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February 09, 2006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老早就听人家说起张爱玲这篇小说,今天才得空看到。图书馆里添了不少中文书,这本书正好没人借。

张爱玲身前把这篇小说的手稿交给了宋淇,却一直没让他出版。编者说可能是张爱玲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怕损害了自己的名望。

我却觉得,那也许是张爱玲自己内心中的羞愧。这篇小说的自传色彩太浓。她能写出赵珏见到飞黄腾达之后的少年旧友时的百感交集,何以见得她自己就不曾有这样的百感交集?以自己的痛处而示人,于聪明高傲如张爱玲,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崇拜张爱玲的人总爱说,张爱玲如何孤傲,如何宁愿清贫而不为五斗米折腰。小说里的赵珏,面对的却是无奈,碰上的男人又都令人失望——丈夫竟然于七十年代初回了中国大陆,而心怀叵恻的司徒华在图谋不果之后又落井下石。这是一贯的张爱玲,哪里是故作高傲,实在是造化弄人。

故事的时空跨度很大,从抗战期间的上海重庆,一直写到基辛格访华之后的美国。不铺开这样大的场子,不足以写尽岁月沧桑和命运无常。

我又想起了写《命运的轮盘》时的那种心绪。我所目睹的命运变故并不大,我自己也是幸运儿,然而就凭我的经历阅历,就已经能够体味出张爱玲试图描绘的那种苦涩。

写落魄者的自惭的居多,而写幸运儿的难堪的恐怕就不多了,因为世人总是同情弱者和不幸的人。有谁知道,幸运儿也有幸运儿的苦衷:他们的苦衷就在于他们的苦衷无从说起,说了人家也不会同情,反而会说他们矫情。:)

这一本书里,还收录了张爱玲写的另外两篇文章:《爱默生的生平和著作》,《梭罗的生平和著作》。张爱玲翻译这些人的著作,是在五十年代初刚到香港时为了生计而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而作的,据说她本人对这些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大约除了海明威。但不管初衷如何,如今,老爱,老梭和张爱玲在中国读者里总是纠缠在一起了,很奇怪的超越时空的文缘,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张爱玲板起面孔写的介绍文章,究竟不如她写的创造性文字好看。她说梭罗是为了接近大自然、试验独居的乐趣才搬到瓦尔登湖去住的,就是落了俗套的CLICHE。真实情况比那要简单得多:梭罗住在爱默生家里,日子久了,便有些不方便。尖刻的霍桑就说从与爱默生的谈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朋友么,最好不要朝夕相处,更何况梭罗又总是那样“硌硬”,说话总要故意跟人作对。

梭罗生命晚期,正是自己的创造性逐渐成熟、而爱默生声名渐渐远播、创造力却渐渐衰竭的时期。似乎他们的总和是一样的,一边增加了,另一边就要减少。:)

有一阵子没跟怪人们打交道了,又想搬出他们的东西来看,可惜没有时间。

1 comment:

菊子 said...

 长沟流月去无声

  作者: 散宜生( September 08, 1999, 03:06 PM )

  ──也猜张爱玲与赖雅的姻缘

  今年四月十二、十三日的世界日报副刊登载了夏志清教授的文章《一段苦多乐少的中美姻缘》,这是为司马新的中文新书《张爱玲和赖雅》所作的序。
  这书名有一点误导,这本书其实是司马新的研究成果兼张爱玲的后半生传记。

  本人以前并不知道赖雅(Ferdinand Rayher,1891-1967)是何许人,读了这篇文章才明白,原来他是张爱玲的美国丈夫。
  第一感觉就是:张爱玲有个美国丈夫,for what?夏志清教授显然也有类似的感觉。夏先生可说是捧红了张爱玲的第一人,他称张爱玲为曹雪芹以来的最好的小说家,自1961年他出版了如今已是经典的《近代中国小说史》以来,这一说法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夏先生看来是深爱张爱玲的。赖雅虽是个出过几本小说、写个几个电影剧本的美国作家,但他“在美国从未真正出过名①”,而且比张爱玲大了二十九岁,对她的创作生涯似乎是只有妨碍没有促进。对张爱玲遇上这样一位美国丈夫,夏先生难免就生了点不平和愤恨。

  夏的序,前一半是对作者司马新的介绍,后一半是在猜度、议论张与赖雅的关系。司马新强调两人感情上的需要,夏志清对此并不同意,至少是不感兴趣。不过,在美国久了,他也不会因为观点不同就急色急腔地喊叫。

