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ly 27, 2009

赏钱

本某大概是离家太早,乡愁的一点冇得,当初看见余光中的个《乡愁》,就只想偷笑。好了,如今大陆台湾都通话了,看你还愁个什么愁。没得诗写了吧。

今天PDPD上班来,聪明的人物越来越少,MIT来的大卫也要走了。大卫其实一点都不大,一米六都不够的样子,佝偻着窄窄的肩窄窄的背,瘦得像只干炸虾。桌子上放着一个七八岁娃的照片,纯亚裔的,自然肯定不是他生的。也没敢多问。自曝是极右派愤青。还自曝有个兄弟,是极左派愤青。

看见他,我就老想起 Unibomber Ted Kaczynski. 可他总还算是个聪明人。一聪明遮百丑。他一走,公司里的平均智商又要下降一格。

明天又要和投资人开会。开什么会,就是哄他们继续出钱,和小时候跟叔叔们要压岁钱一样。不同的是,小时候的压岁钱是不用要的,只要装装乖,叔叔们就都是要给钱的,而且还都是专门从银行里兑出来的新钞票。

他盖茨大叔的。仲尼厄而写春秋,今天我也诗性大发一回。:)

赏钱

小时候
赏钱是一摞新新的压岁钱
我在这头
叔叔在那头

长大后
赏钱是一份薄薄的奖学金
我在这头
学校在那头

后来啊
赏钱是一份慷慨的研究资金
我在这头
基金会在那头

而现在
赏钱是一笔脏脏的投资
我们在这头
VC在那头

Sunday, July 26, 2009

驯悍椅,民俗节

我有个东欧同学,也算是个书香门第出身吧,却下里巴人得很,不爱洗澡,连牙都不好好刷。民粹派的好处,是精通民间智慧。从他那里学到了,汽车里前排右手那个座位,叫“丈母娘座”(Mother-in-law's Seat)。

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座位最不安全。你最恨谁,最想喀嚓谁,你就让谁坐那座儿。

嘿嘿,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丈母娘还是爱女婿的,婆婆才是敌人,这个 Mother-in-law 应当不是丈母娘,而是婆婆,这个座位也该叫婆婆座吧。

你晕车么?晕车的同学都知道,开车不晕坐车晕。聪明的晕车族就知道,随时抢着开车,就可以避免晕车之苦。我却是晕车族里的懒骨头,开车都是万不得已,在离家半径十公里以内的小圈圈里转;出门时,但凡有人代劳,我就不开车。

今天在 Lowell 市有民俗节,Folk Festival, 某大人要加班,送个顺水人情,要带我们去看民俗节。理所当然地,我就坐在了婆婆座上。初时还是兴致勃勃,婆婆座上一晃悠,没几分钟就悠悠升天了,看什么都是天旋地转,听什么都是惊天动地。平日强势饶舌之徒,如今也没力气胡说八道、指东话西了,蔫蔫地趴着,作小鸟依人科。某大人得意非凡,称这个座位为驯悍椅。

Lowell 是波士顿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其实,我上个星期六刚来过 Lowell, 访问了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出生地和墓地。凯鲁亚克只活了四十七岁。从生到死,是四十七年,从出生地到墓地,是两个半英里。

今天再访Lowell, 迷迷糊糊地望过去,街头有很多艺人,花花绿绿的杂耍,震耳欲聋的音乐,卖的食品,也无非 Hamburger, Hot Dog, Shishi Ke Bob,看看就没了胃口。

其实,Jack Kerouac 的时代,Lowell 也和今天一样,是一个“蓝领”城市,只不过当时是传统的纺织工业,如今还有著名的纺织品博物馆,经常接待学生来访。而且居然还有个被子博物馆,不知在美国算不算独家。凯鲁亚克的父母都是法裔加拿大人,他父亲曾经办过小印刷厂,倒闭以后,他母亲就成了车衣女工。

《在路上》的时候,凯鲁亚克也曾经和一个墨西哥女子同居,和她一起住帐篷,摘葡萄。然而那不过是客串。到末了,凯鲁亚克还是离她而去,回到白人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氛围中。凯鲁亚克毕竟还是没有突破社会阶层的和种族的藩篱,他再反叛,也毕竟只是在白人知识分子内部的反叛。

今天的Lowell,也在试图赶上新工业的步伐。我来美国之前就听说过王安电脑公司,等我来以后,王安疲累而死,儿子是阿斗,王安公司已经倒闭,唯一令人回想起它的标志,就是波士顿有个表演中心叫“王中心”(The Wang Center).

