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爱默生的卫星——玛格丽特·傅勒

　　　　　　　　　环绕爱默生的卫星——玛格丽特·傅勒

　　　　　　　　　　　　　　　　·菊　子·

　　人们喜欢称爱默生（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ｄｏ　Ｅｍｅｒｓｏｎ）为“康科德的圣人”（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ｏｒｄ）。送给他这个雅号的，是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玛格丽特·傅勒（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Ｆｕｌｌｅｒ）。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圈子中，他的众多朋友、家人和门徒像卫星一样环绕着他，只有傅勒敢大胆宣称，她和爱默生在精神上是平等的。

　　一百多年前，傅勒就坚持要过一个男人的智力生活，一个女人的社会生活；她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蓝袜子”（Ｂｌｕｅ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很多传记作家们热衷于考察爱默生和玛格丽特的友谊。有人认为这种关系超过了一般朋友关系，以至引起了爱默生夫人利蒂安（Ｌｉｄｉａｎ　Ｅｍｅｒｓｏｎ）的嫉妒；有人则认为，爱默生朋友众多，利蒂安好像能够接受爱默生与傅勒的亲密关系。然而，人们都承认，因为玛格丽特是女性，又因为她性格鲜明，天资聪慧，她的存在，从学术上和感情上对爱默生都是一种挑战。

　　比较传统的传记作家认为傅勒爱上了爱默生，而爱默生一直在抗拒她的热情。对此，崇拜傅勒的人，尤其是奉傅勒为先驱的激进女权主义作家们，则认为这是别有用心，是用二十世纪之心，度十九世纪之腹，是为了有意贬低她在文学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他们强调，即便去掉爱默生的光环，她在美国文学史、思想史、新闻史和女性解放史上，依旧占有不可忽略的独立位置。

　　因为爱默生和傅勒的故居近在咫尺，他们也仿佛老朋友般在我眼前活了起来。图书馆里关于他们的资料汗牛充栋，令人望而却步，然而，忙碌之余，也还是一直断断续续地读着他们的著作和传记。大略查了查，关于傅勒的中文资料极少，于是便整理出了下面的读书笔记。

　　（一）女子的两难困境

　　玛格丽特·傅勒（１８１０－１８５０）小时候家境很好，使她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她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担任过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和美国参议院议员。父亲视玛格丽特为掌上明珠，从她很小时严格培养她。每天晚上，父亲都要考察她的学习。她自己也天资过人，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拉丁、英语语法、数学、历史、音乐和现代语言等学科的知识。

　　父亲于１８３５年患霍乱突然去世以后，玛格丽特作为长女，一直承担着管理家庭、照顾母亲、培养几个弟弟妹妹的义务。这些世俗的义务和责任，从根本上和她崇高的精神追求是冲突的。她一直梦想着去欧洲进行一趟文化“朝圣”，因为经济境况陡然下降，也只好放弃。

　　傅勒生活的年代，是女子为家庭而生活的年代。女子的生活圈子，出嫁前是父母的大家庭，出嫁后是丈夫子女的小家庭。即便是生活充裕的“上流”社会，女子的角色，也是为家庭服务，必要时作出牺牲。

　　爱默生的大女儿爱伦，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从十几岁就开始代她管家，爱默生赞扬她的治家才能，却似乎不太关心她是否有机会继续学业或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爱默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在他四出讲学期间，梭罗（Ｈｅｎｒｙ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ｏｒｅａｕ）帮助他承担了一些家中男人的义务，而爱伦则辍学在家，协助母亲管理家务，以她特有的方式，像爱默生周围的其他人一样，充当着他的卫星。

　　另外一个相当出色的女性伊丽莎白·皮波蒂（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ｅａｂｏｄｙ）也是终身未婚。皮波蒂学识卓越，在波士顿的文化圈子中举足轻重，与华盛顿的白宫官员和国会议员们也过从甚密。然而，在当时的男人眼中，这些聪慧女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她们那些更平庸、更温顺、更符合传统女子标准的姐妹们。伊丽莎白的妹妹索菲亚，后来嫁给了霍桑（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实际上，先结识霍桑的是伊丽莎白，俩人关系相当亲密，然而，她的学识和见地抵挡不过妹妹的柔弱和温顺，伊丽莎白把霍桑带往自己家中后，就永远失去了他。

