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最后一朵玫瑰（一）：弗兰克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所有它可爱的伴侣，都已经凋谢死亡。

昨天中午，看看手头的事情，杂乱无章，却是没有火烧眉毛的，就开了车，准备回家吃午饭，让爹妈围着我左右忙碌，哄他们高兴一回。车里的电台还是 99.5 WCRB, 正在放的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乐曲。

小时候看过的德国电影《英俊少年》里，少年海因茨，唱着歌，把外祖父坚硬冷漠的心唱软了，把我们原本就柔软如水的心唱融了。
>译制片《英俊少年》
PM: KUHLAU: Last Rose of Summer (Young, Steven, piano; Zook, Donald, flute) Donald Zook Records

Youtube 上，却只能找到通俗版的Andre Rieu 和 Celtic Woman.Andre Rieu

想起了弗兰克。在这美丽的夏日，想起弗兰克，竟是无边的伤感。

跟弗兰克也有好几年没见了，最后一次是在托比家，本是为弗兰克送行开的爬梯，结果他却姗姗来迟，手里拎着一块车牌照。

“我们刚给我的车唱了丧歌（Kaddish）”。那天正好下着大暴雨，他们的车在暴雨中彻底趴窝了。

弗兰克是德国人。我到美国读书时，弗兰克和我在同一个系，不过我是读学位的，弗兰克是参加一年的学生交流项目。他是海德堡大学的研究生，一年后，还是要回海德堡的。

弗兰克的破车，是我们每次见面打趣取乐的话题，奇怪，同一辆车，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故障，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笑话，每一次都能逗得我们前仰后合。那车好象是俩纳粹车，大众的，弗兰克买的时候花了八百元。每次商量什么活动，做什么计划，他们临了都要加上一句：“假如我们的车不捣乱的话。(If our car makes it.)”

弗兰克虽然来自第二世界，其实比我们第三世界还穷，他和太太斯特凡妮两个人吃弗兰克一个人的政府助学金。学校本来答应让斯特凡妮来教德语，事到临头却又没有兑现，斯特凡妮只好去公寓对面一家小餐馆打打零工。

不过，人家究竟还是第二世界人士，有点钱不象我们还存呀攒呀给爹妈寄呀，也没有象我们那样把留在美国当作奋斗目标之一。别看他们穷，在美国那一年，跑的地方比我在美国十年还多。最能耐的是，去新奥尔良他们是自己开着车去的。

从波士顿开车去新奥尔良要二十八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开车旅行过那么远，不过天下人周游列国的多了，这二十八小时车程本身算不得啥。弗兰克和斯特凡妮却有绝处：在这二十八个小时中，他们没有住旅馆，也没有去饭店里消消停停地吃过一顿饭，两个人互相换着手轮流开啊开啊，就开到了。

--他们不敢停车。每次停车，他们都不知道车子会不会醒过来。万一车子熄火了，再也发动不起来了，他们就吃不成新奥尔良的小龙虾和Jambalaya了。

弗兰克那辆车实在太破，跑起来倒也顺溜可靠，闸也还没有失灵，主要问题是发动困难。新英格兰的冬天，好车都恨不能冬眠，他们这种老爷车，更是天天罢工，每次发动，都要花上九牛二虎之力。

其实，我对一切“德”印象都不好。德语不懂，德国人冷漠，德国书尽是哲学，深奥繁复，德国诗太哲理，“三从四德”的德，专门欺负女性，德育最讨厌，德智体全面发展里，“德”总是拖我的后腿，是我的最弱项。

我读的德国书很少，勉强读的，除了教科书，不过是为了赶时髦而恶补的歌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的大路货。直接认识的德国人就更少。上学的时候，听过一位德国裔教授的课，现在想来他一定是犹太人了，当时并不懂，只知道他年轻时受过纳粹迫害，后来离开母国，发誓不再说德语。他讲课开始了，却发现学校派给他的英语翻译根本不能胜任，正好在场的有一位德语专业的研究生，于是他只好改用德语讲课。

他说，那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使用德语。

后来，我认识过一位德裔犹太人，二战时在上海居住过几年，开过工厂，日本轰炸虹口的时候，他工厂里的所有中国工人都被炸死。战后在美国定居印第安纳。他也和那位教授一样，发誓不说德语。

后来我们在欧洲旅行时，同行的是我和另外几个美国人，会德语的只有他一个。问路时，他不得不说德语，都是尽量简略，绝不废话。

德语是一种忌讳，是一个大伤疤。

带着这样的偏见，认识弗兰克夫妇，便是一种惊喜。

弗兰克和斯特凡妮那时才二十出头，就已经开始有中年发福的劲头。斯特凡妮的皮肤真好，是真正白皙细嫩、吹弹得破的那一种；即使胖，也还是看得出眉目姣好，是个大美人。她倒没什么，正常得很，让我犯嘀咕的是弗兰克：他的脸有些胖，轮廓一点也不清晰，而且总是乐呵呵地带着永久性的笑容，似乎他心中的快乐想憋也憋不住。

我就觉得有些惊奇，觉得总有哪些地方不对。细一想，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我心目中“正常”的德国男人都戴着硬挺的军帽，穿着挺括的军服，足蹬闪亮的马靴，脸部轮廓如刀削斧刻，目光凶狠，面无表情。

都是党卫军军官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