡锡时代受过整肃，而实际上，他早在1946年便正式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是“捧张爱玲、沈从文等反共的或者中立的作家，贬鲁迅、茅盾等左翼进步作家”。他认为这本小说史成书前后，作者供职于加州蒙特利国防语言学院，领取军方的薪俸，其中的政治倾向性也就“比较容易理解”。

评价夏志清一段，我觉得十分牵强。凭我作为一个读者对张爱玲、沈从文的偏爱，我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夏志清“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故意与大陆的文学史作对， 而恰恰是非政治性——文学史的标准，理当是文学作品的纯文学性。

《华夏文摘》上有两个和张宽背景类似的作者——廖康和方壶斋，就是在加州蒙特利国防语言学院供职，大约也算得上领取军方的薪俸。我却没有觉得，他们的活动，就一定因此而带有政治倾向性。

如果争论停留在纯学术范围以内，哪怕争论双方都激动得脸红脖子粗，我都可以无关痛痒地置之一笑；张宽却似乎并不简单地局限于学术讨论；在他的文章中，他很忧患地写道：“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具体的谈判时显得那样被动，原因之一便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摆脱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

读到这里，我就只能苦笑了。这是张宽1995年10月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后来被刊载在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上。若是涉及这个话题，以我的风格，我不会去与他正面交锋，大抵只会闪烁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