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鸵鸟

头上悬着星期四的达摩克利斯剑，根本无暇顾及其它。平时就不看电视，上班开车十分钟听广播时，也只是放在古典音乐台，八点半的 Keith's Classic Corner, 九点钟的 Mozart Block, 偶尔老公开了我的车，把电台调到NPR，我都要忙不迭地换回来。

周一这一天照旧如此。周四要去丹佛作技术分析报告，材料还没有准备好，后面还有人等着要后期制作。正在焦头烂额时，斜对面办公室的日本人走过来，问中国的地震是怎么回事。

我茫然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没什么吧，我没有听说什么。

这一忙，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是下午。又有同事过来询问，我这才匆忙上了网。

不敢多看。人间的苦难，太过残酷，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早就学会了逃避。当初频繁地飞往战火中的中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软弱和懦弱，因为对和平的前景过于悲观，我觉得自己反正也做不了什么，于是便不去面对每一天的冲突和屠杀，我的借口是，我的逃脱，于我，有所得，于人，也无所失。

于是那里的一切都变成了抽象，虽然明知道那里还是在冲突，还是在屠杀，我却可以心安理得地柴米油盐，歌舞升平。

我说，我是一个母亲，我的身上承载着我自己的孩子们的快乐和幸福，我没有权利抑郁成疾；我亲眼看到那些研究大屠杀的同事们，在历史的残酷中绝望、愤怒，失去对人类的信心，也失去了享受常人幸福的能力：他们被幸存者的罪恶感压得吐不过气来。

于是我逃避，象鸵鸟那样。

现代媒体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文字和图片和画面向我们讲述着遥远的地方的故事，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最质朴的同情心，一方面，它又是那么残酷地展示着天灾面前渺小的人类，同时，也暴露了媒体人与生俱来的、职业性的冷酷。

毕业之前，我去过 Boston Globe 的 Job Fair. 记得很清楚，有个小女孩，祖籍是海地的，比我毕业也就早个一两年，是那么兴高采烈地讲述自己报道海地难民问题的经过。公式简单一下，就可以说，难民的苦难，使她感到快乐成功。

她那由衷的快乐和自豪，使我彻底放弃了进入新闻界的念头。

我好象是指责新闻报道人员；也不是，大约是对自然面前人的渺小感到愤怒，于是 kill the messenger.