  赖雅同张邂遘期间,的确如本书作者所言,“是个热情而又关心人的男人,对她的工作既有兴趣,对她的幸福也很关怀。”夏的笔锋轻轻一转,就在这“幸福”两字上接着做文章。考虑到并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可以在当地很方便地订到世界日报,我就多引用一些吧。

  “但是有一点没有明白交代,他有无把已曾中风多次,两年前还住了医院之事在婚前告诉爱玲。假如他把此事瞒了,我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再者,张于婚前即已怀了孕了,赖雅坚决要她堕胎,我认为他不仅不够温柔体贴,且有些残忍霸道,同她的父亲一样损害了她的健康。

  张爱玲瘦瘦的体型我们在照片上看得多了,不会把她同生男育女联想在一起的。但怀了孩子,身体里的荷尔蒙起了变化,胃口好,体重也跟着增加,身体从此转强也说不定。

  三十六岁〔张与赖雅结婚时的年龄〕的才女,想在美国找个年龄相当,身体健康的对象不能算是个奢望。”

  下面,夏志清再写,为了这个“钱、才双尽”的美国老头,张爱玲是怎样彻底地摧毁了自己的健康的。

  “主要因为赖雅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爱玲才决定于一九六一年秋亲自飞往台湾、香港去赚钱。钱赚得并不多,倒把自己身体也累坏了。

  同赖雅结婚五年仍打不开一条出路,她竟有意以《少帅》为题写本畅销书,我认为是大大的失望。(赖雅原是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很可能觉得张学良劫蒋之举非常英雄,给她出的主意。)

  她旅游宝岛,刚到台东,得悉赖雅又一次中风即赶回台北,竟因买不起返美机票而反提早飞港去写电影剧本,以便多挣些钱为夫婿治病。……给赖雅的信上谓“工作时间太长,眼睛又在流血”。……假如爱玲能同一个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人结了婚,生活上可能有一种幸福感而让她重新投入大千世界(美国当然包括在内),兴致勃勃的再去创作也说不定。”

  好一朵中国鲜花,竟插到了美国的牛屎上。如果张爱玲真是如夏先生所说,为了钱的事而觉得“同一个有资格进麦道伟文艺营的美国文人结婚未始不是一条好的出路,不管他年纪多大,在经济上总该比她有办法”,那我们真要为张爱玲仰苍穹而一哭了:她不但选错了饭票,而且倒过来被男人当了饭票!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张爱玲是为了饭票而结婚?写了传记的司马新没有这么说,夏先生也只是猜度罢了。我们可以理解夏先生为何如此猜度,中国的超一流作家嫁了美国的末流文人,这未免使张迷们有点难堪、失落。但是,是否有必要为此而在传记材料之外寻找“合理”的假说呢?

  女人为饭票而嫁,就像男人为色而娶,本也是古今中外历来如此的普适现象,说不上特别光荣但也没有什么羞耻之处。如有确凿根据,也就是说个事实而已。如果不过是猜度,那天下可猜的事多了,我也来猜猜又何妨?

  张爱玲并不讳言自己是个“财迷”,当她与杂志编辑为稿费而争执的时候。但是,在人生的大关节上,钱对她似乎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否则,十九岁时,她何必离开富裕的父亲,投奔没有什么钱的母亲?她母亲还特地警告了她:“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②”张爱玲思考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出走。她嫁胡兰成,也不可能是为了金钱。两人都知道胡时时可能亡命天涯,连个婚礼都没办③。从她的个人经历看,我猜不出张爱玲不是为感情而嫁赖雅的旁证。

  张爱玲嫁的是个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很难说是为了经济的原因而慌不择婿。她是有反骨的,从小就拗着母亲的心意不愿学淑女。对传统的见解,流行的看法,公认的道德规范,她都敢于非议反对,而且非议得心狠,反对得手辣。赖雅既然信奉共产主义,对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有所批判。或许这种叛逆,就合了张爱玲的心意。胡兰成的《民国女子》,对她的性格有细致的描写。从张爱玲的性格猜,嫁个“造反有理”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简直就是她为感情而嫁人的直接证据。

  时至今日,大陆还有人在说张爱玲是反共作家④,如果他们知道张爱玲的丈夫曾是东德党员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密友、曾经信奉过共产主义,不知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大概仍然会说张爱玲是反共作家。在这些人的世界里,只有亲爹亲妈似的中共,才是可以由他们自己的存在而证明的真实存在。别的共产党,也就是“修正主义”罢了。