　　傅勒在十八世纪中叶就面临着当代女性的两难困境：一极是超越世俗生活、与男子一样全面发展自己的心智，全面实现个人价值和精神追求；另一极则是人间烟火，是做一个平凡妇女，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相夫教子。

　　当代女性仍旧在寻找两者妥协的最佳途径，而在傅勒所处的十九世纪，要两者兼得几乎不可能。许多重要的女文学家——勃朗特姐妹（Ｔｈｅ　Ｂｒｏｎｔ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爱米丽·狄肯森（Ｅｍｉｌｙ　Ｄｉｃｋｅｎｓｏｎ）、乔治·艾略特（Ｇｅｏｒｇｅ　Ｅｌｌｉｏｔ）和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ａｒｒｅ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都不是在社会上单枪匹马闯出来的，她们成功的途径，要么是终身不嫁，完全脱离社会，像隐士一样生活，要么是幸运地找到了愿意保护和支持她们的男人。

　　傅勒的父亲为她提供了足够的教育机会，却没有能够使她一辈子衣食无忧。在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很难两全的环境下，傅勒却似乎还是什么都想要。在恪尽了对大家庭的职守之后，她又在当时活跃的美国和欧洲文坛闯荡，继续着自己的写作生活和精神追求，最后还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所有这些，都是在她短短四十年的一生中实现的。

　　（二）傅勒的成就

　　傅勒学龄期间曾断断续续地在波士顿地区的几家女子学院求过学，但她的知识，主要是自己积累。在男子垄断着文化圈子的时代，当时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都“英雄无用武之地”，为此，傅勒在波士顿举办了几个系列的对话（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参加者包括爱默生夫人。对话的目的，是给那些无处发言的女子们一个探讨各种观点和思想的机会。举办对话的收入，帮助她维持了五年的生活。

　　傅勒深爱歌德，她是最早向美国读者介绍歌德的人。在“对话”期间，她出版了自己翻译的艾克曼所著的《歌德谈话录》（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Ｇｏｅｔｈｅ）。她还准备着手编写一部歌德传记，可惜未能完成。

　　１８３８年，爱默生邀请她参加超验主义的座谈会，第二年又请她编辑超验主义的主要出版物——季刊《日晷》（Ｄｉａｌ）杂志。差不多三年中，《日晷》的出版编辑工作一直是傅勒在负责。爱默生和傅勒的宗旨是一致的：《日晷》着眼的是未来，不是过去，它所赖以生存的，是活生生的灵魂，而不是僵死的文字。

　　傅勒一直不太喜欢梭罗，也不看好他的写作才能。爱默生将梭罗的诗篇拿来让傅勒发表在《日晷》上，她坚决不同意，一直到爱默生亲自动手大幅修改之后才勉强登出。爱默生后来引导梭罗放弃写诗而着重于他所擅长的散文，尤其是有关大自然的散文，这和傅勒的品味和判断是一致的。很显然，在事后诸葛看来，梭罗在散文上的建树和影响大大地超过了他的诗歌；当然，喜爱梭罗的人也遗憾，由于爱默生建议梭罗扬长避短，我们也失去了阅读梭罗更多的诗篇的机会。

　　《日晷》的编辑工作完全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工作，加上傅勒身体不好，１８４３年，她辞去了编辑职务，编辑事务由爱默生接管。腾出时间以后，傅勒写出了她最重要的论文：《伟大的官司：男人对男人，女人对女人》（“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ｗｓｕｉｔ：　Ｍａｎ　ｖｓ．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ａｎ　ｖｓ．　Ｗｏｍｅｎ”），并于１８４５年将它扩充，以《十九世纪的妇女》（Ｗｏ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之名出版成书。

　　这本书，是几年后在美国出现的女权运动的宣言书。傅勒用她丰富的文学和哲学知识，追溯了女性一直受到压抑的历史，主张女性应当享受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她希望女性“被当作独立、聪明和有理性的个体，在制定她必须遵循的法律、控制和使用她继承或协助积累的财富时，有与男性同样的发言权。”

　　因为生为女性，傅勒亲身感受到社会对女性个体自由发展的种种控制和局限。她的思想，实际上是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哲学的延伸：她接受了爱默生个人主义的思想，并且扩大了“个人”的内涵：“个人”既是男性，也是女性，女性也应该得到和男性同样的自由发展。

