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中国的犹太人（三）

《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

菊子

（一）写作的因缘

趣书有趣，就连例行公事的《鸣谢》都有趣。几年前翻阅过伯纳德•沃索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的《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The Secret Lives of Trebitsch Lincoln）一书，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鸣谢》中，作者将自己和妻子幽了一默：“我的妻子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写这个题目……不过，我还是把这本书献给她——她喜欢也献给她，她不喜欢也献给她。”

特里比西•林肯(1879-1943)是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原名Ignacz Trebietsch。他皈依基督教后，曾经在加拿大当过传教士，后又前往英国，改姓“林肯”，白手起家，居然成功地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他身无分文，却创立和运营过庞大的跨国公司；他用过无数的化名，也持有过无数的真的假的各国护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曾经为美国和德国作过双重间谍，成为臭名昭著的国际间谍；因为触犯各项法律，匈牙利、英国、美国和德国都在不同时期要追捕他，但他却似乎有吸引陌生人的无穷魅力，被他屡次背叛的妻子，却至死对他忠心耿耿，即便是在狼狈的逃亡流浪过程中，也总有无数女子对他投怀送抱；他在纽约监狱服刑时，看守们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陪他聊天；巧妙地从监狱逃出后，却又马上大摇大摆地跑到报社召开记者招待会。更离奇的是，在英国、美国、德国、匈牙利的政坛和新闻媒体中出够风头、和众多女子有过风流韵事之后，他的晚年居然是在中国上海一家寺庙里度过的，身份是佛教的法师。

沃索斯坦是一位严肃学者，写作这本野史性质的林肯传记，纯属偶然。八十年代八月末的一个下午，他被大雨困在牛津大学的博德连图书馆里，百无聊赖地翻阅那些极为乏味的书籍时，首次看到了有关特里比西•林肯的资料，从此便欲罢不能，放下手头的“正事”，着魔般地顺藤摸瓜寻找起所有有关的历史线索来。

沃索斯坦前往中国上海追寻林肯的足迹时，上海社科院的潘光带他逛市容。他拿着照相机四处乱拍，镜头无意间对上了监狱。警察找麻烦了，要没收他的胶卷。潘光威胁说：“这可是从美国来的富商，要来中国投资的，你要是得罪他了，人家不来中国投资了，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伯纳德•沃索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是我的老师，我们先后在几个国家的同一所学校里逗留过。自林肯一书完成之后，沃索斯坦又写作了另外一本书，《上海的秘密战争：二战中鲜为人知的间谍、阴谋和背叛的故事》(Secret War in Shanghai: An Untold Story of Espionage, Intrigue, and Treason in World War II).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他的研究助手。

认识沃索斯坦的人都见识过他的急智、见识和口才，尤其是他那种独特、尖锐的英国式幽默。沃索斯坦教学和科研都比较严格，同学们多少都有些怕他，他对我却好象总是网开一面，常常有同学托我替他们走后门。在他的课堂和办公室里，我曾经体会过毫无功利目的、纯粹寻求知识的乐趣。与他这样的良师益友交流，时常有柳暗花明、茅塞顿开的快意。想起象牙塔里的求学生涯，总有种种遗憾，若要具体罗列，这便是首要了。

（二）林肯在中国

读到林肯前往中国一段，映在我脑子里的不光是林肯的流浪和疯狂，更多的是时代的疯狂。从欧洲到美洲，再从美洲到亚洲，林肯涉足之处，处处都是硝烟，战火，暴乱，纷争。林肯的独特之处在于，当他出现在漩涡中心时，他总是能够想方设法参与进去，并且多少留下一些印记；他象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耍弄着现代新闻媒体和各国政府，并且无时不在记录和夸大自己的见闻和作为，从而保证了他自己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即便不能流芳百世，也一定要遗臭万年，总强似默默无闻。

1922年底，特里比西•林肯来到中国。当时，他不会说一句中文，在中国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拜见任何人的介绍信。但据他自己说，他听从的是神召；他还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就是前往西部的四川，因为四川靠近西藏。他的目的是在中亚尤其是西藏制造混乱，从而加速大英帝国的灭亡。

特里比西•林肯一到四川，就施展出他的外交才能，很快和当地军阀杨森一拍即合。当时，杨森正在四川强制推行西化：他在成都街头设置岗哨，逮着任何穿长衫的人，就强行将他们的衣服剪短；有一阵子，他强迫女子学游泳，他老婆害羞，不愿意当众示范，他居然强迫她穿上农民服饰，用枪逼着她当着一万五千人游泳。林肯本人号称自己在杨森麾下举足轻重，包括说服杨森与吴佩孚建立联盟，甚至号称自己给吴佩孚当过两年的顾问；但是，由于找不到别的证据支持他的说法，鉴于林肯惯常的夸口和吹牛习惯，身为历史学家的传记作者对此表示存疑。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林肯和直系军阀确实有某种程度的联系。1923年9月，林肯随另一个直系军阀吴宏强（Wu Hung Chiang）管辖下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前往欧洲“考察”。两个月后，考察团终于与一家奥地利公司签订合同，以高额投资换取在吴将军辖内开发矿藏、交通和专控所有政府进口的权利。合同虽然最后还是夭折，却让林肯出足风头。1922年到1924年短短两年间，尽管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一无所知，林肯还是投靠到了三四个军阀门下，设法打入了中国的政治圈子。

