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最后的归宿 Franz Werfel

总算看完了，边看边有些纳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阿尔玛这么感兴趣。惭愧，马勒的交响乐到现在还没有听完。可见我们低级趣味，成了逐八卦之妇。：）只好这样安慰自己：这年头大家都因信息轰炸而产生审美疲劳，能有东西激起我们的好奇心，让我们耐心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看完，就已经是一桩幸事。更何况我还一连看了三本，一本小说，两本阿尔玛的自传。：）

阿尔玛和弗朗兹·魏夫尔的关系倒是多少有些“正常”，有点象民间的患难夫妻。当然了，他们的开头却还是不正常的：头一次读到魏夫尔的诗的时候，她还是Walter Gropius的妻子；她喜欢他的诗，自己给它谱了曲子。

魏夫尔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父亲是经营手套的商人。二人相识时，魏仅仅小有名气而已。人也其貌不扬，矮，胖，微秃。虽然阿尔玛老说他漂亮，尤其喜欢夸他的眼睛。但他性情热烈，善于交谈，声音很好，会唱歌，他的音乐造诣——业余段位——大概正好和阿尔玛匹配。于是他们就一起弹奏和演唱他们自己合作的歌曲。阿尔玛和Gropius的感情本来就不深，G的建筑艺术也是“冷”艺术吧，难以让她觉得亲近，于是就与魏夫尔一拍即合，开始了热烈的偷情。阿尔玛怀孕之后，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腹中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后面的故事则过于血腥、恐怖。阿尔玛怀孕七个月的时候，魏夫尔来了。好象等了好久，魏夫尔忍耐已久，闲人才终于散尽，时至凌晨才得以翻云覆雨。酣畅之后，天明之前，阿尔玛却开始大出血。不久孩子提前出生，先天不足，苟延残喘。魏夫尔相信这是他的儿子，阿尔玛也愿意这样相信；不过她对这个羸弱的儿子马丁却一直漠不关心，大约是知道孩子活不长，一种本能的自我防御；不过，从她对别的孩子的态度来看，她可能真地就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孩子痛不欲生，她没有象别的母亲那样的“正常”基因和本能。

孩子奄奄一息期间，Gropius听见阿尔玛在电话里称呼魏夫尔的名字弗朗兹，于是明白了他们的关系，也知道婴儿不是自己的。不过他好象反应很平静，也很绅士，后来大致友好地离婚了。阿尔玛和魏夫尔一直在一起，1920年相识，1929年正式结婚，一直到1945年魏在美国去世。

跟随魏夫尔以后，阿尔玛似乎就改邪归正，还原成了俗家妇人。：）好象也不能这么说。阿尔玛象是马勒的奖品——马勒在娶她之前已经成名，是扣扣切卡的缪斯——她刺激了他的创作灵感，是格鲁皮斯的皮肉伴侣——她爱上他主要是肉体的吸引，是对和马勒过于精神的婚姻关系的一种补偿，但她始终与他的建筑技术/艺术之间有很大距离，到了魏夫尔时，她却更象是一位严格的贤妻良母，管束着他，调教着他，给他提供安静的环境和有节制的生活，结果他天生的才能才有机会发挥出来，他的天份也得以凝结下来，给世人留下一些可触可摸的东西。

乱世，又给阿尔玛最后一次婚姻增添了传奇色彩，和历史的沉重。魏夫尔写的 Musa Dagh, 不仅成了亚美尼亚人的经典，而且，还成了后来犹太人暴乱时的inspiration和参考样本；他们自己从欧洲逃难的过程，从一个城市逃奔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领事馆赶到另一个领事馆，毒日头下整日整日地排队，每时每刻提心吊胆，生死未卜——这本身也足够成为好莱坞的电影题材。阿尔玛叙述的时候，难得地冷静，细致，抱怨也还算适度。——大概是我比较宽容一些，一是我最怕舟车劳顿，二是也曾经因为持中国护照有过种种不便，但我经历的仅仅是不便而已，他们却不同，任何时刻，他们都可能被扣留下来，目的地极有可能是某个纳粹集中营。

他们终于辗转来到美国。魏夫尔继续用德语写作。他们英语不太好，交往的大都是说德语的emigres. 好莱坞本来要拍Forty Days of Musa Dagh，结果因为土耳其政府抗议，美国政府下令停拍。那时候还有行政干预。：）纳粹德国也是禁这本书的，作者是犹太人么。据说这本书还是JFK最喜爱的书。1982年电影终于拍成，不过影响好象不大。美国人的同情心有了犹太人可以寄托，剩不下来多少给亚美尼亚人。：）不过，魏的书畅销总是好事，起码阿尔玛经济上有了保障。

男人们来了，男人们又都离她而去。阿尔玛晚年的伴侣，是她唯一幸存的孩子，她和马勒的女儿安娜。安娜也数次结婚离婚，和不同的男人生过孩子，会雕塑，在UCLA教过书。长得象极了马勒，黑色的眼睛，棱角分明的下颚。阿尔玛么，也就是一个胖胖的老太太，住在纽约的公寓里，公寓里，一边是书房，一边是音乐室，音乐室里有她丈夫的交响乐，书室里有她丈夫的书，还有她的情人的画作。画上当然是她本人。：）

一个女人，有这样丰富的一生，哪怕如月亮一般，折射的都是别人的光芒，也算是没有白来世上走一遭。:) 一个搜集天才男人的女人，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名天才。：）

如果我把这些垃圾文字整理出来，题目就会是：搜集天才男人的天才女人：阿尔玛·马勒

“Musa Dagh often has been compared with the resistances in the Jewish ghetto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one of those, the ghetto of Bialystok found itself in the same situation when in February 1943, Mordecai Tannenbaum, an “inmate” of the Vilna Ghetto was sent with others to organize Bialystok's resistance. The record of one of the meetings organizing the revolt, suggests that the novel was often used in the Ghettos as a reference to successful resistance: “Only one thing remains for us: to organize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the ghetto, at any cost; to consider the ghetto our Musa Dagh , to write a proud chapter of Jewish Bialystok and our movement into history” noted Tannenbaum.[4] Copies of the book were said to have been "passed from hand to hand" among the ghetto's defenders who likened their situation to that of the Armenians'.[5]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Forty_Days_of_Musa_Dagh
“To be an Armenian is an impos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