　　傅勒的书引起了《纽约论坛》发行人贺拉斯·格里利（Ｈｏｒａｃｅ　Ｇｒｅｅｌｅｙ）的注意，他邀请傅勒去纽约为《纽约论坛》写作，并于１８４６年派傅勒作为该报的驻外记者前往欧洲。这样，傅勒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书评女编辑、第一位驻外女通讯员。傅勒终于得到了在欧洲旅行、接触欧洲文学、艺术和思想界优秀人士的机会，并且亲眼目睹了当时正在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

　　手持爱默生的长篇介绍信，傅勒在英国拜访了爱默生的好朋友、英国文学家卡莱尔（Ｔｈｏｍａｓ　Ｃａｒｌｙｌｅ）。在巴黎，傅勒结识了她一直景仰的乔治·桑（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ｎｄ），并且与波兰哲学家、诗人亚当·米基耶维茨（Ａｄａｍ　Ｍｉｃｋｉｅｗｉｃｚ）成为好友。在英国遇见了意大利革命者朱泽培·马志尼（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Ｍａｚｚｉｎｉ）后，她又成为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她的一支生花妙笔，使美国人得以追随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的脉搏。

　　然而，傅勒并没有就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尽管性格强硬，见多识广，内心深处，她仍然是一个浪漫而伤感的柔弱女子。１８４４年夏天，她来访问爱默生时，四周的果树都开着灿烂的花朵，但季节的繁荣反而使她悲从中来：“万物都在绽放着花朵，我却没有绽放，多么奇怪啊……我是这么寒酸的一株植物，我的质地是那么粗糙。周遭万物都这么美丽的时候，我真恨自己为什么不美丽。”那一年，她已经三十四岁。

　　作为女子，傅勒的感情生活十分不幸。许多传记作家说，她的感情太充沛，太霸道，吓跑了她所爱过的男人和女人：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山姆·格雷·沃德（Ｓａｍｕｅｌ　Ｇｒａｙ　Ｗａｒｄ），美丽的安娜·巴克（Ａｎｎａ　Ｂａｒｋｅｒ）和凯罗兰·斯多基斯（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Ｓｔｕｒｇｉｓ），纽约的一个蓝眼睛的德国犹太商人詹姆斯·内森等等。安娜·巴克和山姆·沃德是她所深爱过的一对男女，但他们最终却结合成了夫妇，对傅勒的打击应当是可以想象的。也有很多人在她和爱默生的感情问题上大作文章，声称爱默生总是试图在感情上与她保持距离，拒绝回应她的热情。

　　经历了几次没有结果的感情挫折之后，在年近四十的时候，她终于在奥索尼那里找到了感情的归宿。奥索尼是一个意大利军官，当时只有二十六岁，比玛格丽特要小十多岁。提及他的文献都说他很英俊，还是旧贵族后代。意大利革命失败后，她和奥索尼逃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开始公开同居。

　　许多传记称玛格丽特为奥索里太太，但没有人可以断定他们是否结婚。在她给家人的信中，她对奥索里的存在一直讳莫如深；他们把孩子寄放在意大利农家，直到发现孩子饿得奄奄一息时，才把他接到自己身边。其时，罗伯特和伊丽莎白·勃朗宁也刚刚生了他们的儿子，两家住得很近，从前谈诗论文的朋友，现在则经常互相交换育儿经验。一直到快回国时，玛格丽特才向家人提到奥索里和自己新生的儿子。

　　此时的新英格兰，还在奉行着清教主义，霍桑的女主人公赫斯特还在骄傲地戴着屈辱的红字。傅勒尚未归国，人们便有了许多闲言碎语。爱默生等朋友担心她回国后处境艰难，一直劝她留在意大利。玛格丽特自己也很迷信，她不断地做噩梦，梦见他们的轮船沉没。但她还是带着一个异国男子和儿子回来了。

　　好像命运知道她的行为太超前，不忍心让她面对教会审判、佩带红字的羞辱，她乘坐的回美国的商船频频出事。首先，是船长染天花身亡，继而她的婴儿安杰里罗也染上了，经细心照料，倒是幸免于死。可是，轮船在临近美国时遇上风暴，因为副船长缺乏经验，他们的船搁浅。玛格丽特一家，包括她的婴儿，全部丧生。