  按她的年龄,张爱玲其实还是中国第一代能在社会上独立生活的新女性,她们与今天的生来就享有这种自由的女性,是有点不同的。她们有更强的判逆心,虽然没有听说过今日流行的女权主义的名言隽语,对得来不易的自由,反是她们,别有一番挣脱牢笼后的珍惜。张爱玲不是八十年代的陈冲,不是九十年代的巩俐。陈冲说她要嫁医生,女演员过了四十岁,就挣不到多少钱了,而医生越老挣钱越多;巩俐则嫁了南洋的香烟小开。这两位的丈夫,不但符合、而且远远超过了夏先生的“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条件。不过,张爱玲如果也象今天的人生舞台上的一些光灿灿的女演员,下了幕就如此遵从流俗,她或许也就不成其为张爱玲了。

  第一次读张爱玲,就为她的不同流俗所惊诧。那是一个题为《色,戒》的短篇。一位青年女子,为爱国杀手色诱汉奸高官。同志们既要利用她又视她为不洁,倒是那位家中没有感情的高官对她很是关怀。在紧急关头,她竟然示意高官逃走!高官随即一个电话,下令封锁了整个街区,把参与其事的青年学生全部逮捕,在当天午夜就枪毙了,包括那位救了他的女子。芳心如雪,郎心如蝎,对比之烈,令人气绝。张爱玲最擅长的就是这样的题材──手头并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让他改变自己生活的小人物,在沿着外界情势为他所规定的轨道机械地运行时,突然而起的一种感情冲动,一种“发神经”,一种我们不相信他也会拥有的个性的灿烂爆发。

  如果我们希望张爱玲结一段囿于流俗的姻缘,那我们也不必读她的小说了,我们还是读鲁迅的吧。鲁迅的小说也写的好,但是他笔下的人物,阿Q,孔乙己,祥林嫂……总象是忠实地诠释着中国人的某一类典型,他们从来不会发一次典型行为之外的“神经病”,从来不会在典型规定的道德原则之外使一次“坏”,因而也就缺少一点个性的亮色,没有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的那种独此一个的味道。毕竟,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型:好人都是相似的,人“坏”的时候却各有各的“坏”法。

  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或许不能算是一场精明的生活安排,那就算是她发了一次“神经”吧,那又怎么样?那也是她的个性的灿烂爆发。嫁了“一个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人”,就会使她有“有一种幸福感”从而“兴致勃勃的再去创作”?谁又能保证,一个虽能挣钱但却思想平庸、缺乏批判眼光的男人,不会窒息了张爱玲的创作激情?

  说到底,一个中国女子嫁洋人,干卿底事?好也罢,孬也罢,只要是她自己的选择,只要她自己无怨无悔,又何必要他人议论纷纷?特别是男人,大可不必有那么多的父权式的不平;至于夫权式的愤恨,就简直有点滑稽可笑了。

  对于一位洞察世事的作家,真实的生活,总是一连串的痛苦的折衷和无奈的妥协。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或许是确实有感情;或许,也就是她早已说过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为什么是这只虱子而不是那只虱子,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是运气问题。张爱玲缺的,其实还是运气。五十年代末,台湾、香港的经济尚未起飞,汇率也低,要在中文市场挣了钱去付美国的医药费,只怕是谁都做不到,何况当时张爱玲还没有今日的名气。美国人虽然素来对中国文化有好感,但主要还是在感官享受的层次。
  要他们读小说,当时“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未流行,只怕是兴致缺缺。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人写的小说,在美国还是不卖钱的。学院里有些人吹得很高,这就说到夏志清羡慕司马新的原故了:司马新拿了文学博士却在金融界任职,“不教书,不必去看那些西方新左派的文学理论和研究,自是一种福气。”
  在美国市场畅销过的大陆人的作品,从周信芳之女所写的《上海的女儿》到郑念的《上海的生与死》,从梁恒的《革命之子》到张戎的《鸿》,几乎都是传记,或自传体小说。如果能连上一点西方人耳熟的地名,比如上海,则更为理想。西方读者要看的是中国人的实实在在的悲欢,和他们从另一种文化背景出发的对西方世界的观照。

  在今日的西方,传记是书本市场的一大主流,自传体小说则是小说的一大主流。亨利·密勒曾经为美国人的喜欢自传作品下过个注解⑤:“自传体小说,爱默森说它会随着时间而日益重要,已经代替了优秀的忏悔录。这一文学体裁并不是真实和臆造的混合,而是真实的扩展和深化。它比日记更可靠,也更诚恳。要求作者必须叙述事实,那只是一种浅薄的真实性,自传体小说是作者的感情、思考和理解的真实性,是消化了的并吸收了的真实性。它是作者同时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自传体作品,如果敢于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那就必然会有一种别的体裁所难以企及的生动和亲切。或许正是这种生动和亲切,使得它们成了在美国市场上第一个冲破中西文化壁垒的开荒牛。