王安公司从前的总部就在 Lowell. 如今,那个大楼是摩托罗拉在用。最近摩托罗拉大肆裁人,周围的几家分部都在关门,幸存的人员,慢慢都挤到这个大楼里来。

街头行走的人群,却很少看到像凯鲁亚克那样的“白”人。今日的Lowell, 西班牙/墨西哥裔,亚裔(越南,柬埔寨)占了多数。一看街头的人群便知。偶尔看到金发碧眼,有的是属于墨西哥人里的淡色皮肤,有的大约是盎格鲁-萨克森人吧,臂弯里却挎着一个非盎-萨,手里再推着一个卷卷头发的小毛头。父亲大约是非裔。就是黑人啦。

这才是真正的,生动的,活着的美国。可是,我却觉得,眼前的这个活着的,生动的Lowell, 是这样陌生而遥远,而那个死去的,书上的,过去的Lowell, 反而更加亲切。

我们住的是所谓“雅皮”小镇,挤入这样的雅皮镇的有色人种,多是中国人、印度人,就职于周围的大学、研究所、公司(生化与IT两大类为主)。这种雅皮镇的生活,和城市生活相去甚远,与真正的美国社会,其实也隔膜得很。

街头的音乐,蓝调,摇滚,民间,令我头疼欲裂,躲过街头已经开始扭着屁股跳舞的人群,钻入车子,听到熟悉的,纤细的,安抚人心的肖邦,竟觉得像落水儿童得救一般。回家后,一盘素淡的西红柿炒鸡蛋,吃得大快朵颐。

唉。早知道我是叶公好龙。

Tuesday, July 07, 2009

妇人之仁:爱你的邻人吧

晴过两天,今天又大雨滂沱。迈克尔·杰克逊今天下葬。新疆实行宵禁。

追悼会上,迈克尔的朋友说,我们纪念他,因为我们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和自己的联系:他是一个人。

迈克尔确实超越了一个时代。超越了黑白,超越了东西,超越了冷战。他的追随者就是一些流行音乐发烧友,他们之间的共同纽带就是迈克尔。不管他本人多么复杂,多么迷失,这个世界总会简化这些复杂和这些迷乱,人们找到了互相之间共同的东西。

然而黑人还是要强调他是黑人。他是黑人成功的典范。令人难过的是,这些成功的黑人们,结局却很悲惨。OJ辛普森,还有上个星期刚刚被枪杀的田纳西四分卫Steve McNair. 他们成功了,然而成功以后又是那么艰难,混乱。迈克尔虽然享尽死后哀荣,贵若王者,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的伙伴,却是孤独和丑闻。毒品,白女人,豪华的生活,和家庭和社区的隔膜,最终令他们手足无措。

看得不多,后来断电。请的电工来了。丹尼斯和他的儿子。他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像个研究生。儿子说,现在经济不好,大家都在收紧裤带,他们的活路也不多,不过,为了给孩子们吃饱饭,他就是扛起铁锹挖土,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也会去做。

诚实的,勤奋的劳动者。法国裔的。白人。

我们这个社区,最早的几家,德国后裔,爱尔兰后裔,意大利后裔,几家还在去教堂的,都是天主教徒。最早的地主,住的房子挂着1735年的招牌。我们这一片房子,最初都是他们家的果园。现在他们家的儿子成了工薪阶层,而且是在普通制造业的,工资和我们不可同日而语;媳妇刚把孩子养到上学,去参加培训,成了一个医生办公室秘书助手,工资也只能是我们的零头。

后来搬来的几家,有我们,还有一家印度人,另外一家,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台湾人。工作有律师,法官,软件公司前CEO后咨询人员的,还有一个是舞蹈教师。

还有一家是两个母亲。两个母亲里,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犹太人。他们新装了游泳池,夏天总要请邻居们来一个 Pool Party。复活节的时候,街坊里组织 egg hunt,所有的孩子,基督徒的,非基督徒的,都会来兴致勃勃地找鸡蛋。

孩子们中间只有一样界限:男女界限。男孩女孩,毕竟兴趣不同,玩的游戏便不同。

并不是觉得这里是桃花源。虽然是鸡犬之声相闻,我们其实还是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见面,都知道不说政治,不说宗教,不说种族,不说男女。偶尔,我也会纳闷,不知道老地主一家,如何看待这些新邻居们。他们渐渐丧失土地,收入水平相对下降,孩子们也被迫放弃悠闲的童年,被这些外来移民的孩子们逼得多花时间作功课;我们这些陌生的外来户,从语言到生活习俗到成长经历,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我知道,就算他们腹诽,他们至少不会当面指责我们掠夺了本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孩子,哪怕心中充满偏见,起码在公共场合,他们知道,不能因为某个人的宗教或种族背景而对他另眼相看。学校里教给孩子们各个国家、民族和宗教的习俗,让他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我向来悲观,对一切伟大而神圣的东西,都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因为这些伟大而神圣的东西,上帝,祖国,民族,国家,甚至荒诞不经的“稳定”“和谐”“反恐”,都会成为人们冷酷的屠杀的借口。而暴力,只会制造更多的暴力,隔阂,战争和仇恨。