　　傅勒死后，爱默生说，其实，她并不想一辈子当个老姑娘，她一直盼望着做一个妻子和母亲。爱默生了解傅勒，因为他们曾经是亲密的朋友。

　　（三）傅勒和爱默生；爱默生的女性观

　　一些极端女权主义者过高地估计傅勒的历史地位，甚至列举她已有的和应该有却没有实现的成就，让她和爱默生分庭抗礼。这种过于拔高的态度，反而影响我们平心静气地了解和认识她。不管主观客观的历史原因如何，大部分人，包括我，都是通过认识爱默生来认识傅勒的。

　　张爱玲五十年代初居住香港时，曾经为美国新闻署翻译过爱默生的著作。细心的张爱玲在她的《爱默生的生平和著作》一文中记载，爱默生两次结婚，日记里都只记下了一句话。

　　爱默生挚爱朋友和家庭，并且总是很慷慨地向他们表达这种挚爱。除了照料家人，他也一直尽力从经济上和学术上帮助朋友们。但是，他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孤立的，更注重个人的自我独立。在他最超验的时候，他甚至认为友谊只是灵魂进步的台阶，等到没用的时候就该销声匿迹了。

　　１８３６年，傅勒初见爱默生的时候，爱默生与第二位妻子利蒂安结婚还不到一年。在此之前，他刚刚承受了三次打击：心爱的娃娃新娘爱伦于１８３１年死于肺炎，弟弟爱德华死于１８３４年，１８３６年春，他最喜爱的弟弟查尔斯也离开了人世。还有一个弟弟巴克雷有精神病。几年以后，他的儿子瓦尔多又死于猩红热，爱默生在纪念爱子的长诗中就质问道：“你让我还能爱什么？”

　　也或许正是这些接二连三、常人难以抵御的生离死别，造就了爱默生淡漠、孤傲的个性。他的哲学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纯思辩，而是亲切而入世的，或许他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他提供了一些感情的慰籍：既然人生来就是孤独的，那么孤独就是一种最崇高的境界；在这样的前提下，失去家人，朋友，似乎便不是那么难以忍受的痛苦。

　　爱默生遇见傅勒的时候，表面上恢复了平静。经过一段时间的离群索居后，他已经重新和新老朋友们来往。那时，他最好的朋友是Ａ．布朗森·阿尔科特（Ａ．Ｂｒｏｎｓｏｎ　Ａｌｃｏｔｔ），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激进的教育学家，小说《小女子》（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Ｗｏｍｅｎ）作者路易莎·梅·阿尔科特的父亲。爱默生认为，阿尔科特的理想主义比他自己的要更冷峻，更纯粹。

　　就在爱默生为阿尔科特着魔的时候，傅勒来了。初次见玛格丽特时，爱默生并不喜欢她。“她长得太平常，眼皮不断地眨巴，说话带着鼻音……这都令人不快。我对自己说：我们长不了。”

　　但是，爱默生马上就发现自己“笑得太早了”。到了下午，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被玛格丽特完全折服。“我当时正在潜心研究伦理学，并且尝到了孤独和自制的甜头，但在与她几个小时的闲聊中，我发现了一些世俗的东西，等我回到图书室的时候，想到她时，我想到了花盆底下脆生生的刺。”玛格丽特善于对人对事进行冷嘲热讽，但是，爱默生发现，她的冷嘲热讽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来自她的过人天赋和野兽般的锐气。

　　与多少有些孤傲的爱默生相反，傅勒善于人际交往，并且相信情感生活与心智生活一样重要。她认为，爱默生不应当从人际关系或哲学上脱离社会。她不断地提醒和诱导他，纯粹思考的生活是枯燥无生趣的，他应当允许自己感受和表达感情。在别人都敬畏爱默生的时候，傅勒敢于大胆地向他表达自己的看法；对爱默生所赞赏的人，尤其是阿尔科特和卡莱尔，她也敢于大胆作出公正的批评和评价。

　　正因为他们在性情和处世为人上的不同，他们的交往，为对方起到了互补的作用。在人际关系上，傅勒扩大了爱默生的社会圈子。她把她的朋友带往康科德，其中三个人—-山姆·格雷·沃德，安娜·巴克和凯罗兰·斯多基斯，都成了爱默生的终身好友。这些朋友都比爱默生年轻，从事的创造性活动也并不多，他们带给爱默生的不是哲学上的高深讨论，而是生机勃勃的青春活力。　爱默生的弟弟查尔斯死后，傅勒变成了他与外界联系的桥梁。