沃索斯坦认为，林肯是误打误撞，又碰上了历史的好机会。在北洋军阀政府中有许多外国顾问，为这个半殖民地行使着“非正式的帝国主义”的功能，在真正的殖民地，这些职务都是由宗主国的官员来担任的。比如说，北洋政府的海关总署的署长等高级官员几乎全部是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中国政府很多部门里都有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典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仍旧是欧洲探险家的乐园。各个军阀都想通过他们的外国顾问，从国外得到外交上的支持、外资和现代武器装备。

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威廉•科比在《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文中这样评价过林肯：

“用传奇大流氓林肯（J.T.Trebitsch-Lincoln ）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不然他哪里能发迹？这个做过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国会议员的匈牙利犹太佬，在1921年揣着一兜子计划到中国「把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第一流的陆上和海上强权」之前，就已因在三个国家从事间谍与煽动活动而遭到通缉了。他成了北洋军阀时代里三位大军事家的首席军事顾问，包括吴佩孚，代表他们进行庞大的军备和工业交易谈判。只是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他才退隐坐禅，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庙里做起了和尚。但他巡游的冲动又把他送回欧洲去做「佛教布道僧」，而在那里他因欺诈而被捕。”

1927年，林肯在天津突然得到了神秘的启喻。他遇上了由追求佛教的西方人组成的机构——通神社（The Theosophical Society），认为这是向西方传播东方宗教思想的最佳组织，正好和他来中国的初衷一致——前往西藏研究藏传佛教，并随后前往中亚，在那里煽动推翻英国的独立运动。

1931年5月，林肯在南京附近的宝华山正式剃度成为和尚。他号称入佛门后会静心追求精神的平安，逃脱物质世界的纷扰。1932年到达上海后，林肯也还是真心诚意，要当个清心寡欲的好和尚的。但事实上，这个和尚还是尘心太重，他还是忍不住要不断骚扰外交人士、记者，或者是任何一个有耐心听他说话的人。他又是写书又是演讲，并且还回到了欧洲，从那里招回了十三个紧密追随他的门徒。当和尚以后，林肯继续四处流浪，但每次流浪以后，他都回到上海，直至他1943年去世，上海是他最后的家。

（三）荒唐的人物，荒唐的历史

乍一听起来，特里比西•林肯纯粹是一个将政治、宗教、金钱和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骗子，沃索斯坦也不否认这一点。他的妻子反对他写这本书，亦是担心这样的课题登不得大雅之堂，会影响他的学术名声；然而，沃索斯坦却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

沃索斯坦追溯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不仅是因为林肯这个人物本身的独特和传奇，而是因为他的复杂经历，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那个纷纭杂乱、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林肯的疯狂，也折射了整个时代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的疯狂，于是，这本书的意义，就超出了一般的冒险家的传记，成为一本具有独特视角的历史著作。

更绝妙的是，这本书趣味横生，远非一般冬烘书蠹吭吃吭吃地伏案考据、然后挤牙膏一般拼凑出来的“学术专著”。主人公玩弄一切于股掌之上，作者又将主人公无情解剖，精彩之处，时常让我想起电影《圈套》(The Sting)中保尔•纽曼和罗伯特•瑞福特和对手互相斗智斗勇时的狡黠和心计。所不同的是，《圈套》的导演为了照顾观众情绪，将胜利者放在了道德一方，而沃索斯坦写作的人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因而，他除了必须遵循正史方法、细心调研资料来源外，不能臆造事实，还无法用欣赏的笔触，将特里比西写成一个英雄：特里比西完全无视正义、善良、宗教、民族、亲情等维持人类尊严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他的受害者也不是比他更恶的恶棍，而是所有一切不幸与他产生了关联的国家、民族、宗教组织，还有至亲的家人和朋友。因而，自始至终，作者都对特里比西抱着一种怀疑、鄙视和辛辣讥讽的态度。读者掩卷之后，也不禁品味出历史的荒诞不经：这样一名小丑、骗子，居然几十年间在那么多国家、那么多领域如鱼得水、各领风骚，取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凡“成就”。

林肯象一只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蜘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不停地编织着一个网络，不管他本人多么荒唐，多么无足轻重，顺着他的足迹，我们还是可以走遍欧亚北美的大多数重要国家，追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幅复杂的历史地理图就这样描画出来了。荒唐的个人背后，是一部荒唐的历史；一个变色龙般的小丑的传记背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沉重的世界历史。

在我看来，沃索斯坦这部看起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开小差”之作，比他别的著作更大手笔，更能显示他独特的视野、个性和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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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 Kung, a photograph taken in Shanghai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in 1943.

Scan from Paul Lendvai's The Hungarians: A Thousand Years of Victory in Defeat (2003, page 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