  张爱玲有个不寻常的家庭──她有吸鸦片、讨小老婆的父亲,却又有一个留学法国学艺术的母亲;日据时期的上海,不寻常的时代不寻常的地方,这一早慧的少女如流星般不寻常地声誉鹊起;她和“汉奸”的恋爱,大陆沦陷后她从上海到香港的逃难,还有她在美国的挣扎,张爱玲的前半生,实在是多姿多采。以她的文笔,张爱玲一定能在这些事实之上写出扩展和深化了的真实。即使是在五十年代末,这样的一本传记,或许,也能在美国市场畅销吧?我们不必遗憾张爱玲嫁了洋人,真正值得遗憾的是她没有留下这样一本自传,以至身后任人猜度。

  张爱玲学了不少《红楼梦》的笔法,在这一点上却是太不象曹雪芹。她不写,还让谁写?杨沫的《青春之歌》?今天谁看?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还没有一部有份量的的女性自传小说。以张爱玲的份量,她自己不写,别人也要代笔。司马新用传记材料与她的作品对照,断言《多少恨》和《半生缘》是“带有浓厚自传体成份的作品”。不过,在没有学过大厚本现代文艺理论的普通读者看来,这大概是带有浓厚猜度成份的研究。

  今天,即使是世代的贵族,也微笑着走上了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的这一平等化路程。以讲究礼节著称的英国,王妃和储君竟相给黄色小报抛偷情材料。只有张爱玲,至死仍是民国的最后贵族,她的骄傲,永远不能退色为博取凡夫俗子的同情和眼泪的虚荣。夏先生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些与张爱玲关系不深的人,会保留在她的《对照记》相本里;而她的遗嘱执行人宋淇夫妇、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却都付与阙如。

  很可能在他去世二十多年之后,她对他的感情变得淡薄了,觉得即在当年,他的才华就不高,年龄也太大,配不上她。或许因为下嫁洋人,本身就是件难为情的事,不要读者们知道。

  这只不过是又一次无聊的猜度。夏先生在美国五十年,嫁洋人的中国女子,想来见过无数,居然称之为“下嫁”,居然说“是件难为情的事”!
  But,would she care what you say?

  不愿示人以赖雅的照片,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张爱玲的敏感、张爱玲的骄傲?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她的贵族气质,是因为她心中自有他人无法触及的净土?
  或许,她只是想保留一片虱子尚未爬到的皮段?

  夏先生说他也是“张自己认为最信得过的一位朋友”。看来夏先生在朋友的事上还是很中国的,人一死,就可以在夫妻感情上代为立言。难怪越到晚年,阅历越多,张爱玲躲人躲得越厉害。夏先生当然可以谈他的看法,但说话何妨含蓄一点,毕竟谈的是自己的朋友嘛。单是题目,就显得过份直露,配不上张爱玲的典雅华贵。人家爱的是《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你却写了英文题目再译成中文?

  或许可以在李清照南渡后的词里找一句?这两位奇女子在暮年的情感,想来会有些相通之处。但是,首先跳上心头的,却还是陈与义的“长沟流月去无声”⑥。在通向宫殿正门的小桥上倚栏而饮,上有明月,下有流水,背后是嵯峨的楼宇,面对的是高朋佳人,何等雍容,何等潇洒!但是,这却不是进行时态的欢歌笑宴,而是二十年后的梦中重温。此身虽在,心神堪惊,于是就有了灵与肉的分离。作者在梦中重塑的青春肉身,仍在欣赏着醇酒美景;但是,他的灵魂,却痴呆呆地垂眼看着桥下的流水。明月撒在长沟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而即使是这种支离破碎,也正在缓慢却又倨傲地随着时间流逝。
  沉醉的肉身或许以为明夜仍有同样的凄美,灵魂在经历了靖康年间的一朝南渡和二十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却清醒地知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自序)今夜的酒,也就只能醉在今夜。

  张爱玲嫁了个按市场意义不算成功的美国文人。但是,对于一颗为着缓缓逝去的浮华唱着无奈挽歌的孤独灵魂,她的肉身嫁的到底是谁,这个肉身所经历的种种苦辛,或许,已经不是那么郑重得需要教授来猜度的事。
  【注】
  ① 夏志清,《一段苦多乐少的中美姻缘》,世界日报,1996年4月12-13日。
  ② 张爱玲,《我看苏青》。收入唐文标编《张爱玲卷》,香港艺文图书公司,1982年。
  ③ 见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民国女子》,1976年。
  ④ 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了望》1995年第27期,并见《华夏文摘》(1996年1月19日)。
  ⑤ Henry Miller, , New Direction, 1969, NY.⑥ 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96-05-19,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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