　　爱默生也对傅勒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不断地鼓励她，并且是促使她思考的最好的争论对手。他的安详和沉稳，帮助她学会驾驭自己过于强烈的感情冲动；他还加深了她对独处和自然的理解，并且亲自把她带入了她本来无缘涉足的男人们的文学界。

　　爱默生对女人的态度是复杂的。他的哲学中，很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所有人都应当有充分的自由全面发展自己。他认为，女人作为人，应当得到全面的心智发展；他喜欢有智慧和生气的女人，觉得驯良温顺过于乏味。

　　但在为人处世上，他又不喜欢人们在他面前自作聪明，女人尤其不能自以为是。他说：“女人的长处，不是男子气，而是柔弱，是柔弱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作为女人，其个人发展应当用被动的、非竞争性的方式反映出来。

　　爱默生认为，女人太轻易地陷入个人关系，她们可以全心全意地奉献自己，但是缺乏深度。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与别人的关系陷得太深，会削弱他的创造性。男人应当克制自己感情的泛滥；女人太仰仗她们的感情，因而天生就是被动的，缺乏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活力。像玛格丽特那样放纵感情，是女里女气、软弱无力的表现。在他看来，男人的头脑是活跃和富于创造性的，而女人的头脑仅仅是被动的；最优秀的最出色的女人的头脑，始终比不过最优秀最出色的男人的头脑。

　　我们知道爱默生的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自己周围女性的观察，以及和傅勒等女性进行过探讨和讨论。他的一些看似抽象的哲学论述，其实都来自生活中非常具体的经历和事例，就像他许多关于友谊和独处的论述，其实是在具体记述他和梭罗等生活中的朋友的交往和冲突。

　　爱默生和傅勒的教育也是互补的。爱默生所受的是哈佛提供的传统的古典教育，此外，他还广泛阅读了英国文学。傅勒则大量地阅读了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文学，对她的母语反而涉猎不多。相识的头几个月，他们就已经互通有无：她借给他许多歌德的传记，他则借给她一些英国作家的作品。他说服她读乔叟、赫伯特，让她多读莎士比亚，增强自己文学素养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成分。而她则鼓励他欣赏德国和法国的作家，尤其是歌德。她还向他介绍了乔治·桑的作品。

　　玛格丽特聪明、博学、自信、性格坚强。她最大的特长是对话；她的写作能力和演说能力都远不如爱默生，加之英年早逝，她留下的东西，只是她灵感的很小一部分。她的许多“思想火花”要么消失在沙龙里和林中小径，要么折射进了别人的思想中，尤其是爱默生的思想中。

　　玛格丽特·傅勒和爱默生的关系之密切，大概相当于甚至超过今人所说的“ｓｏｕｌｍａｔｅ”的程度。她访问爱默生时，一住就是很多天。爱默生允许她阅读他的日记。他上午独自工作，下午就和玛格丽特一起读书讨论，或者是沿着康科德河和瓦尔登湖漫游。

　　有一天，爱默生夫人利蒂安请玛格丽特和她一起去散步。玛格丽特脱口而出：“可是我已经答应和Ｍｒ．Ｅ一起散步了。”利蒂安一听，眼泪夺眶而出。对于利蒂安的生活和感受，我们读到的，要么是爱默生的记录，要么是玛格丽特的记录，后来爱默生的女儿爱伦也有一些侧面记录。利蒂安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爱默生的笔记里记录下了她在１８４３年说的一句话：“亲爱的丈夫，我真巴不得我从来就没有出生。我真不知道上帝会拿什么东西来补偿我这可怜的生存。”

　　傅勒遇难以后，爱默生马上派梭罗前往出事地点，希望抢救她在给爱默生的信件中提到过的关于意大利革命的手稿，可惜一无所获。爱默生马上组织了她所有的朋友和同好，很快写出了一本纪念她的《回忆录》。

　　我们记得傅勒，我们记得爱默生，是因为这些伟大的人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我们的时代，预见了我们即将面对的社会和灵魂的困境，并且用自己的文字和生活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路径。

　　Ｍ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ｒｌｏｓ　Ｂａｋｅｒ：　Ｅｍｅｒｓ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ｓ：　Ａ　Ｇｒｏｕｐ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ｋｉｎｇ　Ｐｅｎｇｕｉｎ，　１９９６）

　　Ｐａｕｌａ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Ｆｕｌｌ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７）

　　张爱玲：《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见《同学少年都不贱》（天津人民出版社）。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6 华夏文摘 cm060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