当今世界,不论人们如何信奉世界主义,号称世界公民,现实依旧是,每个人身上都贴满了标签。

我以前的印度老板,喜欢夸耀印度的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的多样化和和平共处。有一天,一个巴基斯坦同事进来。印度老板热情洋溢地拍他的肩膀,大夸他的工作能力和效率。然后他还加了一句:你看你多善良,他们老说MSLM多么恐怖吓人。

我不寒而栗。他对穆斯林的偏见根深蒂固,所有的溢美之词,不过是在说,这个巴基斯坦人不是普通的MSLM,而是一个例外。

突然觉得绝望。妇人之仁,向来令人不屑,然而似乎也是我仅存的一点信念。

我的妇人之仁,不是要制定什么新的宪章、和约,那么多的宪章、和约,并没有带来和平;也不是要人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世界上这么多伟大而神圣的东西,总是有人不甘平庸,要为之赴汤蹈火,杀身成仁。我只是祈望,如果你是一个平民,就在你挥起拳头的一刹那,就在你操起石头的一刹那,如果你是一个士兵,就在你扣动扳机的一刹那,或许你是一位领袖,就在你签署宣战命令的一刹那,哪怕有一瞬间的犹豫,容你自己想一想,这样的行动,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别无他途;这样的行动,无论多么伟大辉煌,最终的结果,是悲伤的母亲,悲伤的妻子,悲伤的儿童,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宗教,这样那样的肤色,这样那样的怪癖,可是,生命丧失的悲伤,却是同样的惨烈。

Thursday, July 02, 2009

My Father and the Figtree

娜奥米·希哈波·奈 (美国诗人。父亲来自巴勒斯坦。)





我父亲对别的水果都无动于衷。
指着樱桃树,他说:
“樱桃树……为何它们不是无花果。”
向晚时分,父亲坐在我们床前
像编织生动的小围巾,编织着民间故事。
故事里永远有一棵无花果树。
毫不相干,却总是穿插着无花果。
有一天约哈行走在大路上
看见了一株无花果。
把骆驼系在无花果树上,他酣然入梦。
后来他们抓住了他,逮捕了他,
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无花果。

六岁时我吃了一只无花果,平淡无奇。
“这不是我说的那种无花果!”父亲说,
“那些无花果啊,径直从地上长出来--
真主的礼物! 沉甸甸地悬在枝头
沉到触摸着大地。
我要采摘世上最大,最肥硕,
最甜的无花果
然后把它放进我的嘴里。”
(此时他突然缄默,闭上他的眼睛)

年复一年,我们住过很多房子,
所有的房子,都不曾种着无花果。
我们种过利马豆,西葫芦,芹菜,甜菜。
“种一株无花果吧!”妈妈说,
爸爸却从来不曾种上。
漫不经心地,他侍弄着花园,忘记浇水,
黄秋葵不停疯长。
“这个梦想家。开始了多少工程
却从来不曾完成。”

他最后一次搬家,我接到他的电话,
我的父亲,用阿拉伯语,吟诵着一首歌谣
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歌。“那是什么歌?”
他领我走进新的院落。
花园里,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
一株树上,挂着世界上
最大,最肥硕,最甜的无花果。
他说,“那是无花果的歌!”
他采摘着他的果实,
从那个永远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像是采摘着象征,徽记和承诺






For other fruits my father was indifferent.
He’d point at the cherry trees and say,
“See those? I wish they were figs.”
In the evenings he sat by our beds
weaving folktales like vivid little scarves.
They always involved a figtree.
Even when it didn’t fit, he’d stick it in.
Once Joha was walking down the road
and he saw a figtree.
Or, he tied his camel to a figtree and went to sleep.
Or, later when they caught and arrested him,
his pockets were full of figs.

At age six I ate a dried fig and shrugged.
“That’s not what I’m talking about!” he said,
“I’m talking about a fig straight from the earth-
gift of Allah!-on a branch so heavy
it touches the ground.
I’m talking about picking the largest, fattest,
sweetest fig
in the world and putting it in my mouth.”
(Here he’d stop and close his eyes.)

Years passed, we lived in many houses,
none had figtrees.
We had lima beans, zucchini, parsley, beets.
“Plant one!” my mother said,
but my father never did.
He tended garden half-heartedly, forgot to water,
let the okra get too big.
“What a dreamer he is. Look how many
things he starts and doesn’t finish.”

The last time he moved, I had a phone call,
my father, in Arabic, chanting a song
I’d never heard. “What’s that?”
He took me out to the new yard.
There, in the middle of Dallas, Texas,
a tree with the largest, fattest,
sweetest figs in the world.
“It’s a figtree song!” he said,
plucking his fruits like ripe tokens,
emblems, assurance
of a world that was always his 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